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011076
汉瓦：西汉王朝洪业启示录 第三节 汉帝国的军功授爵制度自开始就是一个“骗局”
1707011077
1707011078
汉代军功爵的尴尬命运，自汉王朝建立，即已注定。
1707011079
1707011080
见“汉高帝五年诏”：
1707011081
1707011082
军吏卒会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
1707011083
1707011084
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
1707011085
1707011086
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
1707011087
1707011088
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57]
1707011089
1707011090
汉高帝的这份诏书可以解析如下：
1707011091
1707011092
（1）汉军全军60万人都迈过了大夫爵门槛（秦朝应该没这么多“大夫”爵）；
1707011093
1707011094
（2）七大夫以上，即公大夫爵以上，可以获得食邑（和《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制一致）；
1707011095
1707011096
（3）“非七大夫以下”，也就是“大夫”“官大夫”免个人及一户的徭役；
1707011097
1707011098
（4）七大夫、公乘以上都是高爵（和《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制一致）；
1707011099
1707011100
（5）“诸侯子”和“从军归者”分称，说明是身份不同的两种人（秦制未显示）；
1707011101
1707011102
（6）高爵当“先与田宅”，高帝曾多次诏令，仍未执行（秦制未显示）；
1707011103
1707011104
（7）高爵有“封邑”，比拟小邑君主，所以颜师古注释“爵或人君”为“爵高有国邑者，则自君其人，故云或人君也”（和《商君书·境内》记载秦制一致）；
1707011105
1707011106
（8）秦时非官吏的“公大夫”以上爵位者，与县令、县丞分庭抗礼，而汉初的县级官吏已经不把这个等级的“高爵”当回事，让他们等着办事儿（本即追述秦制）；
1707011107
1707011108
（9）强硬要求郡守、郡尉及长吏督促部下官吏按照法令规定授予对应爵位田宅，同时对高爵者予以礼遇（秦制未显示）。
1707011109
1707011110
整体来看，“汉高帝五年诏”中展示的汉初爵制与秦爵制除了授予田宅和礼仪尊重的现实无法实现，在制度规定层面区别不大，唯一一个可能的区别即在于“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而秦制确定的是“右庶长”“五大夫”有分封“宗邑”。
1707011111
1707011112
“宗邑”也就是“封邑”和“食邑”应有一定区别，《商君书·境内》中的记载就有区别：
1707011113
1707011114
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
1707011115
1707011116
故爵五大夫，皆有赐邑三百家，有赐税三百家。爵五大夫，有税邑六百家者，受客。[58]
1707011117
1707011118
这里涉及“邑”的，就有税邑、赐邑两种说法，又最后归结到“五大夫”爵身上统一为“税邑六百家”。考虑到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提及，五大夫爵有“家吏”，也就是说，在商鞅变法时的“税邑”等于“食邑”。
1707011119
1707011120
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封建考》：
1707011121
1707011122
列侯国置相（其秩各如本县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官随国大小为增减，食邑千户以上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此家臣也，使理家事）；不满千户，则不置家丞。旧置行人、洗马、门大夫等官，又悉省。[59]
1707011123
1707011124
在《商君书·境内》中，庶子是这样的：
[
上一页 ]
[ :1.70701107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