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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1707043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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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8．王莽托古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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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大喜功的汉武帝，轰轰烈烈的一生以悲剧告终，由于征伐匈奴的惨败，国内又呈现饥馑动乱景象，他的晚年是在忏悔痛恨中度过的。公元前87年，汉武帝巡行到周至，一病不起，在他虚度七十岁以后，永辞了他统治了五十四年的帝国，静静地躺在长安西北宏伟的茂陵地宫里。继位的是年仅八岁的昭帝刘弗陵，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等大臣按武帝遗诏辅政。由于同时辅政的金日碑（Jīn Mìdī）之死、上官桀被处决，形成霍光一人代小皇帝摄政的局面。昭帝八岁即位，在位十三年，死时还只有二十一岁，一切政务全由霍光裁决。霍光的外孙女为昭帝的皇后，而小女儿又是宣帝皇后，这样一来，他不仅是大权独揽的摄政大臣，而且是对内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外戚，从此开启了外戚干政的先例。不过，他与后世专擅朝政的外戚不同，颇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他的摄政时代与好战的武帝时代适成鲜明对照，以节约财政开支为特征，二十年间不断减税，对匈奴的政策由征战转变为和平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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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昭帝去世，霍光拥立汉武帝的曾孙（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刘病已为帝，是为宣帝。霍光死后，宣帝亲政，奉行王道与霸道并用的治术，一方面减免农业税、人口税，以及贫困户的徭役；另一方面“信赏必罚，综核名实”，以文法吏和刑名术监督各级官吏。他是武帝以后唯一能守成并稍有建树的皇帝，一度曾出现了所谓小康中兴局面。不过他也敏锐地预感到汉家天下将要败在笃信儒术、优柔寡断的儿子手里。事实确实如此，昭宣时代尚能维持武帝时鼎盛局面，以后相继即位的元帝、成帝、哀帝、平帝，一代不如一代，终于导致外戚在宫廷政治中作用逐渐扩大，王莽篡夺政权就是这种形势的产物。霍光摄政时外戚已初露锋芒，宣帝视霍氏家族如芒刺在背，霍光死后两年，由于阴谋告发，夺去了其妻子、家族多人的性命。东汉的史官在《汉书》中大发感叹：“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祸萌于骖乘。”这就是“威权震主，祸萌骖乘”这个典故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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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戚在宫廷政治中的支配地位沿袭不变，不过由霍氏变为王氏而已。王氏的外戚地位源于汉元帝的皇后王政君，即王莽的姑母。元帝死后相继即帝位的成帝、哀帝、平帝都是元帝之子，而成帝是王皇后所生，因此成帝时皇太后王氏的兄弟五人同日封侯，显赫一时，担任大司马大将军，轮流执政。王莽凭借王家声势，广泛结交权贵和经师，显出一副“谦恭俭朴”、“勤学博览”的儒雅风度，博得人们的好感。他当了大司马不久，哀帝即位，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罢官，闭门韬晦。哀帝死，幼小的平帝即位，王太后临朝，王莽以大司马大将军身份掌握了大权，嗾使一些大臣建议立他的女儿为皇后，使他以大司马大将军兼国丈的特殊地位牢牢地控制了朝政。平帝死，王莽一手包办，拥立二岁的孺子婴当皇帝，自己称为“摄皇帝”。公元8年，王莽篡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新”，从此新朝取代了汉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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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莽步入政坛到当上皇帝，用了三十一年时间。这一段历史，在东汉官方钦定的《汉书》里，完全被扭曲了，把王莽写成乱臣贼子，他在篡汉前所做的好事一概成了虚伪做作。其实王莽在摄政期间的不少作为是可圈可点的，在抨击他的人看来或许是不可思议的。例如当时政界贪污成风，王莽不但不贪，还一次次把自己的家产分给下属和贫民，自己过着清苦的生活，夫人的穿着打扮像个仆人。又如他的儿子杀死一个奴婢，为了表示法不阿贵，王莽竟勒令儿子自杀。以上种种举措令百姓感激是可以理解的。有鉴于此，葛剑雄在《泱泱汉风》中说，如果政治家都愿意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来作假，政治一定会清明得多。所以当时把王莽当成圣人、周公，当成救世主，虽有吹捧奉承的意味，但在他建立新朝之前，多数人还是出于真心诚意，否则，只靠刘歆等舆论高手是造不出那么大声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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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王莽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种改革着眼点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被史家称为托古改制，其一切理论根据就是一部儒家经典《周礼》。