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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 一种特殊职业——做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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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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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儒林外史》的人都知道一个有趣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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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进到了五十岁时才考中了举人，一接到消息时就欢喜得发了疯。当时有人说，要有个他平日害怕的人来吓他一下，就可把他吓醒。于是请了他的丈人胡屠户来。胡屠户却道：“虽是我的女婿，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天上的星宿是打不得的！”但禁不住旁人的敦促，他果然去做了。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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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屠户凶神般走到（范进）跟前，说道：‘该死的畜生，你中了什么？’一个嘴巴打将去。不想胡屠户虽然大着胆子打了一下，心里到底还是怕的，那手早颤起来，不敢打第二下。范进因这一个嘴巴……不疯了。……胡屠户站在一边，不觉那只手隐隐的疼将起来。自己看时，把个巴掌仰着，再也弯不过来。自己心里懊恼道：果然天上文曲星是打不得的，而今菩萨计较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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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真是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于官的看法。范进家里虽然本来是三餐饭都不周全的，但是一中了举就踏进做官的门，就是“老爷”，就能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尊荣的地位了。无怪乎像胡屠户这样的人以为中举做老爷的都是天上文曲星下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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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于官抱着这种敬而畏之的看法，正因为在实际上官是享有超于常人以上的特权地位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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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在君主时代，做官的人也有很多本来是穷家子弟，像《儒林外史》中的范进那样的人。有人根据这一点就说，那时是人人都有做官的机会，“政权”开放给全体人民，所以这种政治和现代的民主政治只是形式上的不同。这种看法其实完全不对。因为要做官必须读书能文，而在当时的经济条件的限制下，受教育决不是任何人都能享受的权利，必须靠自己劳动来生活的穷人子弟，更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而且当时对做官的人，在其出生的家族的身份上仍有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限制。所以真正出生于较低级的社会层而能做官的人，究竟只是例外的少数。绝对大多数的官都是从地主士绅家庭中出来的。纵然是由较贫寒的人家出身，但一做了官，在政治上也决不能代表他所从出身的社会层了。因为他之所以能做官，不是由自己所出身的这一社会层的拥戴，而是由于在政治上的统治者的提拔。假如他不是在思想意识上已经和统治者一致，他是永远不能做官的。所以只要他一旦开始取得做官的条件时，他就已获得社会上特殊的身份，远远地而且永远地离开了原来所属的较卑微的社会层了。像《儒林外史》中的那位范进，一中了举，就有张乡绅来拜，送他银子和房产，而且“自此以后，果然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托身奴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鬟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所以这时他虽然还没有官职，但已经有了田产，有了地位，可以结纳官府，交往士绅，取得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特权，也被旁人看做特殊的人了。等到实际做了官时，那就更不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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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从旧社会中流传下来的这句谚语表明了当时官的特权地位。做地方官的人被称为“民之父母”，这也是表明官并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高出于人民以上的人。在一个县里，县官所说的话就是法律，他掌握着全县的行政，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来行使审判。他固然还要受上峰的节制，但在人民看来，他已经是一县中的小皇帝了。所有大大小小的官都只向他的上级负责，决不向人民负责。官还不仅在担任着官职的时候有着特权地位，而且到了卸任退休的时候，依然可以作为地方上的绅士而继续保持特殊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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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以后二千多年间，在君主专制政治下的官都是如此的。由这样的官来行使政治上的统治，我们可以特称之为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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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的，这种官僚政治和民主政治是绝对不容混淆的。在民主政治下固然也有“官”，但和专制政治下的官，含义是不同的。在民主政治下，至少从法律上说，是不承认官有高出于常人的特殊权利和地位的，他不过是为公众服务的人，他不具有特殊的身份，当他不做官时，依旧要和平常人一样地从事某种职业的生活。