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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一、“儿皇帝”和“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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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大汉奸首先不能不推五代时的石敬瑭。他求得契丹的帮助，灭后唐，受契丹之封为后晋皇帝。他把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并且每年搜括民财奉献绢三十万匹，其他珍宝珠玉也是不断供奉。他拜了契丹君长耶律德光为父，信件往返时，起先他是自称为臣的，后来被允许以家人礼相待，改称“儿皇帝”。——照当时人的看法，称儿是比称臣高一级的，所以石敬瑭死后，他的儿子石重贵继位，没有得到契丹方面的允许，即上书不称臣而称孙，耶律德光大怒，借口兴师问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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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石敬瑭那样的人真可说是无耻之尤的了。就其家世说，他本非汉人血统，而是西夷人。但他的行为并不能以他的血统来做辩护理由。他在后唐时，任河东节度便。他正是当时贪婪纵欲、卑劣无能的军阀官僚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和他同时向契丹献媚、求封为中国皇帝的还有赵德钧。赵德钧是汉人，也是后唐的一个将军，后来契丹兵进攻后晋石重贵时，赵德钧已死，他的儿子仍想做皇帝，率兵踊跃地做契丹的先锋。其无耻和石敬瑭父子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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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瑭开了在异族卵翼下做皇帝、称臣称子的先例。以后宋代的皇帝也有向异族侵略者称臣称侄，并割地求和的。南宋初年，更有两个声名狼藉的大汉奸，在金人（女真）手下做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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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灭北宋后，以黄河以南之地建楚国，封张邦昌做楚帝。不久后，南宋复国，诛杀张邦昌，金兵再南下，又把河南、山东之地封给刘豫建齐国。金人因为怕一下子不能完全消化黄河以南的地区，想用中国人之力来间接统治，所以先后建立这两个傀儡国，其用意和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中国沦陷区建立各傀儡政权很相似。张邦昌在北宋官居太宰，是宰相的位置，但竟和金人暗中结交，使金人指名要他代宋做皇帝。刘豫在北宋也做过中央大官，南宋复国时，他任济南知府，是独当一面的地方长官。金兵一到时，他要率领百姓投降，百姓不从，他半夜缒城而出，到金营纳降。降金后又钻营金的大将挞懒而得了皇帝的位置。但这个人也不过是当时许多纷纷投敌的官僚中的最特出的代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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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的灭宋，满洲的灭明，都是直接建立异族的统治，没有制造什么傀儡政权，但是文官武将士大夫投敌求荣的多如牛毛。清朝的扫平全中国，主要的是依靠许多明降臣的力量。如吴三桂、洪承畴、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高杰、刘良佐等人都是率领了十几万军队而向满清投降的。洪承畴受命为蓟辽总督，负责对满战事，战败而降，明人以为他战死了，还在北京城里设坛遥祭，追赠优恤，不料他已率兵做了清军的先锋。后来各地起义抗清的人民武装很多是被他剿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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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统治者自然非常重用这些降臣，但在既已建立了巩固的统治政权以后，却把这些降臣称为“贰臣”，表示他还看不起这些变节投降的人。其用意自然是在向已经做了他的臣民的人鼓励“从一而终”的“气节”，要大家死心塌地，不再起什么二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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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并不是根据传统道德中的“忠”的观念来评价历史人物。在我们看来，一个死心塌地效忠于专制统治者的并不就是可敬的人，一个始终做着异族统治者的忠实奴才的自然更是可悲的人。但像那被称为“贰臣”的人，今天在专制统治的秩序中坐享高官厚禄，一到明天，又投身到异族侵略者面前争取做开国元勋的荣耀，的确是把寡廉鲜耻的性格表现得最充分的了。不过，无论是在今天还是在明天，他们都同样是拿人民的血汗做代价来填满个人的私欲，其前后行为又还是一贯的。所以在历史上，每当异族入侵，逼得旧的统治政权土崩瓦解的时候，从官僚士大夫中大量地产生这种可耻的“贰臣”，并不是偶然的事。