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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堕落与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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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又称殷朝，殷商二字本可连用，……殷商二号，又可通用，……但是在孔子和孟子的书中已经专用殷字了，……全部《论语》《孟子》连《大学》《中庸》，除《孟子》引《诗经》“商之孙子”一句用商字外，其余都用殷字。据《礼记·檀弓》孔子自称殷人，司马迁作《史记》，也称“殷本纪”，萧梁时周兴嗣作《千字文》，也称“周发殷汤”，至赵宋时，因赵匡胤的父亲名弘殷，宋人避讳，对殷字有时缺写末笔，有时就直接改为商，如《千字文》就改为“周发商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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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陈垣先生在《商朝与殷商》一文中的考证，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商最初称为“商”，待多次迁都居殷后而以“殷”名世，虽然此时仍是“殷”“商”并用，但到了孔子与孟子的时代，已经专称为“殷”了。郭沫若先生根据甲骨卜辞认为殷人从不自称为殷，在周初的青铜铭文中才称为殷，起先是用“衣”，后来定为“殷”。如此，“衣”“殷”二字则是周人出于对商的敌忾而称之。武王克商之后，“殷”成为后世对商的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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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国的政权架构并不复杂，其运转特别倚重“大人”，可名之曰“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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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一人”乃是君王的专称，他们固然高“人”一等，但也并非“唯我独尊”。王者还是礼貌地尊先君为战神，尤其在遭遇劲敌时便大事祭拜。从巫咸（亦作“巫戊”）、巫贤这些政要的名字来看，祭司阶级之于国家极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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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尹是商初的重臣，他作为商王以外的核心人物极具典型意义。枚乘《七发》提及“伊尹煎熬”，《史记》说到“伊尹负鼎”，《汉书》又言“伊尹善割烹”，但他自然不可能是后人追封的“厨圣”。伊尹盖因长期参与祭典而获取资历，并终发展为大祭司式的权相。孟子说伊尹这类人物属于既可以事“非君”，又可以使“非民”，政治好也做官，政治坏也做官。实际上，伊尹所在要职根本不容所谓的“可仕可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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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专制技术粗糙、地广人稀的上古时代，商王与神职人员可以相互配合，即“核心人物”以神权力量一呼百应而将王国变为一辆战车。殷契有“王作三师”，甚至连王后都亲自征战。妇好为商王武丁之妻，“妇”是指嫁至商王室的异姓女子，“好”字可以不加“女”旁，指出生于“子”氏，“子”便是其父族氏名。妇好不仅征伐四方，且主持重大的祭祀典礼。一个女子完美地诠释了何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故如妇好这样的王后也可算作核心人物中的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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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之虎方、北之鬼方、东之夷方、西之羌方，再加上后起的周族，都是商的劲敌。然一路领先的商却发生了深刻变化，因为上帝不管用了。在强手环伺的时代，殷商不可谓不用心于制度，商的人祭人殉“制度”便十分严苛，可在治理上的建树却相形见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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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汤曾坦言：“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这是信仰的强大约束力，因此商王的整体表现还算中规中矩，但他们的智识不仅不及周王，也远未及自家贤臣，而末代君王“帝纣”的庸俗取向，更是为后人取笑。纣王所热衷的是在宫室里填满“狗马奇物”，在沙丘上建立动物园，并“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打造纵欲“俱乐部”。然而，转换眼光来看，帝纣只是在享受商王国那终于浮华起来的宫廷文化。从捕猎动物以求糊口，到搜集“狗马奇物”以求愉悦，这实际上是人类精神领域的进展，此种进展是由神权领袖先于信众而达到的。且欣赏一件晚商文物——羊首勺，勺柄上铸有猛虎逐羊，弱肉强食，避无可避，令人心悸，而勺柄端铸有一颗绵羊头，正背对此景，不知其滋味。此件可谓匠心独运，艺术性极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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妲己祸国的典故无论是作为一件历史事实，还是一个寓言故事，它都透露出一个信息，即时至晚商，殷人传统的政治生态遭到了破坏，例如妇好这类辅助商王的王后“贵妇”此刻变成了奴隶出身的妖姬。而比干不得其死，箕子也未在其位，导致君臣均不能应对国家的周期性动荡，由核心人物架构支撑的神权体统大厦将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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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权是暴戾的，但这也是其坚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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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的堕落首先来自信仰机能的衰退，这种衰退的持续便展露出殷人的上帝垂死，或者上帝从来就是不作为的尴尬。