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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2.5 白旗之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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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是被逼死的，他逃到鹿台，自觉走投无路，终于决定以己献祭，于生死一线完成与上帝最后的感通。或许期望上帝能收留他这个孤单“余一人”的灵魂，他“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赶到尸体前，砍下纣王的“头颅”，悬之白旗。纣王就这样烟消于周人掀起的“末日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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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断头宣告商周的“东西之争”暂时平静，虽然没有英国查理一世与法国路易十六的程序性，但是它在文明历程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却丝毫不亚于这两次斩首。革命的过程或许是难脱暴烈的，但革命的结局不应该是悲剧。在这一点上，周人以其智慧与气度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启示，其中一条便是革命不是要人命，不必赶尽杀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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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没有导演“巴比伦之囚”，他甚至修葺了纣王的宫室，再想想八百年后项羽火烧咸阳之举，真是天壤之别！在氏族战争时代，周人较好地控制住了睾丸激素，没有杀红眼。以至于荀子说“故无首虏之获，无蹈难之赏”，意指周之将士没有斩获首级与俘虏，也没有得到冲锋陷阵的奖赏；推翻殷商，也只“迁其重器”，而不“毁其宗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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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之历史意义远非一“武”字所能概括，且看武王灭商后推行的一系列治国安邦的举措。武王迁都镐京，并设立辟雍用以举行典礼宴会、宣布政令等，打造了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宗周”；为定东方，规划东都洛阳，欲打造一个“成周”。成周既可作为宗周的屏障，又可有效地控制东方诸侯，威慑荒服。而宗周一旦告急，王室大可东迁成周，保存力量。可惜，他未及亲力亲为，交由成王、周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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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安抚殷商遗民，武王保存殷祀，让商纣的儿子武庚继续在故土治理殷民，并派三个弟弟管叔鲜、蔡叔度、霍叔处辅助禄父治理殷国。“三监”方案旨在把商朝王畿分割开（卫、鄘、邶三个分区），便于对故旧势力进行安抚与监督，此乃恩威并重。可惜武庚参与叛乱，被周公诛之。殷周本就是世仇难消，此刻则更是火上浇油。然事情的发展出乎意料，周人处置殷遗民自是采用分化削弱的策略，将朝歌部分“殷顽”迁于洛阳，又将部分殷遗民封给鲁、卫等诸侯国，但没有更细化的分割，仍按较大的单元进行安顿，例如以职业为氏的家族安然无恙地过渡到新政府，周人亦可完整地接受那些产业成果。最可贵的是改封微子于商族发祥地商丘，国号为宋，以治理东夏地区。殷人仍得以继续奉其宗祀，行其典制，并准用天子礼乐祭祀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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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百姓，使之重获自由，并散发钱粮，赈济贫民，聚拢民心。同时，他释放了被囚禁的思想家箕子，并修缮了殷之忠臣比干的墓，以显宽厚仁慈。武王还展示九鼎（“九鼎”在周文化中被定义为“三代之传器”）与商宝玉，向天下表明周已承继共主地位，又命诸侯立亳社（殷社），以为亡国之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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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武王发起了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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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煞费苦心地找来一批封建对象，他们被视为传说中的上古先圣王的后代，诸如神农氏、黄帝、尧、舜、禹，此举表达了对古代著名部落领袖们的尊敬。这其实是在名分上派发战利品，此如同与天下人言：“因我们都是圣贤后代、英雄子孙，如此才走到一起共襄盛举。”以古老的部族神话作为殖民的文化工具，压服土著，好一个聚合天下、宣示正统的手段。当然，以上势力虽彪悍，但除殷、周外，都属于“无历史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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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无历史族群”？以“羌方”为例，“羌”本不是一个族群的自称，而是中原人对西边一批牧民的统称。此即是说，早期的“羌”不是凭借主观认同“自觉”产生，而是由“他者”以某种客观特征（此种特征未必准确）界定产生的。对那些被叫作“羌”的来说，“羌”这个名号是附加的，也是无意义的，因为他们本身并没有文字、国家建制，也就没有“历史”意识。周人能脱颖而出，正在于“郁郁乎文哉”，他们有高度的历史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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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紧接着面向功臣谋士开展第二轮分封。周人后来又进行了数轮分封，逐渐形成了国野制度。凭借初步封建，武王基本完成了利益分配，稳定了局势。但“天命靡常”的忧患意识在武王身上仍然强烈。武王召见各区长官，登上豳城附近的土山远眺昔日的商都，他思接千载，那乱世纷争、部族兴替都历历在目。