这些人在还没有公开投敌的时候，其实早已是祸国殃民的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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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邦昌，在北宋做大官时，已曾受到人民的公开申斥。金兵围攻汴京时，张邦昌和李邦彦等人都主张妥协求和，对于认真抗战的李纲等人竭力排挤倾轧。所以当时的太学生曾聚众上书说：“其庸缪不才、忌疾贤能、动为身谋、不恤国计者，李邦彦、白时中、张邦昌、赵野、王孝迪、蔡懋、李柷之徒是也，所谓社稷之贼也。”这正是当时民间的公论。北宋末叶，当政的都是这一类“动为身谋，不恤国计”的人，在他们手里，弄到民生凋敝，民怨沸腾（这就是梁山泊好汉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弄到将骄兵弱，每战必败（和金人相约攻辽，金已破辽，而宋兵仍节节挫败，遂启金人轻视而长驱直下，无以为抗），弄到在兵临城下时，还是和战不定，终至把中原奉让给异族。——所以这些人不论后来是否像张邦昌那样公开降敌，但在实际上都是扮演着给异族的侵略者铺设道路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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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初年又出了一个遗臭万年的秦桧。他虽没有降过金，但他曾被拘金营，自称是乘间逃归的。事实上是已和金人勾结好了。所以他不惜诬害有能力御金的大将，来促成和议，和议的结果是宋称臣奉表于金，金册封宋主为皇帝，并割让淮水以北的土地，每年又奉银绢各二十五万于金。在对外这样屈辱的时候，他对内则实施很严格的统制，逻卒密布，以排除异己，钳制民意。这样就使南宋再也没有力量翻过身来，只好坐待亡国。所以后世虽还很有人为秦桧辩护，但事实俱在，他的罪恶实在更大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一流人。他的名字不能不写在《汉奸传》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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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情形也大体相似。明代后期政治上最有权势的是太监，许多腐败的官僚都奔走在太监门下，把整个国家弄得一团糟，使清军得有机会从容地问鼎中原。到了明政府流亡江南的时候，朝中当权的还是属于太监政治集团中的马士英、阮大铖。他们也使这流亡的政府加深腐化，他们也和清人讲和，情愿割地赔款，他们也多方阻挠积极抗战的史可法等人。到了最后，他们看到已不能再依靠明政权而安享富贵的时候，便公开地投顺了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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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不指出，这些可耻可恨的败类，都是在封建官僚政治内部必然的产物。他们本来就和人民站在对立的地位，所看见的只是个人的私利，当然不会想到在异族入侵下人民的沉重苦难。为了自己安享富贵尊荣，他们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指出，当历史上每度异族入侵时，从官僚士大夫中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够得上称为民族英雄、值得我们歌颂的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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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千年间 二、英雄如何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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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金兵入侵、宋室南迁的时候，在宋朝文武官员中虽然有很多走着张邦昌、刘豫的路线，但同时也有李纲、宗泽那样的人，他们身当危急之秋，在朝廷中坚持抗战主张，并且用实际行动鼓励士气，激发民心，这才奠定下南宋建国的基础；也有岳飞、韩世忠那样的人，他们在南宋初年，亲率大军，辗转苦战，阻止了金兵南下，还一时把战事失败的形势扭转了过来。这些人的确是值得歌颂的英雄。在当时，宋朝政府并没有坚定的抗战政策，朝廷中妥协求和的论调始终占着支配地位，所以像李、宗、韩、岳那样的人是尤其可贵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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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歌颂这些英雄的时候，应该看出来，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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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在刘豫降金时，济南人民不愿从他，由这一事就可知道当时的民意了。在那时随着金兵南下，大河南北一切沦陷土地中都有义兵蜂起，那都是人民自动起来守土抗敌的力量。李纲、宗泽竭力主张重用这种民军。宗泽在最危急时，能够坚守开封，化险为夷，就是因为他和河北、山西各处山塞中民军联合了的原故。