这就如同说“上帝需要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离不开上帝”，那么上帝为什么要赋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苦难呢？鬼神信仰在晚商已无之前那么震撼的约束效力，故后人炮制了果报。商纣王的祖父武乙是被雷震死的，这个传说无非是指他的荒唐必遭天罚。武乙不仅暴虐，而且他的想象力仿佛全用在儿戏上，比如他造一个偶像，取名“天神”，与之赌博，天神输了（自己人做裁判），武乙就侮辱他。又比如他弄来一个皮袋子，装满血，然后射箭，竟号称“射天”，可见其心中已无丝毫敬畏。故纣王的“慢于鬼神”只是延续祖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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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虽只是一个传说，却可由此窥见商、周文化气质之大不同。商人比周人更倚重占卜，占卜作为一种看似方便的决策方式，实际上大有赌徒式的冒险性格；周人比商人更倚重人心，也就是推崇信仰的力量。后世历史编纂者以“天”之受辱来凸显商王的神权暴政，这在周文化的语境中获得无可置疑的支撑，因为周人的“天”至高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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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王武丁曾对核心人物傅说讲了这样一句话：“若作酒醴，尔惟曲蘖。”（《尚书·说命》）他将傅说比作酿酒必不可少的酵母，这等比喻绝非标新立异，而是有深厚的社会背景。两件出土于河南信阳的商代提梁卣中保存着距今三千多年的古酒，这重新进入人类视野的液体被认为是文明世界里最古老的酒。盖和罐体合缝严密，不致陈酿挥发，此显露殷人在青铜器铸造方面的天赋。据化验，此酒为果酒。果酒乃是原汁酒，其酒精含量不高，如果殷人普遍处于醉酒状态，那么一定是滥饮所致。然而滥饮必有强大的制酒业支撑，如此，将得来不易的农作物用于制酒，这对尚处于实验性农业阶段的殷人无异于自我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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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的宗教用途在世界上是普遍的，然晚商君臣的酗酒之风自然不是尼采所执的“酒神精神”。那种借酒力而生放纵、直至狂欢的神权氛围，助长了骄奢淫逸的无节制蔓延。所谓“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无酒神而有酒鬼的殷民正是一面镜子。周室在黄河淇水间的殷商故地上建立卫国，分管一批殷遗民，而遗民的酗酒恶习显然难制。周公担心他们聚众饮酒，纵性生乱，故命令卫国君主康叔当众宣读限酒令。读此《酒诰》一篇，便知周公之意不在酒，分明是在说天下兴废。故说纣王之恶实是殷人社会之弊，没有殷人的酗酒成风，又如何会有纣王的“酒池肉林”呢？酒，简直就是殷人的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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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社会观察是较为准确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礼记·表记》）周人恰是自律的，据大盂鼎铭文所示，周康王仍牢记祖训，告诫臣下不蹈殷人纵酒亡国之覆辙。周朝的酒器数量也确有递减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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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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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魏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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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这与其说是大禹的神奇预言，不如说是周文化的冷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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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摆放酒具的器座叫作“禁”。禁的纹饰张扬着想象力，有夔纹、鸟纹、龙纹等，然而青铜禁的文化内涵却是极其克制的，且不说禁酒，至少也是“饮而有度”，这是“酒文化”的前提。君子有言：“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晏子说：“无客而饮，谓之从（纵）酒。”（《晏子春秋》）他时常与好酒的齐景公发生争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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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儒服》所载“遗谚”有云：“尧舜千钟，孔子百觚。”虽有夸大，也非无凭。孔子本乃性情中人，卓然有祖风，但会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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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酒无量，不及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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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乡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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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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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子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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