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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三、募兵·拉丁·世袭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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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强迫征发的办法不仅说不上是征兵制，而且比募兵制更坏。各朝代最初实行募兵制时，其实都还含着改良的用意。要使人民肯来自动应募，也就不能不把兵士的待遇提高一些。譬如在汉武帝时，初行募兵制，其军队除了有一部分是由归顺的异族组成，其余的据说都是“良家子”。所谓“良家子”的意思是出身于正式户籍，本有正业，并非奴隶、罪犯、游民一类人。其所以能使“良家子”自动应募，不外因为相当提高了士兵的待遇，并给以较优的出路的缘故。又如在东晋时，谢玄创行募兵制，建立了当时最强的一支军队，在淝水一战中用少数兵力打退了北方苻坚的八十万大军的侵略。这固然因为是反对异族侵略的生死存亡的一战，士气易于振奋，但士兵的品质也很有关系。因为在这以前的军队，多半是由于强征奴仆而组成的，兵士的待遇和身份完全和奴隶一样。谢玄用较好的待遇，用自愿的方式，从人民中募集兵士，所以才创建了能用以抵御外侮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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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募兵制只是以利禄来诱人当兵，使当兵成为专门的职业，其流弊当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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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兵的利禄究竟有限，而且战争频繁，军队扩大时，兵士的待遇总是日形减低，结果自愿来应募的人仍只是些社会上的无业游民、流氓、地痞之类。水旱灾常使农村中出现大批流民，城市不能容纳他们；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其中的壮丁也就只好涌到当兵这个职业中去了。所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成为民间普遍流行的谚语，其来源显然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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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罪犯，使充兵役的办法在秦代和汉初早已行过。汉武帝时，最初虽限于从“良家子”中募兵，但以后为了战争的需要，也不得不采取这办法，常一次征发囚徒或无业游民数万人去打仗，甚至这几乎成了扩大军队的惟一办法。这种人本已流离失所，或被罪待死，自较乐于应募。但所谓发囚徒，发游民，很显然地已不纯是自动应募，其中颇带着强迫的性质。唐代于废弃府兵制、改行募兵时，也曾走上强拉硬派的道路。有很多描写唐玄宗时的情形的有名的诗篇都透露着这消息。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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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杜甫《新安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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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惯听梨园歌管声，不识旗枪与刀箭。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点得驱将何处去？五月万里云南行。……（白居易《新丰折臂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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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首诗，前一首所写的还是府兵制没有完全废弃时的情形。“府帖”的选兵当是调遣原属府内的农民，但这时的府兵制实已开始败坏，所以府兵中多有“短小”不堪胜任的人在内。但也许这所说的“次选中男”，已经是从府兵以外的强征，也未可知。至于后一诗所记的那个人，毫未受过军事训练，更是强迫征调。诗中虽用征兵字眼，但完全不是现代意义的征兵，而只是募兵制发展到了强派硬拉的情形。此外如杜甫的《石壕吏》诗篇，更明白说出“有吏夜捉人”，连老妇人也要捉去，这自然是拉去充夫役，更可见当时征兵役时的强制情形。募兵而发展为事实上只能以游民、流氓、窃盗为对象，又不能不以强制征发的方式来补充，当然就是最坏的情况了。——而这正是在历代封建专制政治下的一般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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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募兵中成分本来多半是无业游民，那么在每次战争以后要使之复员就是不可能的事。既已把这些人雇来当兵，就不得不继续雇用他们。这些兵士，实际上都只能把当兵当做终身职业，除非他们因不愿当兵而逃亡。