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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论西周时代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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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史学界最近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争论的关键，首先在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三种不同主张，即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作者最近写了《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一文[65]，对这三种主张作了简要的比较和分析，认为三说对中国古史研究都曾作出有益的贡献，但都存在着问题。我们认为，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忽视了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更的作用，不能确切说明新旧生产关系代谢的过程，也不能具体证明当时剥削制度和国家政权属于封建性质，相反地，它具有奴隶制性质是很显著的。又认为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过分强调了“村社”存在的特点，他们主张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主要生产者全是“村社”农民的说法，是可以商榷的。如果只有家内奴隶，没有确立奴隶制生产关系，是不能认为奴隶社会的，相反地，西周确有相当数量的奴隶从事主要生产。同时又认为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过分把社会结构看得单纯化了，他们把“庶民”和“庶人”解释为下等奴隶，否认“井田”是变了质的“村社”土地制度，否认有变了质的“村社”农民的存在，是不合当时实际情况的，相反地，从古文献上记述“井田”制的内容来看，非“村社”就不能解释；从古文献上的“庶民”和“庶人”来看，也不能解释为下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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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上述三说都有难通和不合实际之处，我们就提出了一种看法，认为西周还是和殷代一样，主导的生产关系是奴隶制，奴隶主贵族及其国家奴役着大批的生产奴隶，但由于社会发展极端不平衡，有较多地区原始“村社”残余形式被保存下来，被奴隶主及其国家利用、改变为奴役和剥削的单位，使“村社”农民实质上奴隶化，和生产奴隶受到相同的奴役和压迫。本文将根据可靠史料进一步提出论据，阐明这个主张，请大家讨论和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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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一 西周的奴隶有三类，数量相当大，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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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中，对西周存在奴隶的看法很不一致。西周封建领主制论者认为当时奴隶制正逐渐削弱中，已成为残余形态。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当时只有家内奴隶，不从事主要生产，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西周典型奴隶制论者认为“人鬲”、“臣妾”、“庶民”、“庶人”全是下等的生产奴隶，数量很大，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究竟当时奴隶是否大多是生产奴隶呢？当时奴隶制生产关系是否占支配地位呢？当时奴隶来源主要是债务奴隶还是战争俘虏呢？需要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现在我们先来探讨当时奴隶的种类、数量及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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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奴隶，主要有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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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一类是单身奴隶，称为“人鬲”、“鬲”或“讯”，以“夫”或“人”计数，是战争中的俘虏，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呷西”差不多。《盂鼎》记载有赏赐“人鬲自御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和“人鬲千又五十夫”，两共1709夫，《令簋》记载有赏赐“鬲百人”，他们以“夫”或“人”来计数，分明是单身奴隶。郭沫若同志说：“人鬲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是无可争议的”[66]，事实确是如此。当时战争的俘虏也或称为“磿”，古时“磿”和“鬲”声同通用，可知“人鬲”和“鬲”确是通过战争俘虏来的奴隶。为什么他们被称为“鬲”或“磿”呢？因为他们是战争的俘虏，除了被强迫劳动外，不劳动时就要戴上手铐，用绳索牵着，和家畜一样被关在监牢里。“鬲”和“磿”，就是后来所谓“枥”。古时木制的手铐叫做“枥 ”，把俘虏、囚犯戴上手铐也叫做“歷”或“磿”；古时建有木栏栅的屋子叫做“磿 ”，关住家畜、俘虏、奴隶的监牢也叫做“枥”，也即后来所谓“栏”，当时俘虏和奴隶的称为“磿”或“鬲”，该就是由于他们经常戴着手铐被关在牢中的缘故[67]。同时战争的俘虏也叫做“讯”，《诗经》和西周金文叙述战果时，常提到“执讯”[68]，就是捉到俘虏的意思。“讯”字金文作“ ”，像人被活捉后反手被缚的样子，吴大澂《说文古籀补》解释说：“古讯字从系从口，执敌而讯之也。”因为“ ”读“允”声，“允”和“ ”声近，后人又写作“讯”字。《师询簋》说赏赐有“尸（夷）允（当从郭沫若读作“讯”）三百人”，因为“讯”也是俘虏的单身汉，所以也以“人”计数。所谓“夷讯”，当是在征伐夷族战争中俘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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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类是婚配成家的奴隶，叫做“臣”，以“家”计数，如同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的“瓦加”差不多。