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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族墓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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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贵族都有公共墓地，这也是氏族制阶段沿袭下来的习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宗族在另一世界的住宅，死人应该和活人一样聚族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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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周礼·春官》记载，族葬的墓有两种：一种叫“公墓”，归冢人掌管，葬的是贵族，“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一种叫“邦墓”，归墓大夫掌管，“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国民”即是国家公民，亦即“国人”，也是古代的一个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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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西周、春秋间贵族确实有族墓制度。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三门峡市上村岭发掘的虢国墓地，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这个墓地规模宏大，墓葬密集，有数百座（共掘了二百三十四座），当是虢国贵族族葬之地，即是虢国的“公墓”。棺椁有重椁单棺、一椁一棺、无椁一棺、无椁无棺四等，棺椁的多少有无与墓的大小、随葬品的多少大致相适应，该与各等贵族的身份地位有关。随葬品的放置有一定的规律，大概与当时他们的葬礼的规定有关。详见《上村岭虢国墓地》发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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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晋国的“公墓”在九原。《国语·晋语八》载：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韦注：“晋墓地”），曰：“死者若可作也（注：‘作，起也’），吾谁与归？”接着就评论到阳处父、舅犯、随武子等卿大夫的为人（《礼记·檀弓下》同）。春秋时曹国也有族葬的墓地。当晋文公率军包围曹的国都的时候，进攻城门的士卒多战死，曹人把这些尸体陈列在城上，使晋文公很难堪。晋文公听了舆人之谋，把晋军迁到曹人墓上去宿营，准备发掘，结果“曹人凶惧”（注：“凶凶，恐惧声”），晋军“因其凶而攻之”，攻破了曹的国都（《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个曹人的“墓”当是“邦墓”[132]，所以晋军正拟发掘，曹人便凶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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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有些国家没有国君和卿大夫都葬在一起的“公墓”，但是，国君和卿大夫的宗族都各自有其族墓。《左传·定公元年》载：鲁昭公去世，因季孙氏怨恨昭公，“季孙使役如阚公氏（注：“阚，鲁群公墓所在也”），欲沟焉”（注：“欲沟绝其兆域，不使与先君同”），经荣驾鹅劝止，“葬昭公于墓道南”。所谓“阚公氏”，当是在“阚”这个地方的鲁“公”整个“氏”的墓地。《左传·昭公二年》记载：这年齐豹作乱失败，齐氏被灭，后来卫灵公“赐析朱鉏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注：“皆未死而赐谥及墓田，传终而言之”）。这个“齐氏之墓”，当是卫国齐氏整个氏的墓地，这时因齐氏灭亡，墓地被改赏给别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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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所有族人都应葬在族墓，只有凶死的人不得入葬，这被看作一种严重的处罚。《周礼·春官·冢人》说：“凡死于兵者，不入兆域。”这是从氏族制阶段长期流行下来的习惯[133]。春秋时有不少被杀死的国君，都不得葬入“公墓”的兆域，另葬到他处，文献上都特别加以记载。例如齐庄公被崔杼杀死，“侧”于北郭（沈钦韩谓“侧”是“有棺无椁”），葬于士孙之里（《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安（晏）孺子被杀，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六》）。楚王麇（或作卷、员）被杀，葬于郏，称为郏敖（《左传·昭公元年》）。楚王比被杀，葬于訾，称为訾敖（《左传·昭公十三年》）。“敖”是比王低一等的称呼。《左传·哀公二年》载赵简子立誓说：“若其有罪，绞缢以戮，桐棺三寸，……无入于兆，下卿之罚也。”所说“无入于兆”，就是不能葬入族墓的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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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墓是宗族的第二个圣地。宗主除了有事要向宗庙请示和报告以外，有紧急事故，常要到墓地向祖先报告。例如郑军攻破了陈国，“陈侯扶其太子偃师奔墓”，陈大夫贾获“与其妻扶其母以奔墓”，接着陈侯抱着社主出来投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这时陈侯和陈大夫等“奔墓”，是去向祖先报告快要亡国的情况。又如吴国借口纳聘，攻入蔡国，蔡侯“哭而迁墓”（注：“将迁，与先君辞，故哭”），接着蔡被迁往州来（《左传·哀公二年》）。这是蔡侯在被迫迁国之前，去向祖先哭而辞行。又如鲁昭公伐季孙氏失败，“与臧孙如墓谋（注：“辞先君，且谋所奔”），遂行”（《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这是鲁昭公在出奔之前，去向祖先辞行，并谋奔向何处。所以《礼记·檀弓下》记述颜渊说：“吾闻之，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注：“展，省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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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族墓制度，是和宗庙制度相辅而行的，目的也在借此巩固贵族的团结，以增强其统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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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三 姓氏、名字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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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氏族制阶段，每个氏族都有特定的名字或一连串的名字，作为氏族的标识。他们往往通过对成员的命名，来授予氏族的权利和义务。