——这就是说，民主政治下的一切“官”都应该是名实相符的“公务员”，而不是在专制政治下的官僚。但在中国历史上，在民国成立以前，自然是连民主政治的名义也从来没有过的，那时只能有官僚，而一般人民也绝对不敢也不能想到一个官应该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既不敢以为官应该只是人民中的一员，便只能设想官是从天上下凡的星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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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君主专制和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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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专制皇帝的时候，已经指出官僚制度对于君主专制政治是必要的条件。从战国到秦是君主专制政治渐渐地开始成立的时期，也就是官僚制度渐渐地开始成立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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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君主专制政治成立以前，占政治上统治地位的人，最高的是王，以下有各国诸侯，再下便是卿大夫。所谓卿大夫和后来的官僚并不相同，其间差别最显著的有二点：第一，他们是世袭的贵族。卿大夫的子孙世世代代承继为卿大夫，从非贵族的人民中出身的人是不能成为卿大夫的。第二，卿大夫不仅是在诸侯之下的一个官，而且各有其领地（所谓“采邑”），在他们自己的领地上，他们实际上就是个小诸侯。这领地自然也是世袭的。——这种情形，我们可称之为世卿政治，或贵族政治，以别于官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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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时期完全是世卿政治。到了战国时期，已开始有不属于世袭贵族的人，因特殊的才能而为国君重用，如苏秦、张仪一类游说之士是最显著的例子。秦用异国的人才最多，也可表示，在他那里，世卿政治已渐趋衰落，官僚政治于是开始取而代之了。秦之能统一六国，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到了汉代，有所谓“布衣卿相”的美谈，就是出身“布衣”（非贵族）的人为皇帝所提拔，一跃而官居显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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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的，世卿政治是表示国君权力的分裂。要建立强固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政，就必须能做到在君主以下，没有任何负实际行政责任的官员是终身职和世袭职而为君主所不能加以干涉的，君主必须有权自由地任用、罢免和迁调任何官员。但这样的官僚制度在汉朝也还没有充分成熟。西汉初年不得不分封王侯，这些王侯既是世袭，又在其领土握有全部权力。在东汉晚年，地方长官（州刺史与郡太守）在所辖地内也拥有全权，而且渐渐形成世袭职。这都是中央集权下的官僚制度还没有完全成熟的表现。汉代，也没有确立一定的选拔官僚的制度，在事实上，高门大族几乎包办着做官的特权。在法律上，他们的官职虽非世袭，但在实际上，他们是世世代代做着大官。到了魏晋也还是继续着这种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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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官僚制度才可说是成熟了。贵族门第包办做官权利的现象是渐渐消失了，一般地选拔官僚的制度是确立起来了。固然唐以后也不是没有世袭的贵族（如皇家的宗室），但那不过是空有爵位，坐食俸禄并不负有实际行政责任。假如把世袭贵族以外无官爵的人都叫做“布衣”，那么已可以说，官僚集团是几乎全部都是“布衣”出身的了。这所谓“布衣”，自然并不能表示最下层的劳动人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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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政治是从属于中央的专制政治的，这正是官僚政治的一个特征。君主政治也可以说就是“官主政治”，由此就更可看出官僚制度和民主政治确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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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历史的眼光看来，我们也可以承认，官僚政治是由世卿贵族政治前进了一步。在世卿政治下，做官的人只属于极少数的贵族家庭，而在官僚政治下，则可能从较大范围内选拔贤能来做官。但是因为官僚仍是占有特权地位的新式的贵族，而官僚制度正是专制君主政治下的统制机构，那么这种政治，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然是极端落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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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君主专制需要官僚政治，需要有才能而忠诚的官僚来为自己服务，而官僚之所以为官僚，是不能不依靠中央集权的君主政治的，因此君主政治和官僚政治自然是相互为用的了。但在这里却存在着一种不能避免的矛盾，因为官僚们是为追求个人和他的家族的特权地位与利益享受而做官的，他们拥戴君主也不过是一种手段。那么君主为了维持他的政权，就必须充分满足官僚们的个人欲求，以换取他们的忠诚。于是其结果，所谓根据才能来选拔官僚常成为一句空话。官僚们虽然一方面是以其忠于君上，忠于现存秩序，成为维系君主专制政权的一个主要支柱，而另一方面，他们又终于成为从内部来腐蚀整个统治政权的贪欲无厌的蛀虫。君主专制是除了依靠这种腐蚀自己的蛀虫以外别无其他办法的。这种矛盾发展到极点时，官僚集团内部固然万分腐化，而这一代的专制君主政权也就趋于崩溃了。——唐宋明清历朝的君主专制下的官僚政治都是遭遇到这个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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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我们要来较具体地考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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