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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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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一 “冠礼”的起源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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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春秋时代贵族所应用的“周礼”，其由父系家长制时期的“礼”转变而来，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其“冠礼”之由氏族制时期的“成丁礼”变化而来，就是个显著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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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丁礼”也叫“入社式”，是氏族公社中男女青年进入成年阶段必经的仪式。按照当时习惯，男女青年随着成熟期的到来，需要在连续几年内，受到一定程序的训练和考验，使具有必要的知识、技能和坚强的毅力，具备充当正式成员的条件。可以说是一种原始的教育制度，也是学校的起源。如果训练被认为合格，成年后，便可参与“成丁礼”，成为正式成员，得到成员应有的氏族权利，如参加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酋长等，还必须履行成员应尽的义务，如参加主要的劳动生产和保卫本部落的战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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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是和“成丁礼”具有同样的特征的。根据《仪礼·士冠礼》和《礼记·冠义》，贵族男子到二十岁时，要在宗庙中由父亲主持举行冠礼，即孟子所谓“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孟子·滕文公下》），在行礼前，要选定日期和选定加冠的来宾，叫做“筮日”“筮宾”，所谓“筮日筮宾，所以敬冠事”。行礼时，嫡长子必须在序（阼阶上）举行，表示成人后可以代为主人，所谓“冠于阼（即阼阶上），以著代也”。举行的仪式，主要是由来宾加冠三次，初加缁布冠，再加皮弁，三加爵弁，叫做三加。“三加”后，经过来宾敬酒，再去见母亲。随后，再由来宾替他取“字”，接着就去见兄弟姑姊；在更换玄冠、玄端后，再手执礼品（挚），去见国君、乡大夫和乡先生。最后由主人向来宾敬酒，赠送礼品，送出宾客，才算礼成。男孩在未行“冠礼”前，作孩儿的打扮，行“冠礼”时由来宾加冠，穿上贵族的成年服装，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男孩原来只有父亲所取的“名”，行“冠礼”时由来宾替他取“字”，“字”是贵族中“成人”尊敬的称号，也无非表示开始成为“成人”了。《冠义》所谓“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士冠礼》所谓“三加弥尊，谕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加冠后，要往见母亲、亲属和国君、乡大夫、乡先生，无非让大家公认他是“成人”。《冠义》解释说：“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十分明显，“冠礼”实质上就是古代贵族的“成丁礼”，所以《穀梁传》文公十二年说：“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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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和“成丁礼”相同之处，不仅同样是青年进入成年阶段的仪式，而且同样需要经过一定程序的教育和训练。《礼记·曲礼上》说：“人生十年曰幼学，二十曰弱冠。”《礼记·内则》又说：“十年出外就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有所谓“小学”和“大学”。同时，举行仪式后，也一样可以得到成员应得权利和应尽的义务。所不同的，“冠礼”是古代贵族中实行的“成丁礼”，其目的在于巩固贵族组织，维护宗法制度，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因此他们在“冠礼”后得到的主要权利，就是统治人民的特权。所以《冠义》说：行冠礼后“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他们在“冠礼”后所应尽的义务，就是服兵役，为保护本贵族特权而战斗。《盐铁论·未通》篇记御史说：“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又记文学说：“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戎事”就是服兵役。西周、春秋时代的军队，主要是由贵族和“国人”组成的，其中的“甲士”该就是贵族和“国人”中举行过“士冠礼”的壮丁。《周礼·乡大夫》：“国中自七尺以及六十，……皆征之”，从来注释家认为七尺即二十岁，该是自古相传的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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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礼”是当时贵族青年成为“成人”必经的仪式。