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姓氏、名字制度，即是从氏族的命名办法转变而来，以“氏”作为贵族的宗族的标识，用命“字”的方式来表示贵族特权的授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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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姓和氏有区别。姓是出生于同一远祖的血缘集团的名称。“姓”字原是由“生”字变化出来的，“百姓”在西周金文中就作“百生”。《说文》说：“姓，人之所生也，因生以为姓。”氏是姓的分支。天子、诸侯分封给臣下土地，就必须新立一个“宗”，即所谓“致邑立宗”（《左传·哀公四年》），新立的“宗”需要有一个名称，就是氏。《左传·隐公八年》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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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氏（“氏”旧误作“谥”，今从顾炎武据《驳五经异义》校正），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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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天子、诸侯分封土地给臣下，就要“命之氏”。诸侯对卿大夫命“氏”的办法有三种：一是“以字为氏”，就是以祖父的“字”作为“氏”；二是以官为氏，就是以祖先的官名作为“氏”；三是以邑为氏，就是以分封的邑名为氏。这样由上级贵族命“氏”的办法，只见这年鲁隐公命无骇为展氏一例，可能使用得很不普遍。但是，这样“以字”、“以官”、“以邑”为氏，确是当时贵族命氏的主要方法。以字为氏，大多用于公族。大凡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公孙之子即以其祖的“字”为“氏”。但也有以祖的名为氏的，更有以父的名或字为氏的。以官和以邑为氏，多数用于异姓卿大夫。但是同姓卿大夫也有采用的。此外，还有以国名、爵名、行辈等为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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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是西周、春秋时贵族所特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穆叔说：“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绝祀，无国无之，禄之大者。”“氏”代表着宗族，能够“保姓受氏”，世代相承不断，就能保住宗庙而世不绝祀，成为“禄之大者”。如果宗族灭亡，“氏”也跟着灭绝。郑樵《通志·氏族略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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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古之诸侯诅辞多曰：“坠命亡氏，踣其国家”（按此见《左传·襄公十一年》所载盟书——引者），以明亡氏则与夺爵失国同，可知其为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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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以当时少数民族情况来作比较，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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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还可以少数民族作比较。例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在民主改革前，贵族黑彝还保存有严格的家支制度。每个黑彝男子的全名，都有“家”、“支”、“父名”、“本名”四个组织部分，例如阿侯·布吉·吉哈·鲁木子，意思即是阿侯“家”的布吉“支”的足洛吉哈的儿子鲁木子。通过这样一连串的名字，便可确定他在贵族血缘的连索中处于那个环节，藉以表示他属于何等“高贵”的血缘系统和等级地位。每个黑彝男子几乎自幼都受背诵谱系的训练，因此他们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就能知道他的身份和地位。西周、春秋时代贵族的“氏”，性质上是和黑彝的“支”相同的。贵族们所以要把祖父的字、官名、邑名等为“氏”，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当时贵族所以重视称为“世”或“世系”的族谱，原因也和黑彝重视谱系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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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每个人都有两个名字，即幼年取的“名”和成年取的“字”。幼年的“名”由父题取，成年的“字”是在举行“冠礼”或“笄礼”时由来宾题取的。“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使人们可以由“名”而推想“字”，由“字”而推想到“名”。在成年男子举行“冠礼”时，题取“字”，无非表示授予贵族应得的特权和应尽的义务。成年妇女因为要服从夫权，并作为夫家的成员，故其“字”应在许嫁而举行“笄礼”时题取。这种习惯，曾在后世地主阶级中长期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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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男子的“字”，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的“字”，末一字是“父”字。如果连同官名或氏来称呼，就有四个字，例如“兮（氏）甲（名）”或称为“兮（氏）伯吉父（字）”，也称为“尹（官名）吉甫”（“甫”是“父”的假借字）。女子取“字”的方式和男子相类，只是末一字作“母”或“女”，伯、仲、叔、季之下要标出“姓”。如果连同氏来称呼，可以多到五个字，如“虢孟姬良母”。这样的称呼，包涵有姓氏、长幼行辈、本人的“字”、男女性别等组成部分，无非为了明确表示其身份和地位。其所以要标明长幼行辈，因为当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很重视长幼行辈的区别。其所以要标明男女性别，因为当时男尊女卑，地位不同。男子所以都用“氏”来称呼，因为男子是贵族的主要成员，而“氏”是贵族的标识。女子所以要标明“姓”，因为当时同姓不婚，对女子的姓看得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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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字”连同“氏”或“姓”，多到四、五个字，很麻烦，因此有多种简称办法。春秋时代贵族，习惯上多用简称，又因“父”和“母”已多作父亲、母亲解释，多数省去了末尾的“父”或“母”这个字。男子又多用“子某”的命“字”方式，“子”也是男子的美称。而女子都只以姓和伯仲相配，作为“字”的简称，如称孟姬、孟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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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贵族男子成年时，举行“冠礼”而命“字”，无非表示授以统治人民的特权，参与祭祀和典礼的权利等，同时也授以服兵役的义务，传宗接代的责任等。目的就在于团结贵族成员，维护贵族利益，加强统治力量。详见拙作《冠礼新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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