该是俘虏时把他们全家俘来的，或者是为了减省养活奴隶费用和生长下一代奴隶，才把他们婚配成家的。当时周王和大贵族把“臣”赏给臣下，有“臣五家”、“臣十家”、“臣卅家”等，更有多到“臣二百家”的。有称“尸（夷）臣十家”的，因为他们原是被俘的夷族人或其后代。有称“者 臣二百家”的，“者 ”当是一种夷戎部落名称[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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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三类是把整个氏族或部族作为奴隶。《井（邢）侯簋》说：“易（赐）臣三品：州人、 人、墉人。”所谓“臣三品”，当是西周所灭亡的三个氏族或部落，全部被当作了奴隶，“州人”等当是他们原来氏族或部落的名称。《大克鼎》记载赏赐有“井（邢）、 、 人”和“井（邢）人奔于 ”，也该是这类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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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情况看来，三类奴隶的主要来源是依靠掠夺和征服的战争，是无疑的。西周在战争中很重视捕捉俘虏，所有西周文献叙述到战功时，没有不谈到“执讯”和“俘人”的，因为西周重视战俘，还有献俘典礼。《小盂鼎》记载盂奉命征伐鬼方，第一次捉到“嘼”（酋）2人、获得“馘”（战争中杀伤的俘虏）4812人、俘得“人”（战胜后俘得敌国人民）13081人、马若干匹、车30辆、牛355头、羊38头，第二次又捉到“嘼”1人、获得“馘”237人、俘得“人”若干人、马104匹、车100多辆，接着盂就献俘给周王，有一套献俘的典礼。《敔簋》也说敔奉命出击淮夷，结果“ （裁）首百，执讯卌，夺孚（俘）人四百”，接着就向周王“告禽（擒）：馘百、讯卌”。这种制度到春秋时代也还沿用，例如公元前594年和593年晋国灭了赤翟的潞氏、甲氏、留吁，曾两度“献翟俘于周”。他们所以会如此重视战争中捕捉俘虏，并有隆重的献俘典礼，因为这是他们的奴隶的主要来源。上述三类奴隶，到春秋时代也都还存在。例如晋国在灭赤翟的潞氏后，曾赏给荀林父“翟臣千室”；齐国在灭莱夷后，也曾赏给叔夷“厘（即莱）仆三百又五家”。整个宗族被灭亡为奴隶的，在春秋时也不少，有不少卿大夫的宗族在火并中被灭亡后就降为奴隶，《国语·周语下》记述周太子晋的话，曾指出这种情况说：“人夷其宗庙，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就晋国来看，到晋平公时，栾、郤、胥、原、狐、续、庆、伯八个宗族都已“降在皂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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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上述三类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例如盂在征伐鬼方的一次战争中就俘得13081人，这些人被俘后当然被作为奴隶了。又如周王赏给盂的“人鬲”，一次就有两批，两共1709人。又如《宜侯夨簋》说：“易（赐）才（在）宜王人△有七△，易（赐）奠七白（伯），厥△△又五十夫，易（赐）宜庶人六百又△六夫。”这些以“夫”计的人，也该是“人鬲”一类的。这儿所谓“庶人”，即是《盂鼎》“人鬲自御至于庶人”的“庶人”，“庶人”和“王人”都是指他们被俘前的身份，因为这时已被俘来作为“人鬲”，所以用“夫”来计数。当时大贵族赏给臣下的“臣”的家数，以“十家”较多，有多到“二百家”的，可知这类成家的奴隶也不在少数。《井（邢）侯簋》和《大克鼎》都记述一次赏给的氏族或部族的奴隶有“三品”，可知这类奴隶也不少。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西周有关奴隶的资料，只是零星出土的铜器的铭文，是一鳞片爪的，已无法看到全貌，但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奴隶主贵族占有奴隶的数量是相当大的，就数字来看，西周奴隶制的发展程度已远远超过改革前凉山彝族奴隶社会。在改革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主贵族平均每家只占有单身奴隶二、三人和成家奴隶四、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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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奴隶主要是战争中掠夺来的，有相当大的数量，因而在交换中价格是很低廉的。据《 鼎》记载，当时七块“田”和五个奴隶，只能抵偿“禾十秭”，就是收割下来的“禾”二千“秉”（“秉”就是收割时连同禾梗在内的一把）。当时五个奴隶的身价，只值“金”一百“寽”，或者相当于一匹马和一束丝。那么，每个奴隶只值二十“寽”，古时一“寽”重半两，二十“寽”即相当于战国时魏的“当寽”布币二十枚[70]。同时以奴隶和马来比较，每个奴隶的身价只不过好马的四、五分之一。这种人比马贱的情况，在解放前的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也能看到，那里一个成年“呷西”的身价不超过好马的十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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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论述，可知西周的奴隶有三大类，有相当大的数量，主要来自掠夺和征服战争，在交换中价格很低廉。西周“古代东方型”奴隶制论者认为当时奴隶数量不多，主要来源是债务奴隶，价格不很低廉，是不合实际的。这种情况，和我国四川、云南等省在解放前彝族中所保存的奴隶制很类似。据调查，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掠夺外族人民。从近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战国、西汉间彝族奴隶社会的文物来看，也是如此。所出土的奴隶主监督奴隶织布的模型，奴隶主都是本族人，发往后梳，在颈后结成银锭髻，而奴隶全是异族人，梳螺髻，披羊皮[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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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西周的奴隶从事于农业、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主要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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