按礼，成为“成人”才“可以为人”，“可以为人”才“可以治人”，取得“治人”的贵族特权。因此所有贵族，包括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在内，都必须举行这个仪式，《士冠礼》所谓“天子之元子犹士也，天下无生而贵者也”。按礼，任何贵族中人都不是“生而贵者”，必须经过“冠礼”，才能取得“治人”的特权，就是天子、诸侯也不例外。所以《荀子·大略》说：“古者天子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听治，其教至也。”[168]但是实际上，天子、诸侯、卿大夫都出世袭，都是“生而贵者”，举行“冠礼”与否，与他们关系不大，因此多数未能认真举行。在春秋史料中，诸侯中只见鲁襄公在十二岁时，由于晋侯的建议，举行过“冠礼”，晋侯建议的理由只是“国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礼也”（《左传·襄公九年》）。卿大夫中只有晋国的赵文子举行过“冠礼”，赵文子在“冠礼”后，曾遍见卿大夫，即《冠义》所谓“以成人见也”。赵文子见同朝的卿大夫时，栾武子教他“务实”，中行宣子教他“戒骄”，韩献子说：“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智武子教他要“有宣子（赵盾）之忠而纳之以成子（赵衰）之文”（《国语·晋语六》）。所有这些，无非因为赵文子已“成人”，将继任卿大夫的职位，教以如何治国和“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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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国以前，只有秦国国君认真举行过“冠礼”。按照秦国的“礼”，“冠礼”在二十二岁时举行，秦惠文王、昭襄王都是“生十九年而立”（《史记·秦始皇本纪》末节），又都是“三年王冠”（《史记·秦本纪》）的。秦始皇年十三岁而立，到“九年四月，上宿雍，己酉，王冠带剑”（《秦始皇本纪》），也是二十二岁举行“冠礼”。秦始皇要“宿雍”后举行“冠礼”，因为这礼必须在祖庙举行，而秦的祖庙在雍。他在举行“冠礼”的同时要“带剑”，因为行“冠礼”后，就成为贵族中的“成人”，就可以武装起来，成为统治者了。他就是在举行“冠礼”后，开始听政，即所谓“冠而听治”的，在听治后，就先后消灭了嫪毐和吕不韦两大集团，把政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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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礼，贵族男子在结发加冠后，才可娶妻；贵族女子在许嫁后，才可结发加笄，所谓“男子幼娶必冠，女子幼嫁必笄”（《太平御览》七百十八引《白虎通》）。所以礼书上常以“昏冠”连称，如说：“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周礼·大宗伯》），“凡其党之昏冠，教其礼事”（《周礼·党正》）。这个“结发”后结婚的风俗，曾流传很久。《文选》卷二十九苏子卿诗：“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李善注：“结发，始成人也，谓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时，取冠笄为义也。”我国古代贵族为成年男女举行冠笄仪式，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表示已经“成人”，即将男婚女嫁，负起传宗接代的责任，所谓“冠而生子，礼也”。其目的就在于延续和巩固贵族的血统组织，维护其宗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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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1707038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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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新探 二 “字”的来源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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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古礼，婴儿生下三月后，要择日剪发，“妻以子见于父”，由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礼记·内则》）。男子到二十岁举行“冠礼”，才由宾客取“字”，所谓“男子二十冠而字”（《礼记·曲礼上》）。女子则在十五岁许嫁时，举行“笄礼”取“字”，所谓女子“十有五年而笄”（《礼记·内则》），“女子许嫁笄而字”（《礼记·曲礼上》），所以旧时习俗上，当女子将许嫁时，叫做“待字”。“字”的题取，需要在字义上和“名”有联系，不管是正是反。后世“冠礼”虽然不行了，但是这个成年取“字”的习惯曾长期流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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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冠礼》记述古代男子取字的方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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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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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男子“字”的全称有三个字，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如伯、仲、叔、季之类，第二字是和“名”相联系的某一个“字”，末一字都用“甫”的称呼。