王莽言必称三代，事必据《周礼》，为他提供经学依据的就是西汉末年经学大师刘向的儿子、后来成为新朝“国师公”的刘歆。还在平帝时，王莽就支持刘歆，把古文经立于学官，设博士官；又叫刘歆依据《周礼》建立明堂——一种用于“正四时，明教化”的上圆下方建筑，还建立称为辟雍的祭祀场所。王莽篡汉后，刘歆成为四辅臣之一，任为国师，位居上公，用古文经学为新朝建立一套不同于今文经学的理论，用来托古改制。《汉书 · 王莽传》说：“莽意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因此热衷于“制礼作乐，讲合《六经》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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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古改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长期困扰社会的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即土地兼并及其所带来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早在汉武帝时董仲舒就把当时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贫富两极分化，归结为井田制废除后土地可以买卖的结果。他的理想是恢复井田制，鉴于井田制一时难以恢复，他提出一个折中方案——“限民名田”。所谓“名田”即“占田”，限民名田即限民占田，目的在于抑止土地兼并。在土地私有并可以买卖的前提下，企图限民名田，不过是经学家闭门炮制的平均主义理想，化作泡影是必然的。哀帝时的辅政大臣师丹重复董仲舒的理论，再次提出限田建议，得到哀帝许可，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制定了限田限奴婢的具体条例，引起一阵社会震动后，终于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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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改制的步伐比董仲舒、师丹、孔光之流更大，不仅是限田，而且是恢复井田制。他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颁布的诏令中，宣布“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即取消土地私有制，一律收归国有，按照《周礼》所描绘的井田制，重新平均分配，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禁止买卖；并且严厉地规定：“敢有非井田圣制，非法惑众者，投诸四裔，以御魑魅。”这种倒退的主张本身就注定了它是没有出路的，如果按照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全国的耕地远远不够分配，何况土地的私有和买卖是当时蓬勃发展的小农经济的基础，符合历史前进的趋势。倒行逆施得不到社会上任何阶层的支持，王莽不得不在王田令颁布的第三年再次颁布诏令，宣告“王田”可以买卖，不再依法处理，实际是承认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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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国有化改革的第二年，王莽根据刘歆的建议，推行一系列政府控制工商业的改革，其理论根据依然是《周礼》。改革的具体措施是五均六管。所谓五均的要点是：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等大城市设五均官，代表国家对工商业经营和物价进行控制，包括平抑物价，用成本价收购滞销农副产品，经营赊贷等。所谓六管的要点是：把盐、铁、酒、五均赊贷、名山大泽、铁布（币）铜冶等六种经济事业改由政府经营，实即国家专卖。五均六管并不是新发明，它是汉武帝时代平准均输、盐铁官营的扩大化，其本意是想重农抑商，但是官商行为违背市场规律，成为政府与商人争利的手段。何况主持五均六管的都是大商人出身的官员，唯利是图的本性促使他们营私舞弊，搞得一团糟，迫使王莽不得不在跨台前一年宣布废除这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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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王莽按照《周礼》改革币制，把早已失去货币功能的原始货币重新推向市场，把货币分成五物（金、银、铜、龟、贝五种币材）、六名（黄金、银货、龟币、贝币、布、泉六种名称），二十八品（二十八种货币的交换币值），一方面行不通，另一方面换算比值不合理，搞得币制混乱不堪。他还按照《周礼》，大改官制、官名，甚至分封了两千多个公、侯、伯、子、男，连官吏都搞不清楚那么复杂的名称，使政府机构难以运转，贪污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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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企图按照儒家经典重建一个“大同”世界，一劳永逸地解决长期棘手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商人盘剥农民等社会问题。然而，要解决社会问题，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倒行逆施的结果，不但无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反而使它更加激化，加深了社会危机，引来了绿林、赤眉起义。王莽所建立的“新”朝，只存在了短短的十几年，如同流星般迅即消逝。光武中兴后，在东汉史臣的笔下，王莽终于成了西汉腐败政治的替罪羊。因此对于王莽的描绘众说纷纭：帝位篡夺者，最大的伪善者，舆论的操纵者，理想主义者，改革者，革命家等等，莫衷一是。