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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2 上帝倒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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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三千年前的部族“械斗”，其死伤结果本无关道德之尊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的苏末人与塞米提人的斗争，商周间一时之胜负也不必然体现正义力量的指引。但历史地看，成王败寇之判定还是具有革命性的。且来分析这场发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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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点，牧野在今河南省淇县南、卫河以北，新乡市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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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日期，具体年份有几十种说法，据《国语》记载：“昔武王克商，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晨在斗柄，星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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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规模，据《孟子》《吕氏春秋》记载，战争中一次动用战车达到300乘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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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意义，周族成功挑战了殷人的霸权，而武王克商宣告了中国文明史上“革命”的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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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性质，虽然周武王有“行天之罚”的冠冕话，但在殷周之际，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部族征服一个部族的暴烈行动。武王伐纣很容易让人想起努尔哈赤起兵讨明。努尔哈赤的“七大恨”之第一恨便是“南朝将我二祖无罪加诛”，武王也有深仇大恨，其祖父季历为商王文丁所杀，其父文王曾被纣王囚禁，其兄伯邑考被纣王活活烹死。所谓“仇深似海”“不共戴天”，不过如此。当然，王室成员经历此类刑杀倒有助于周人认识到德政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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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目的，周人用兵的意图更可能是复仇，历史上“戎殷”“殷戎”“商戎”的叫法，也多是来自周人的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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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官们最应记住的是，此次战争被赋予的“神圣意义”有别于以往的部落冲突，因为战争的发动者清清楚楚地数落了战争对象的罪状。“革命”一词，出自《周易·革卦·彖传》中的“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有道德属性，但也可理解为用天命做暴力的保护伞和遮羞布。商人有原始的天命观，即“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周人更进一步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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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中的《保训》篇被认为是记录了周文王遗言的《尚书》式文献，虽不似周初文字，却也遗存了古史信息。据简文所示，文王在位50年，身体状况不佳，他预感时日无多，恐等不到继承者“身受大命”，便向太子发传授“保训”（“保”通“宝”），告诫他：“敬哉，勿淫！”文王对儿子讲述了舜与微（商汤的六世祖）两位古代部落首领与“中”的传说，核心思想便是“中”与“天下”有莫大关联。而据《论语》所载，尧对舜，舜对禹，都说过“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这样的话，意即上天大命落于你身，要真诚地保持正确。可见“中”的观念渊源颇长，并深深启发了“中庸”思想，如“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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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东方也存在所谓“上帝的选民”，那么选民不会是固定的某个部族，因为周人坚信天命并非固定不变的，所谓“天命靡常”（《诗经·大雅·文王》），这也就肯定了天命是向所有部族开放的，是上天让商人臣服于周人。当然，周人也要戒骄戒躁，因为“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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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酒诫”天下共勉，而“十诫”只在基督徒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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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上帝耆之”“乃眷西顾”“帝谓文王：予怀明德”（《诗经·大雅·皇矣》），从此，“天”或“帝”不再是一族之神，而是天下各族所共有的。周人脱颖而出，天命所归在一个“德”字。而商的衰亡正是咎由自取，弊在“缺德”。切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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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人还未摆出其先祖与大禹并肩作战的资历以前，他们自认为对天下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铲除了纣王暴政，这个贡献就与治水一样，是足以让各氏族部落俯首称臣的大功业。从此，政权的合法性问题登上台面。然殷周之际的政权合法性又像是个伪命题。话说汉景帝时期的一次朝中辩论，由治《诗》之大儒辕固对阵黄生，辩题可归为“汤、武革命的合法性”。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贯于足。何也？上下之分也。”意指帽子再破旧也是戴在“头颅”，绝对不会套在脚上；而鞋子再怎么崭新终归被踩在脚下，绝对不能置于“头颅”。这个比喻用以解释部族时代的兴替是无力的，此刻的“政治”还没有章法，即无所谓“法理”。更明显的是，政权之正伪只有在同一个国度里才有探讨的意义，殷周变革与秦汉相继变得同质显是出自后人的附会。周公之反复强调“天命”，一是为释仇，二是为树德。然法家的韩非本着王权神圣不可侵犯的立场，认为“武王伐纣”与“汤放桀”都是“人臣弑其君者也”，这种附会一直延续到汉代的朝廷之上。其实，孟子早已袒露了儒家的心迹，王权哪里是不可侵犯的，他讲：“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可见暴君非君！在明代，此类话被朱元璋从《孟子》中删略，更可见其浩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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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暴烈和血腥自是难免，宽容一般在残忍之后才会到来。周人的气质的确迥异于殷人，以致荀子相信：周文王只讨伐了四个国家，周武王只诛杀了两个人。孟子也不承认流血革命，他狡猾地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者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发现孔子精蕴向为孟子之长，而好代古人言却又是孟子之短。他这段话的前半截很是在理，深得孔子学风，而后半截则属于护短。他说古书不可尽信，正在于自己明白穿凿附会的容易。孟子浪漫地认为“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孟子·梁惠王下》）。既然殷民久盼王师，如大旱之望雨，那革命自然兵不血刃，何须大开杀戒？可革命真不是请客吃饭，如何有不流血的械斗？故荀子之说较为写实，他认为：“鼓之而纣卒易乡（向），遂乘殷人而诛纣。盖杀者非周人，因殷人也。”说殷人醉酒未醒也好，说士兵阵前起义也罢，周人乘势诛杀了纣王是无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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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为何？商王国在此前与东夷势力的冲突中消耗严重，而以周为首的部落联军依靠了商王国的叛军取胜。之所以会有“倒戈”之事，浅言之是殷人精锐陷于东夷战场，《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深言之是由于神权王国信仰机能的丧失，最为直接的原因是，商人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常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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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契上提到“王作三师”，这个“作”字的本义是人起身，而且是临事即时的，可知商人的军队都是临时聚拢而来。“常备军”的概念自是西来，而“常备”这两个汉字颇有些迷惑性，不妨将“常备军”的问题转换为“正规军队”或“职业军队”来把握。由此观之，兵还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或一种行当，它只是“兼职”而非“专职”，如果强说商王国的武装为军队，从身份上说无非是“民兵”与“奴隶兵”两大类（奴隶不算入“民”）。而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是一股稳定的武装力量，你可以明确指出它的形态，包括它的建制，它的纪律……而所谓“振旅”可能是指胜利后的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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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利簋铭文所示，武王伐纣之战确实短促，行军的顺利决定了革命的时长，迅捷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也体现出早期文明的推进速度。武王革命后占有了“中国”，而此刻最为棘手的便是统辖难题。商的霸权被打倒之后，部族又归于“群龙无首”。革命前夜的“八百诸侯会孟津”，此刻却面临着共同敌人的轰然倒下，军事同盟有了胜利后的尴尬。然“见群龙无首吉”（《易经》），周人对天下的经略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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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3 生死存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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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王国何去何从？此处便要说到“奠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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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子是纣王长兄，肩负王室存废的天然职责，但他苦谏无果，始终做不了核心人物，难免心灰意冷。之前与其大发牢骚的太师和少师早早投周去了，这对微子是大触动。果然，在周武王伐商时，微子自缚肉袒乞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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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王族，何以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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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三千年，是周人将“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的观念赋予了中国，但此处没有你死我活，没有赶尽杀绝，周人选择了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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