其实“甫”是“父”的假借字。从古文献来看，西周时确实流行着这种取“字”的方式（在金文中尤为常见），春秋时也还有沿用这种习惯的。见于西周文献的，如白（伯）丁父（《令簋》）、白懋父（《小臣 簋》等）、白家父（《伯家父簋》）、程伯林父（《大雅·常武》）、伯阳父（《国语·周语上》）、中（仲）旄父（《逸周书·作雒》）、仲山甫（《大雅·烝民》等）、王中皇父（《王中皇父簋》）、中 父（《仲 父盘》）、弔（叔）向父（《叔向父簋》）、弔邦父（《 盨》）、弔家父（《叔家父簠》）等，其例不胜枚举。列国的情况也是如此，如晋有白 父（《伯 父鼎》）、桓伯林父（《左传·成公十八年》正义引《世本》），鲁有白愈父（《鲁伯愈父鬲》）、弔猒父（《鲁土商 簋》），齐有成伯高父（《礼记·檀弓》正义引《世本》），郑有召弔山父（《召叔山父簠》）、弔宾父（《叔宾父盨》等），陈有叔原父（《陈公甗》），戴有弔庆父（《戴叔庆父鬲》）等，例子也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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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习惯，男子的“字”可以不用全称。有省去伯、仲等行辈称呼的，如白懋父或称懋父（《懋父簋》、《师旅鼎》），兮白吉父（《兮甲盘》）或称吉甫（《小雅·六月》），白龢父或称龢父（《邢人 钟》），白俗父或称俗父（《南季鼎》）。有省去“父”的称呼的，如吴大父（《同簋》）或称吴大（《师酉簋》），又如周公长子，或称禽父（《左传·昭公十二年》），一般多省称父而称为伯禽，其全称应为伯禽父；孔子的“字”，或称尼父（《礼记·檀弓上》、《左传·哀公十六年》），或单称尼（《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一般多称为仲尼，其全称应为仲尼父。也有省去伯、仲等行辈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太公望或称师尚父（《大雅·大明》），白雍父或称师雍父（《 鼎》、《 甗》等），白龢父或称师龢父（《师兑簋》、《师 簋》）等，“师”即是“师氏”官名的简称；又如兮白吉父或称尹吉父（《汉书·古今人表》），“尹”即“尹氏”官名的简称。也有省去“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又有省去伯、仲等行辈和“父”，而连同官名称呼的，如内史叔兴父（《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或称内史叔兴（《左传·僖公十六年》），又称内史兴（《国语·周语上》）。更有省去“某父”，单以伯仲等行辈连同官名、氏或称号来称呼的，如仲山甫或称樊仲（《国语·晋语四》），或称樊穆仲（《国语·周语上》）；伯阳父或称太史伯阳（《史记·周本纪》），或称太史伯（《史记·郑世家》），又或称史伯（《国语·郑语》）；又如庆父的“字”全称为仲庆父（《左传·庄公八年》），又或称为共仲（《左传·庄公三十二年》、《左传·闵公二年》）。由此可见，西周、春秋史料中，有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称某父的，有连同官名、氏或称号而称伯、仲等行辈的，都是“字”的简称。《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就是说：习惯上到五十岁以后，可以单称伯、仲等行辈而省去“某父”的称呼[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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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贵族男子取“字”，个别也有不用“伯某父”方式而称“子某”的，如唐叔虞，字子于（《史记·晋世家》）。到春秋时，多数用“子某”的方式取“字”，采用“伯某父”方式的逐渐减少，详见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经义述闻》卷二十二、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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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取“字”的方式，《仪礼》中没有谈到。我们在西周、春秋金文中发现了下列许多贵族女子的称呼：囱孟妫婤母（《陈伯元匜》）、 孟妫 母（《陈子匜》）、△妫囧母（《陈侯鼎》）、孟妊车母（《铸公簠》）、叔△（此字从女，亦女姓）奜母（《伯侯父盘》）、中（仲）姬客母（《干氏叔子盘》）、虢孟姬良母（《齐侯匜》）、辛中姬皇母（《辛仲姬鼎》）、中姞义母（《仲姞匜》）、鄦（许）弔姬可母（《蔡大师鼎》）。这些称呼，除了有的冠有国名或氏以外，第一字是长幼行辈的称呼，第二字是姓，第三字和第四字都作“某母”。王国维认为：“此皆女字，女子之字曰某母，犹男子之字曰某父”（《观堂集林》卷三《女字说》）。郭沫若同志曾经认为王国维在这方面“揭破三千年来之秘密”（《甲骨文字研究·释祖妣》）[170]。此外也有不作“某母”而作“某女”的，如成姬多女（《白多父簋》）、京姜庚女（《京姜鬲》），杨树达又认为：“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古人于女子不但以母为其字，亦以女为其字”（《积微居金文余说》卷二《京姜鬲跋》）。这个看法也很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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