费正清、赖肖尔在《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指出，王莽的土地国有和放免奴婢的努力，使他得到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这一错置时代的称号。这是有所指的。著名学者胡适早在1928年就认为王莽是“一千九百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他的失败是因为这样的人过早地在中国出现。美国历史学家毕汉斯（Hans Bielenstein）认为这是一种“浪漫主义的非历史性的解释”。他指出，王莽不是班固《汉书》所说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从积极方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从消极方面衡量，王莽不过是一个过分依赖古文经学的有点迂腐的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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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概要（第四版） 29．光 武 中 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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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反对王莽的绿林军起义后，身居南阳的皇族刘、刘秀打着“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成一支春陵军，响应绿林起义。此后又有一支赤眉军起义。公元25年，赤眉军逼近长安时，刘秀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北）县城南面的千秋亭即帝位（汉光武帝），宣告光复汉朝，以这一年为建武元年。不久，刘秀攻下洛阳，在此定都。史家把以长安为都的前汉称为西汉，把以洛阳为都的后汉称为东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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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字文叔，南阳郡蔡阳县（今湖北枣阳西南）人，汉高祖八世孙，他的六世祖长沙王刘发是景帝之子，刘发子刘买封为舂陵侯。到他父亲刘钦时，家道中衰，刘秀只身闯荡社会，进入太学，专心攻读《尚书》，回乡后又经历了种种生活磨难，为他日后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刘秀原本是一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他虽游学京师，稍习经典，但并无宏大志愿，公开扬言：“作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执金吾不过是负责京都治安的长官，品位不高；阴丽华却是出身南阳富家的绝色美人，在刘秀起兵次年，便成了他的妻室。刘秀成为东汉的开国皇帝是他自己也不曾预料的。刘秀重建汉朝，天下从乱走向治，从纷争走向统一，江山依旧，景况大变。王莽改制留下一个烂摊子，加之连年的内战，使元、成、哀、平以来不景气的社会，至此变得凋敝不堪，重建的汉朝已今非昔比。刘秀以他非凡的胆识才干，遵循“以柔道治之”的方略，创造了光武中兴的业绩。刘修明《从崩溃到中兴》把他的治术概括为简政以安民、进贤以励治、集权以统一，是极其精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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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简政，就是“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废除王莽的繁苛法令，恢复汉初的法简刑轻，以达到“务用安静”的局面。为此，屡次发布大赦令，平反冤狱，释放犯人。光武一朝刑法宽松，社会安定。简政的另一方面是裁减机构与官员，裁减了十分之一的郡国、四分之一的县级区划、十分之九的官员，节省了财政开支，减轻了社会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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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进贤，就是健全人才选拔制度。首先恢复汉初的贤良方正制度，选拔官吏；其次把征辟制度加以发展，“征”即皇帝下诏特征某人为官，“辟”即地方官推荐某人为官。为了防止舞弊，下诏以“四科”取士，一为品德高尚，二为博通经史，三为熟悉法令，四为能力才干。刘秀“理国以得贤才为本”的原则，为东汉王朝网罗了一批有用之才，他求贤若渴，诚意邀请隐居山野的老同学严光（字子陵）到京都洛阳担任谏议大夫，严光不为所动，回到故乡，在富春江畔垂钓，颐养余年，一时传为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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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集权，就是继承并发展汉武帝强化中央集权体制的方针。其一，西汉末年把刺史改称州牧，秩禄从六百石增至二千石，但职权未变，并无一定的治所。刘秀定制，州牧复称刺史，有固定治所，向十二个州派出十二名刺史，以“六条问事”，每年年底回京报告，中央据此对地方官作出升降任免的决定。但是刺史权力过大，并且有了固定的治所，使州成为一级政区，为日后地方割据埋下了祸根，是始料不及的。其二，西汉末年，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所谓三公改称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由于外戚专权，例居大司马大将军之位，大司徒形同虚设。