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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1707036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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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勤奋和对生命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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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龙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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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的青少年时代，曾混迹于湘西的土军阀部队之中，亲眼见过无数滥杀中无辜生命的消失（他在文章里写过当地辛亥起义失败后对农民的镇压，地方军队的“清乡”，被迫挑着人头进城的老百姓，天王庙里靠打告决生省死的判案……），这不能不引起他对人性和生命的思考。人的一生本来就短暂，而当时社会环境的恶劣，更有无数看来偶然的因素，随时都可能造成一个鲜活生命的死亡消失。他不能不思考自己的这一生到底应该怎么度过。在五四精神的影响下，终于下决心跳出当年湘西那个圈子，要独闯北京来上学，来打开自己生命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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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的学历，考北大当然不会被录取。考燕京被录取了却没有钱交学费，从老上级陈渠珍那里得到的27元资助，维持得了几天？欠着小公寓的房钱，小饭铺的伙食钱，还不得不到当时农大、北大的朋友和同乡那里去“打溜”（现在叫“蹭饭”吃）；他穿着南方带来的夹袍子在北京小公寓那不生火的房间里过冬；他努力写文章，向报刊投稿，希望得到几块钱稿费维持生活，但往往是没有下文。据说，当时主编《晨报》文艺副刊的孙伏园先生曾把他的投稿粘成一长串，当着其他人的面展示并团成一团投入纸篓。沈从文在无奈下写信求助于郁达夫，并且得到了他的热情帮助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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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来人听说这两个对比鲜明的故事，往往为后者感动，对前者不平。其实爸爸在说及前者时，是当作自己的笑话来谈的，一点没有对孙先生的怨恨。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当然知道自己当时的文字生涩而幼稚。我们后来才知道孙伏园先生是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发展中很有功劳的人，是他把《晨报》的文艺专栏扩大为专版副刊，刊登过像鲁迅、冰心等著名作家早期的不少名著，那是对新文学运动的重大推动，使后来的报纸文艺副刊成为发展新文学，特别是短篇小说、散文、诗歌、杂文的重要阵地，也成为发现新人的重要来源。照我猜想，父亲还可能应当像感激郁达夫一样感谢孙伏园先生，正是这两种鲜明对比的刺激，让他看到自己的不足，发奋写作，试验探讨各种题材，大量阅读学习，从幼稚生涩的文字中渐渐闯出有自己特点的写作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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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那一代先行者创办的报纸文艺副刊，后来也成了沈从文一生写作生活中极其重要的部分。从上世纪三十年代起到四十年代末，在教书、写作的同时，他始终没有完全脱离过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他对来稿极其认真，认为不错的文章，就会细致加以修改后推荐给读者，许多后起之秀正是由此走向写作之路；他认为不理想的稿件，就会同样认真地写退稿信，细致、平等地讨论文章的不足之处，鼓励作者改进。在整理他遗留的信件中，就发现过不止一封这类信件。我想正是从单纯求得生活，为有口饭吃而写作，到成为那个时代的职业作家，这个过程更让他感悟到生命的宝贵，懂得了怎样才能让自己的生命更有意义——只有勤奋再勤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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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勤奋，贯彻一生。因为生命宝贵，他要利用好自己生命中的每一分钟。既然已经投身写作，他希望作品带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饭碗和名声。其实，他还就是不喜欢所谓的名声，因此生前对挂他的名字做什么事总是持反对态度，在世时，像他捐款兴建的小学图书馆，要求他题写“沈从文藏书楼”，他就只是写下“藏书楼”三个字；他多次写信嘱咐吉首大学和研究他作品的朋友，不要专门举办以他的名义的活动。秉承他的意愿，我家人谢绝了以他的名义举办文学奖，谢绝了以他的名字命名凤凰县的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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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工作与生命的思索，在抗日战争以后，他关注更多了。逐渐把自己的作品当作生命的一种延续。也许因为他自己喜欢写短篇小说，他自己经历过的生存环境让他关心着在底层的老百姓和普通小职员，他很欣赏和推崇俄国契诃夫，他对于自己的要求就是写它五十年能赶上契诃夫就不错了。实际上他已经把契诃夫留给全人类读者的作品，看成是契诃夫生命最有意义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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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各种各样的分工，有的能出头露面，有的也许显得平庸，但是只要是勤奋踏实地去做好自己的事，这种生命的存在就是有意义的。《边城》中沈从文对爷爷的描述，就是这种看法的反映。老船工一辈子风雨无阻地在那小河边为老百姓摆渡，沈从文喜欢这样踏踏实实做事做人。他对自己也有这样的要求，对我们兄弟，同样也希望能成为扎扎实实做事的人，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做任何事都“要耐烦”。他写文章勤奋耐烦，文章一遍一遍地修改，常常在深夜流着鼻血工作；他批改学生文章非常耐烦，有时在文稿上写的建议比原作正文还要多；他编辑文艺副刊非常耐烦，他的修改、推荐和转寄稿费同时发出的鼓励信件，使许多青年作家后来成了他的朋友……父亲以自己做事的那种勤奋和耐烦，无形地培养着我们兄弟一生的工作态度。