一般说来，这种职业军队除了在作战中瓦解流散或被消灭以外，是无法缩减的。唐宋元明清各代的军队都是这样情形。唐末五代时，内战更是连年不断，军队大都由强拉而来，士兵逃亡甚多，这时还采取了在士兵脸上刻字的办法，使他们永不能改业为民。宋代也还继行这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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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兵成为终身职业时，行伍中遇有空缺，往往就把兵士的子弟补充，这本是很自然的事。但由此，兵士专业化的情形显然是更加巩固了。甚至有时这种世袭的办法竟成为一种制度。如在唐代初年有所谓“父子军”的，那是皇帝的近卫部队，共三万人，其中兵卒老死了，即以子弟填充，成为定例。明代初年的正规部队名为“卫所”，其兵士都由开国时的军队中继承下来，世代传袭，规定不向卫所以外去征募。不过这种卫所制度至明代中叶已败坏，改行一般的募兵了。在那最重身份等级制度的魏晋时代，兵士的世袭制更是严格。当时的兵卒在法律上被特称为“士”，以别于一般人民。他们不列入户籍中，而有着特殊的“士籍”，并且“士家”只能和“士家”通婚姻。既入士籍之后，子子孙孙也都只能居于士籍中，也就是说，他们只好一直继续着当兵，除非政府特许“除士名”，是断不能改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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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专制统治者虽然要靠军队的力量来维持统治，但对于兵士，却只能用强制的手段来使之永远成为自己所运用的工具。这使兵士的地位更降低到了极点。魏晋时代的“士籍”的固定化，是维持兵额的方法，但也是把兵士的地位极端地降落了。唐末五代和宋时在兵士脸上刺字，也不啻视兵士如囚犯，因为这本来就是对待窃盗的方法。唐宋以后，虽然没有魏晋时那样严格的士籍制度，但是当兵的人及其子孙没有资格应科举考试，其社会地位正与当时最被贱视的倡家和优伶同样的卑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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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族统治中国时，其基本的武力也是世袭军队。譬如清朝的八旗军队便是我们最熟悉的例子。蒙古人统治中国的元代也有以自己的部族兵组成的世袭军队，并且他们在招募来的异族军队中也建立了世袭制度。此外，在五胡乱华及辽金宋时期也都有同样的情形。这种世袭兵本是游牧民族中的部族兵的继承；游牧部族没有专业的兵，每遇战争，人人都要拿起武器来。等到他们统治了中国后，原来的社会组织不得不瓦解，于是他们便把原来部族的武力继续团结在世袭军队之中，使其永不致于涣散，成为维持种族的专制统治的最基本的武力。这种世袭兵，和魏晋时的兵刚好相反，是处于统治者的地位而坐食人民的供养，但其为固定的职业兵却又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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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四、军权的集中和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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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讲的是兵源问题，现在我们来谈在封建专制主义国家中怎样统一军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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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然政权统一是军权统一的基础，但同时维持统一的军权也正是使统一的政权不致坠败的一个必要条件。假如军权分裂，地方势力拥兵割据，那么专制统一政权也就虚有其表，终于不得不崩溃。事实上，历代专制统治者在政治上的弱点使他虽尽力来建立统一军权，总是会遭遇各种困难而趋于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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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到武帝时建立了空前集中的统一政权。他实行募兵制，也是集中军权到国家手里来的一个步骤，因为在这以前那种兵民较为合一的军队，事实上只是分散在地方上的“郡国兵”。中央由募兵制而建立了强大的集中的军队，郡国只便逐渐衰颓了。到了后汉光武帝，更明令废止部国兵，似乎统一的军权可以长此不坠了，但实际上不然。因为地方官吏也同样可以募集兵士，造成私人军队。到了东汉晚年，中央政权腐败涣散，各州刺史、郡太守更纷纷扩充私人军队，形成割据，属于国家的军队反而渐渐没有了。汉代也就在这情形下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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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以后三百多年间，事实上没有真正的中央统一的政权，因此军队也常属于私家而不属于国家。魏晋时期在分裂混乱的局面下，一切强宗豪族都编练自己的武力，兵士成为私人的奴仆。那时期兵士地位之所以特别降低，这也是原因之一。