刘秀恢复大司马为太尉，把大司徒、大司空的大字去掉，但矫枉过正，“政不任下，虽置三公，备员而已”（仲长统语），把三公的职责移到本来替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台。但尚书令秩禄千石，三公秩禄万石，一个有权无位，一个有位无权，以此杜绝臣下作威作福。通过尚书台控制中央政府，削弱三公（太尉、司徒、司空）的职权，使之成为虚位，不授予实权，日常政府事务由尚书台处理，直接对皇帝负责。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前期正面效应是明显的，到了东汉后期皇帝无能，其负面效应便日益凸显，终于导致外戚、宦官轮流挟主专权的后果，这也是当初始料不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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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面临西汉末年的棘手社会问题——限田限奴婢，也就是限制土地兼并以及农民沦为奴婢的问题，王莽作了尝试没有成功，他力图以另一种方式来解决它。在东汉初建的十几年中，他六次下诏解放奴婢，三次下诏禁止虐杀奴婢，收到了明显的成效。但是在解决土地问题时却遇到强大的阻力。建武十五年（39年），光武帝下诏“度田”，即命州郡地方官检核垦田顷亩及农民户口年纪，如地方官夸大报告户口、垦田实绩，坐度田不实之罪。这是鉴于当时“天下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致使国家赋税收入受到损失这一实际情况，而制订的一项抑制豪强地主的措施。很明显，检核垦田顷亩对豪强地主不利，他们百般阻挠；地方长官或慑于豪强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利害的考虑，并不认真度田，故意扰乱，出现了地方官“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不公平现象，以及虚报度田实绩的欺瞒现象。京师洛阳及皇室发祥地南阳抗拒度田的势力最大，地方官束手无策。光武帝在批阅度田报告时，见陈留吏牍上写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便诘问缘故，官员答道：“河南（即洛阳）帝城多近臣，南阳帝乡多近亲，田宅逾制，不可为准。”一语道出了近亲、近臣这些最大的豪强地主，尽管田宅逾制，但无法检核的尖锐矛盾。光武帝颇不以为然，派遣官员考察属实后，以“坐度田不实罪”，处死了有关郡守十余人。虎头蛇尾，以后还是不了了之，垦田顷亩并未检核清楚。度田虽然没有根本解决土地问题，但对于促进荒地的开垦还是有作用的，建武十八年（42年）汝南太守开垦鸿郤陂数千顷，不仅郡内殷富，而且利及他郡，便是最显著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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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教育的重视，使光武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几个重视文治的帝王中的佼佼者。建国之初，他就下令恢复汉武帝的五经博士，《易》立四博士，《尚书》立三博士，《诗》立三博士，《礼》、《春秋》各立二博士，共十四博士，分别教授学生，并在洛阳建立大量图书馆，诸如辟雍、东观、兰台、石室等，营造文化氛围。在此基础上新建国立大学——太学。由国家奖励学问是从西汉开始的，太学始建于汉武帝。光武帝新建太学，规模更大。今洛阳太学遗址有两处：一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00米；与此邻近的另一处南北长200米，东西宽150米，有内外讲堂各一座，讲堂长十丈、宽八丈，讲堂附近建有太学生宿舍。太学生称为博士弟子或弟子，也称诸生，每年都要考试——射策和对策。与首都的太学相呼应，各地都办了地方学校——郡国学。全国上下重视教育蔚然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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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本人精通经学，也爱好谶纬。汉朝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儒家学说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以一种神秘主义的方式解释五经，于是形成了一种谶纬之学。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也称图谶；纬是与经相对而得名的，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之学兴盛于西汉末年，当时流传谶纬图书三十五种，东汉初年更为盛行，谶纬图书增至八十一种。刘秀不仅称帝时利用谶纬《赤伏符》，证明做皇帝合乎天命，而且在施政用人时也要引用谶纬，几乎言必称谶，事必依纬。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使谶纬成为与五经具有同等地位的法定经典。为此他下令在洛阳建造宣扬谶纬之学的礼教性建筑——明堂、灵台。明堂是宣明政教的场所，朝会、祭祀、庆赏、选士、养老等重大典礼都在此举行，坐落于洛阳平城门外，建筑呈上圆下方，有九室、三十六门、七十二窗。在这里，自然宗教与国家礼仪互相融合，互为表里。灵台是天文观测台，在平城门外明堂大路西侧，东对明堂，它的功能远远超越了观测日月星象，而与国家命运相关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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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二年（57年），光武帝还没有来得及祀明堂、登灵台，就与世长辞。他的中兴大业为明帝、章帝所继承，水利专家王景治理黄河，出现了80多年没有灾害的盛况；匈奴侵扰问题得以解决，使南匈奴归附中原；班超出使西域，稳定了边境形势。他开创的东汉王朝，延续了1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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