武王清楚地意识到此时还“未定天保”“天下未集”。周革殷命本是以弱胜强，竟又如此顺利。武王于是感到，商王失去政权是因为天不保佑缺德的君王，用祭品去侍奉天，而天未必就会享用。苍天有眼，俯瞰着人间，周人今日的基业也要靠自己去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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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对社稷的忧虑，真超过了后世绝大多数的君主，若用一句诗来形容，那就是“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武王最终决定“偃干戈，振兵释旅，示天下不复用也”。当然，马放南山不是放弃武装，这是配合封建运动的必要休战。周人时刻准备着战斗，此刻周王朝的大时代正式开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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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制中，天子、诸侯即位必于正月举行大典，并改元，周室更于年末给诸侯颁次年历书。一年之计在于春，此是一种“谨始”文化，故《春秋》记史，即便无事，也要从正月写起。家乃安身立命、传承价值之所，而“王家”更有重责，故从王后有孕开始，便利用礼乐对母体施加影响，更将“胎教”经验总结保存，这仍是“谨始”之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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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养乳虎，将伤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书之玉版，藏之金柜，置之宗庙，以为后世戒。”（《新书·胎教》）据《青史子》一书记载，王后养胎时，掌管诗、乐的太师，掌管膳食的太宰，负责占卜的太卜均待命于“萎室”（待产宫室）；进入妊娠之关键时段，则严格控制王后的口耳所入，以求合于礼义，亦即以正视听，如“周妃后妊成王于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胎教之谓也”（《新书·胎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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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殷人的卜问婴孩健康的做法，周王室的胎教文化已显出几分高明，把握住了音律之和谐与饮食之搭配对胎儿发育的作用。这从侧面反映出周人提高婴儿成活率的进展，只有避免了“胎死腹中”或“夭折”，才能为“父子相继”取代“兄终弟及”的王位继承制转变确立基本条件。当然，此处有一大前提，就是周天子不能像楚考烈王那样生不出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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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第三话 奠基时代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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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西伯养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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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始基，归功武王，此言非虚，然有武不可无文，周政的大方向早已定在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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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虽旧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谓也。在《诗经》的“雅”“颂”中，歌颂周文王之功德乃基本主题。文王姬昌赓续先周文化，创业垂统，堪称“周朝”的“国父”，所谓“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诗经·大雅·文王》），这一个“父”字也真是实至名归，而“文”字即其死后的谥号。列位看官需晓得，若无文王长达半世纪的苦心经营，周人要实现“闪电革命”乃至迎来成康之治，皆不可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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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从公刘迁豳（在今陕西邠县），到公亶父迁岐（在今陕西岐山），再到季历拓土，周族飞奔进国家时代，此外，大任、大姒“来嫁于周”这两桩与中原方国的联姻，也对岐周崛起产生了重大推动力，周人已不可避免地走上挑战殷人霸权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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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带领族人首先迁至沣水西岸，他的东征西讨，为武王与周族巩固了一个坚实的根据地——关中平原。据有此天府之后，文王已是一方雄主，尽管他还是商王国外服政策下的“周方伯”或“西伯”，即西方部族之长，但文王很可能在生前就已经称王，武王则可能一度继承了“西伯”的名号。据周原出土卜辞所示，周人之声势传入淮泗，波及江汉、巴蜀，许多部落已望风归附，而殷商王政仍在继续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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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家族为周族之崛起付出了沉痛代价，他的父亲季历乃是部族的征战英雄，被商王文丁所杀（古本《竹书纪年》），此是丧父之悲；他本人被送入殷人的国家监狱羑里城（今河南省汤阴县城北），此是牢狱之灾；他与太姒的嫡长子伯邑考相传被商纣王烹杀，此是丧子之痛。然文王韬光养晦，克制隐忍，并不急于与商决一死战，而是着眼使周邦屹立不倒。他“笃仁，敬老，慈少”的作风，又使周边的部落多邀请他裁判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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