他之所以自信能够渡河收复失土也是因此。岳飞、韩世忠也是同样。因为他们敢于提兵北伐，所以人民踊跃投效，士气旺盛，而黄河以北的各地义军也纷纷给以响应。在这些自动起来的义军被朝廷中主和派诬为盗贼、加以诋毁的时候，宗泽曾向宋高宗说：河东、河西的人民纷纷起来勤王救驾，甚至有在脸上刺了字以示和金人誓不两立的，他们都是忠义之士；现在皇帝却把勤王者看做盗贼，岂不是褫夺了天下忠义之气而自绝于民么？宗泽这段话可以表明他们是如何尊重人民的抗金力量。能够尊重人民的，也就为人民所爱戴，像李纲受主和派攻击而被罢免的时候，汴京城里的军民不期而会的数万人，一起在皇宫前面喧闹，不看到李纲复职就不散，这就逼得皇帝不得不把李纲重新召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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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这些英雄的产生也决不是偶然的。产生这些英雄的背景是当时在人民中的抗金的情绪和力量的高涨。他们的主张和作为确是和人民的愿望相符。并且他们能够看出人民的力量而愿与之结合，因此他们也就能够得到人民力量地支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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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可以在明末看到，在明末也有史可法、何腾蛟、张煌言、郑成功等许多人，他们也是站在官僚士大夫的身份上，和当时在人民中风起云涌的反清潮流相结合着，坚持不屈地从事斗争，一直到死方休。像何腾蚊，在南明政府下镇守湖南、湖北，能够集合各地人民义军，并且和李自成旧部的农民军队合作抗清。像张煌言，在清兵已席卷东南的时候，还在浙江各地发动义军，在浙闽沿海苦斗了十多年。他们都是在力战之余，失败被俘，坚决拒绝诱降而从容就义，这种坚定的节操确是可歌可泣，而他们和人民结合的这一个特点更是不应埋没的。在那时，也还有很多的属于士大夫身份直接在民间组织义军抗清的，像有名的学者黄宗羲就是其中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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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看到，当旧的统治政权在异族铁蹄下面陷于崩溃的时候，自然在整个的统治阶层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有狡黠卑鄙的人立刻投顺了异族的“新朝”，去做新贵，也有沮丧绝望的人采取消极的自杀的手段，“以身殉国”。这后种人虽也节烈可钦，但其实只是统治者无出路的表现。这样的人在历史上也并没有能当作英雄的名字而留传下来。最后还有一部分人，他们面临到国破家亡的危机，眼看着旧统治机构的残破无能，却能够回头看到了人民中的力量，于是他们把个人的坚贞不屈的品格和依靠人民的方针在某种程度上结合了起来，这才使他们成为永远值得追念的英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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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来看，这些人和人民结合的程度还是非常不够的。他们究竟仍是从统治者的利益的观点出发。所以他们并不能真正站在人民中间，而仍是抱着统治者的利用民力的看法。当统治政权还在主张着对外敌妥协求和的时候，他们就不免陷入了矛盾之中，以致像岳飞那样被牵引到风波亭的悲剧之中了。——这种由历史时代和身份地位所给与他们的限制诚然很大，但假如因此而把他们一笔抹杀，那就不是公正的历史估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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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我们也可以看到，专制统制政权在还保存着足够的力量时，对于异族的入侵，是也会主动地实行抗拒的。但一面进击外族，一面仍直接加害人民，这就使他们的对外战争没有什么意义。例如东晋和南宋偏安一隅，在统治力相当恢复后，都曾进行过北伐。东晋时刘裕北伐，成果最大，连长安都从异族手里恢复。但他在长安横征暴敛，并不使人民的苦痛稍减，于是不到一年以后，长安又被匈奴占去，而这时刘裕已回到南方，想抢皇帝做，不再顾到北伐了。南宋时，由于一贯地对金屈辱议和，已经渐使民气消沉了，到光宗时，韩侂胄为相，内政上毫无改进，受清议的批评很利害，却想博得收复失土的美名，但兵衅既开，连连败北，结果还是议和了事。——这些正是明白地表明了，倘不和人民的利益一致，没有真正取得人民的信赖，那么单纯在军事上和入侵的异族周旋也还是无效的。由此也就更加证明了，能够称为民族英雄的人，是只有那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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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的民族英雄中，我们更忘记不了在明代中叶御倭的名将。那时，在东南沿海，深受倭寇侵扰，形成很大的危机。数十年间，官兵不断进剿失败。在最危急时，俞大猷、戚继光诸人起来了，他们出身贫寒，多知民间疾苦，因而知道如何才能动员人民力量，用新的方法编练军队，并坚决执行军民联合一致的方针，这样才能把倭寇肃清。假如不从他们和人民结合这一点上看，是无从了解为什么他们在当时独能成就这样的功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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