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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子虚乌有的“六国贵族复辟亡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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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六国之中，立国最早的当属楚、燕、齐，燕国记载较少，齐国经历田氏代齐，支族数量难以尽数。以楚国为例，芈姓公族就衍生出单姓143个、复姓112个，又各自繁衍。待到战国末年时，其人口多少我们不知其详数，但规模却可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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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之末，是否持续为“分封制”或可商榷，自始至终为“贵族国家”的性质却无疑问。那么，六国与秦国，本质上都是建立在这诸多同姓贵族与异姓贵族的联合统治之上的，只是其身份标识的法则，可以为“卿、大夫、士”的粗分，也可以是“公士到五大夫到大庶长”的军功爵细分，都是“封爵”，却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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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白地说，“有爵者”就是“贵族”，也未必在同姓同宗之国。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孔子与田齐，孔子曾祖为宋国大夫奔鲁，子姓的殷商之后给姬姓的鲁国当大夫，肯定不会有人否定他家是“贵族”。同样，田齐的先祖陈完是陈国的公子，妫姓公子给姜姓的齐国当大夫，也没人质疑他不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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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贵族”对“国家”的认知和我们今天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即前文所述的“坟墓所处、父母之国”，《论语·微子》中记录柳下惠的观点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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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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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下惠做官三遭贬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走他国出仕？他回答说，秉持直道为人臣子，去哪儿不被贬黜？如果抛弃原则而去事人，又何必离开“父母之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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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很有意思，隐含着世上无从施展“直道”的悲愤，也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为什么要离开感情深厚的土地？但换句话说，君子从道不从君，如果有真正的“有道”之君，君子也会望风景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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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孟子谈孔子，《孟子·万章章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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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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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离开鲁国去齐国，恋恋不舍地走，这是离开“父母国”的正确打开方式，一方面依依不舍，一方面决绝离去，结合后面的评价，其实就是说孔子明断、不拘泥，又有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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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孟子的态度恰恰代表了春秋战国时代对“父母之国”最温情的态度。他们对君主的态度则坚持“礼”和“义”的互相约束，发展到战国末年帛书中记录的“君臣友道”，也就是君臣关系之“朋友关系”，合则建功立业，不合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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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和“国”已经初步分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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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群“功利”主导的“贵族”，对于自己贡献智力换取富贵的“交换”完全直言不讳，对于“父母之国”自然也就谈不上什么感情可言，更不会影响他们“转仕”他国的决心。这些人心里只有自己，连“父母之国”的概念都不会有，比如吴起，杀妻求将在先，受魏国两代信重在后，晚年投楚国，带着楚军攻打魏国也没什么心理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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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心态，颇为类似今天流行的说法，“只问利弊，不问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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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贵族”可能会“择君”“择政”，或许有一点儿对“父母之国、坟墓所在”的温情，却绝不会有今时今日的“现代国家”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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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意味着，“六国”的存亡根本与当时社会上广大的“贵族阶层”无关。从思想上，臆测他们存在“复辟本国”的动因就是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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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情况是，史书上确实记载着存在“复辟”企图并付诸实施的，只有一个人——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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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往的说史叙事中与张良并列出现的“旧贵族”，如项梁、项羽、魏咎、张耳、陈馀、景驹、韩成、田儋、田荣等人，“反秦”或许是他们的“最大公约数”，“复辟”则根本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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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说说张良为什么“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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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留侯世家》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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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父开地，相韩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卒二十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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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一下张良曾辅佐的“韩王成”的经历，连传记都没有，散见他人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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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乃说项梁曰：“君已立楚后，而韩诸公子横阳君成贤，可立为王，益树党。”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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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项梁之立木楚后怀王也，燕、齐、赵、魏皆已前王，唯韩无有后，故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欲以抚定韩故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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