我们没有他的写作才能，也没有像他后半生那样转行搞文物研究，但是学到了在任何困难环境之下扎实做好自己工作的那份“耐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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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后，沈从文从北大教授改行到了博物馆，彻底结束了文学生涯，一头扎进了文物研究这一行，后半生终于也有了一定的成就。我想，还是与他对生命的思索紧紧相连着的。他研究、爱好文物，首先看重的是历史上前人劳动的成就，前人那些精美的设计、高超的工艺，实际也就是生命的一种延续。他把古人丝绸的花纹、织锦的编织技术、陶瓷的造型推向苏州、杭州、景德镇，当时的口号“古为今用”，不就是为了这些前人的工艺成就在我国更有生命力地延续下去吗？就在这新的一行里，他重新用二十年代刚到北京时的那种勤奋、扎实去一点点地学习、积累，在库房里靠整理文物学习和积累；在展厅讲解员的位置上学习和积累；在编写展览柜的说明中学习和积累；在旧文献和大量新出土的文物中学习和积累……在五十年代以后不断的政治运动造成的批判、思想的混乱、抄家和被迫中断研究的干扰下，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他最终实现了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将生命延续给未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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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的文化（彩色插图本） 扇子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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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子，在我国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出于招风取凉、驱赶虫蚊、掸拂灰尘、引火加热种种需要，人们发明了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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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资料方面推测，扇子的应用至少不晚于新石器时代陶器出现之后，如古籍中提到过“舜作五明扇”。但有关图像和实物的发现却较晚。目前所见较早的扇子形象是东周、战国铜器上刻画的两件长柄大扇，以及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的木柄羽扇残件。从使用方面看，由奴隶仆从执掌，为主人障风蔽日，象征权威的成分多于实际应用（图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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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〇一 西汉长柄大竹扇，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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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晚期到两汉，一种半规型“便面”成为扇子的主流。其中以江陵马山楚墓出土、朱黑两色漆篾编成的最为精美。便面一律用细竹篾制成，上至帝王神仙，下及奴仆烤肉，灶户熬盐，无例外地都使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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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麈尾”、“麈尾扇”、“羽扇”及“比翼扇”相继出现。“羽扇”前期本由鸟类半翅制成，后来用八羽、十羽并列，且加了长木柄。“麈”是领队的大鹿，魏晋以来尚清谈，手执麈尾有“领袖群伦”含义。“麈尾扇”传由梁简文帝萧纲创始，近于麈尾的简化，固定式样似在纨扇上加鹿尾毛两小撮。“比翼扇”又出于麈尾扇，上端改成鸟羽，为帝子天神、仙真玉女升天下凡翅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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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时“麈尾”虽定型，但使用范围缩小。“纨扇”起而代之，广为流行。“纨扇”亦即“团扇”，主要以竹木为骨架，制成种种形状，并用薄质丝绸糊成；历来传说出于西汉成帝朝（公元前32—前7）。南北朝时，纨扇扇面较大，唐代早期还多作腰圆形，近乎“麈尾”之转化。唐开元、天宝以来才多“圆如满月”式样。纨扇深得闺阁喜爱，古代诗词中多有反映，如“团扇、团扇，美人并来遮面”，“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借团扇刻画出少女种种情态或愁思，可见扇子的功能已大为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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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纨扇尽管还占主要地位，且更多样化，但同时也出现另一新品种“折叠扇”，即折扇；一般认为是北宋初从日本、高丽传入的。南宋时生产已有相当规模。但扇面有画的传世实物连同图像反映、画录记载，两宋总计不到十件，元代更少（图〇二）。这种情况也许因当时多用山柿油涂于纸面做成“油纸扇”，不宜绘画，只供一般市民使用；或与当时风习有关，虽也有素纸“折叠扇”，但只充当执事仆从手中物，还不曾为文人雅士所赏玩，因而尚未成为书画家染翰挥毫的对象。元代山西永乐宫壁画，保留了大量元人生活情景，“折叠扇”仍只出现于小市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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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〇二 元人《招凉仕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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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明代，折扇开始普遍流行，先起宫廷，后及社会。明永乐年间，成都所仿日本“倭扇”，年产约两万把。早期扇骨较少，后来才用细骨。扇面有加金箔者，特别精美的由皇帝赏给嫔妃或亲信大臣，较次的按节令分赐其他臣僚。近年各地明代藩王墓中均有贴金折扇及洒金折扇出土。浑金扇面还有用针拨画山石人物的，极似倭扇格式。也有加画龙、凤的，可能只限于帝后使用。至于骚人墨客等风雅之士，讲究扇面书画，使之更近于工艺品。当时的川蜀及苏州都是折扇的主要产地。折扇无疑已成为明代扇子的主流，影响到清代，前后约三个世纪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