从东晋到南朝的宋齐梁陈，虽是在一较小地区内建立朝代，但军权仍未统一在国家手里。长江上游的荆州和下游的扬州有着两个最强的武力集团。地方军阀中，谁的力量最大，谁就起来覆灭现存的朝代而另创新朝，这几乎成了定例。所以朝代更迭特别迅速。由此可见当时的军权实际上都操在地方军阀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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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许多经验教训，使得以后各统一的政权更要力求采取较严密的方法来统一军权。他们的基本方法就是使将和兵分离。因为在那时的政治情况下，一支军队倘从招募、训练，以至领导作战，一直在一个将领手里，那么这军队就会成为私人的势力，而有可能脱离国家的控制。隋唐的府兵制就是使兵将分离的制度。平时府兵分居全国各地受训练，一旦有战事时，由政府临时派出大将，调动若干府的兵力由他指挥，战事结束后，兵散回各府，将仍回朝廷。明代的卫所制是同样的情形。所以一般称赞府兵制和卫所制的都说他们有两个优点，除了后面将提到的不必耗财养兵那一点以外，还有一点，就是将不能擅兵权。清代的绿营兵虽然不合于前一点，还是发饷养兵的，但也满足了后一要求。因为清朝本是把八旗军队当作基本武力的，对绿营这完全由汉人组成的部队深加防范，所以在平时绿营的组织系统很散漫，战时则抽调各地绿营兵，集合成军，派将统领，目的无非使其不能结合成为一个特殊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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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虽似严密，但是并不能发生久远的效果。事实上，只有中央统一的专制政权在政治上很巩固的时候，才能实行这种控制军队的办法。假如政治上已经涣散，这种办法也就根本无法维持。而且在遇到战事频繁、边疆多事的时候，固定的将和固定的部队连接在一起的情形更无法避免。唐代便是个最显著的例子。府兵制在天宝年间已完全废弃。为了控制边疆上的地区，不得不在边疆设驻经常的重兵，从而形成了“方镇”的军阀势力。中央渐失去控制方镇的“边兵”的力量，便只好力求扩充中央直属的“禁军”。而且因为害怕带兵的人叛离中央，多委派投顺的番将做方镇长官（节度使），而把禁军之权交给宦官。统治者以为番将和宦官被重用，当可因感恩图报而忠顺不贰，但结果禁军在宦官手里日益腐败，而番将雄踞各方镇，造成自己的势力以后，也不肯安分了。安禄山、史思明（两个当节度使的番将）的叛乱差一点灭亡了唐朝。安史之乱虽经平定，但是唐朝后期藩镇势力终不能铲除，当时全国所有的军队大部分都在这些藩镇军阀手里，他们各自招募军队，选拔军队中最强悍的人做官佐，认他们做自己的干儿子。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维持私人的军队，而凭借这军队力量来形成割据。这种情形继续了一百多年，终于使唐朝灭亡，继之的五代十国的形势，其实仍是唐末藩镇割据形势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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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因为鉴于唐代的覆辙，所以采取了更严格的方法，根本不使地方上有军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有名的故事就是为了剥夺地方将领的兵权。宋代统治者在全国各地募兵，把强壮的都送到中央去充“禁兵”，老弱的才留在地方上为“厢兵”，但又并不给以真正的军事训练，所以实际上可说是地方上并没有兵。地方和边疆需要军队镇守，都派禁军去担任，又不时加以调动，使得军队不能常驻一地，边疆守将也不能经常统带同一个军队。——但是宋代的方法虽然避免了唐代的覆辙，却造成了虽养巨额军队，国势日益不振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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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在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军队中的一个基本矛盾。军队倘若由固定的将领来训练指挥，常不免于脱离国家的控制，但若实行了兵将分离的方法，却又必然减削作战时的战斗力，因为在那样的政治之下，以当兵为职业的士兵并不会有什么国家观念，他们往往只在一个较有能力的将领的统帅之下才能训练成精兵，在作战时也多半只有“为主将效死”的观念。南宋初年，岳飞、韩世忠的军队能够对金人取得较多的胜利，正因为他们的军队已不是过去的“禁兵”和“厢兵”，而是他们自行招募和训练的，所以当时有“岳家军”一类的称号。韩、岳等人统领这些军队并非和宋政权对立，而是增强了抵抗外侮的力量，照理应能为宋政权所赞助。但因为宋政权担心军权的旁落比担心失地不能收复更甚，所以秦桧的计谋被采用，岳飞冤死，而南宋只能一直往下地走向亡国。从宋以后，各代都没有再发生像唐末藩镇割据那样严重的情形，这固然是唐以后中央专制政权日益强固的表现，但是像宋代那样地追求统一军权，却只落得兵惰国弱的结果，仍是在明清两代继续重演的现象。如清朝的国家军队——八旗与绿营到后来全部衰朽到极点，不堪作战，在剿灭太平天国时，只能依靠新起的所谓“湘军”、“淮军”，而湘军、淮军事实上已成了私人的势力。由这种湘淮军的传统继承下去，更一直引导到了民国成立后“北洋军阀”的割据，军队完全成了私人争权夺利的工具，其影响的可怕，更是我们所十分熟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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