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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1.4 汉字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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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地处远东之故，汉字在上古无缘遭逢西方古文字字母化的浪潮，也就没有契机转变为表音文字。凡认为汉字不是字母文字便属落后的笼统意见都是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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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们可以从甲骨文中看见哪个字是割耳朵，哪个字是割鼻子，但将汉字简单归为“图形文字”一脉也是轻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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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构造原理简单，“形声兼备”是其特质，这正是汉字有别于苏美尔象形文字、埃兰线形文字等早亡文字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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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文字之难易，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安于一字一音者，常感外语比母语难学，这是人之常情。洋人有感筷子难以驾驭，可中国人却能轻而易举地夹起一块豆腐。文字之为日用，如身体发肤，不可太计较，只管爱惜它。情根已种，至死方休。爱之则生，厌之则灭，只要承认文字是体己物，那么此工具若经千古而不废，则必有可观处。其字体、写法、读音、字量、词汇、语法等都与时偕行，其间更淘汰不少“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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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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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子·大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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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一字去注多音，便会有多义字。汉字的流传演进自有其轨迹，它依赖于教授与书写，不依赖于口语，故它的传播有助于各地交流而非相反。饶宗颐先生说：“汉人是用文字来控制语音，不像苏美尔等民族，一行文字语言化，结局是文字反为语言所吞没。”（《符号·初文与字母：汉字树》）故汉字绝对不是汉语的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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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将乃“国戏”，此以“国戏”言“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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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稗类钞》讲：“麻雀，马吊之音转也。吴人呼禽类如刁，去音读。”清代之麻将正是脱胎于明代之马吊（一种纸牌）。可见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真有赖于“国字”将不同地域的口语连接起来，字无分东西南北，才能有全民共识之物。“叉马雀”“打马将”，称呼其实都大同小异了，会玩麻将，至少也算个中国人的标志。方言愈是天差地别，愈是凸显国字的功用。没有文字的语言可借助汉字记录信息，却不必放弃母语，方言与共同文字并行不悖，这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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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生死，都是国字，岂能过河拆桥！要否定中华文明，必得推倒汉字，如此，必使汉字从文明先锋变成毒物，可埃及人改换了文字，就不见得有何光辉的命运。据说字母书写有助于古希腊人读写能力的普及与思想启蒙，而“方块字”使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此说实经不住历史细节的拷问，其实该反过来思考，是读写教育、书写工具以及文化传承拯救了文字，而非相反。字母文字何尝不需教，岂能无师自通？诸位看官须认清，字词总是频繁地被时代赋予新义，而非作为毒瘤拖累着口头表达。语言的不断演化注定汉字不可能限死人之心智，偏旁虽看似滞后，尤其是在其表示的质地属性方面，然书体的演进已充分证明笔画乃由人定，僵化的从来是人，而非文字，否则如何解释周人的新创文字，以及后来古壮字、古白族文字、契丹文字、西夏文字、女真文字、越南文字等对汉字的仿制与租借偏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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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多士》记载：“惟殷先人，有册有典。”论文字传播，周学于殷，然而，周后来居上。揭开散落在甲骨上的商王世系不得不借助《尚书·无逸》，而在青铜器记事方面的建树，周更远胜于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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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青铜器上刻痕图画是有的，然铭文则多寥寥数字，所传递的历史信息总有几分羞羞答答。反观周朝的青铜器，利簋记武王征商，小臣单觯记周公行赏，何尊记成王营建东都，大盂鼎记康王诫酒，启尊记昭王南征，刺鼎记穆王禘祭昭王，五祀卫鼎记周共王时土地交易……直至宣王时的毛公鼎，有近五百字的长篇铭文。后人得以铭文证史，青史终因青铜而未成灰，真乃“铜”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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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是出类拔萃的学生，他们勇夺天下之后，将刻有金文的青铜器、册命、历书等“宣示品”颁予诸侯，如此，汉字得以流传各地，并成为周王朝政治与文化双重力量的标志。此便是“汉字文化圈”的酝酿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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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为汉语贡献的成语是很可观的，诗人把握住了汉字的精髓，饱满的情绪乃至深沉的思想多凝注于四字格形式，后世评论家总说这其间双声、叠韵、叠字等技巧运用得炉火纯青，例如“辗转反侧”“兢兢业业”“信誓旦旦”等。须知欧洲人到公元9世纪才学会押韵。然此种声调和美，朗朗上口，本自先民的呢喃口语中雅化而来，恰如水鸟之“关关”。此时的叠字尚不能切割开来，独当一面。待到语言高度成熟时，才有《老子》中“知知”“病病”的复杂用法，颇费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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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思量，自难忘。看官们总说“诗一般的语言”，可见“诗”的语言本不同于“一般的语言”，即自成一特殊语言。盖因“诗”更近于人的思维而非言语，言语从来不能完全展现思维的复杂性，而诗往往凭借其模糊性意外地抵达思维深处。汉字乃是诗歌之佳偶，则汉诗不得不独步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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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字模山范水，美不胜收。于是，中国文人下笔立志，断不负汉字之美。《诗》有“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又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然技更不止于此，四字格经《诗》的完美呈现，被认为是汉语短长相宜的极限。岁月愈老，汉字之美愈彰。且看烟锁秦楼、月迷津渡、芦叶汀洲、沙禽掠岸、画舸平湖、断桥细雨、柳下系船、梅边吹笛、日照绮寮、月破黄昏、杨花飞雪、梧叶飘黄、菊花落瓣、龙吟方泽、虎啸山丘、驼走大漠、雁排长空云云，这都是后来中国人的新斩获。对美奂意象的捕捉，遣词造句的排列组合，再施以文法点染，竟可使文字如诗如画，中国文人深谙此道，冠绝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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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越等南方族群在华夏化的进程中也将汉字学去，出现了“鸟书”，即在铭文上附加鸟形装饰，成为一种美术字体。据《说苑·善说篇》记载，公元前6世纪的一天，楚国令尹鄂尹子皙举行舟游盛会，越人歌者对他拥楫而歌。如前所述，汉字虽不是记音文字，但却可以用来记音。这歌词就先以汉字记其古越语发音，是为“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楚王自然不懂，便找来通楚语的越人翻译，这一译就诞生了流传千古的《越人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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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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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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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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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几烦而不绝兮，知得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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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木兮木有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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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说（悦）君兮君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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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人歌》是现存最早的汉译文学作品。后来，宋玉的《神女赋》中有了“皎若明月舒其光”“婉若游龙乘云翔”等佳句，此堪称七言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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