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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3 姜尚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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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周文王身边的另一位“大老”——吕尚。《史记》录下了有关姜太公身世的传闻，说他“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吕尚的政治起点并不低，姬、姜二族有着世代的通婚关系，所谓“游说诸侯”，可推知其机谋与名气是在大部族间往还而积累的，“渭水渔钓”的典故不过是一个美丽的浓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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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先祖被追为辅佐大禹治水的功臣，其封国吕立于传说中的虞夏之际，这似乎是姬、姜二族进一步联合的信号，同时也充当了吕尚日后享国的舆论铺垫。吕尚加入“小邦周”时已处老年，故他的成功常能激励后世那些壮心不已的大龄贤士，例如百里奚。所谓的“霸王之辅”，乃指吕尚是周王国的智囊中枢。司马迁有一言：“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又言：“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六韬》便是托太公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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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功勋卓著，吕尚得到了周朝“首封”，但地点却在东夷之地的营丘。作为异姓功勋，吕尚可谓享有划算的政治安排与利益分配。《礼记·檀弓上》记载：“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此即是说，吕尚不忘恩，其子孙亦不忘本，家族世袭相传的五代齐公皆没有安葬于齐，而是返葬于周。为何是“五世”呢？“五”可能仍是虚指，在《论语》《左传》《礼记》等典籍中，“五世”是一个固定用法，与“百世”“十世”“三世”等并举，如“五世其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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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周室投向东方的一枚试探性的棋子，此刻的吕尚还面临着惊涛骇浪。因为“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才是周朝初年标准意义上的分封制，对“非亲非故”的部落周人大多施绥靖之计，而他的势力也将卷入与东夷部落的冲突中。又因周人不可能一开始就有扫荡东夷之决心，对东夷的战争也必不是计划周详后的按部就班。实际上，东夷之地的历史底蕴绝对不在西方之下，而民风之彪悍更不输戎羌，胜败还尚未可知。故吕尚并非是周人那前所未有、顺理成章之统一事业里的和平使者，相反，他成了东西战事中的首当其冲者——第一拨远征军的总司令。能平之，则有齐太公；不能平之，仍是一吕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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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在上任途中的经历可堪玩味。一位“逆旅之人”告诫他“时难得而易失”，不该如此不紧不慢。这个神秘人物的忠告或可看作某中立部落的提醒。吕尚自有所悟，三公之中唯他出身不同，周公与召公皆未就封国，揆之情理，盖二人为姬姓开国王族，均不必远走跋涉，但为天子吏，便可终老宗周，又能锻炼子孙。吕尚若要为子孙奠定祖业，冒此风险，势之必行。于是，他“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这表明他以最快速度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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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尚要做“齐公”（山东省淄博陈庄西周城址出土了带有“丰啓厥作文祖甲齐公”字样的铜觥，“齐公”二字无疑自吕尚始），那么首先面临着土著族群的强烈抵触，而营丘作为周人在东土的据点，也成为了东夷人抢夺的重点目标。所谓“东夷”，也只是泛称，至于“九夷”（《后汉书·东夷传》：“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这“九”字应为虚指。而这“夷”字，汉人许慎又有“从大从弓”之解，貌似射箭勇士之象形。说这是后生的轻率附会未免太无视学者许慎的“考古”努力，东夷部落之勇武善射是切实无疑的，这也是一部族发展早期的必具风尚。此让人不禁联想到著名的神话人物后羿，其原型可能是东夷族系中某部落的酋长。箭射禽鸟，据郯子掌握的资料表明，在山东半岛滨海大平原上的少皞部落集团中，活跃着多支以鸟作图腾的族群，包括凤鸟氏、玄鸟氏、青鸟氏、丹鸟氏、五鸠、五雉等（《左传·昭公十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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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击垮强劲的对手，齐太公争取到来自姬姓王室的信任与支援，并被授予了主持东方征伐的巨大权力，最终瓦解了土著的反扑，打开了周王朝在东方的局面。此后，他开始将个人风格融入治国之中。齐太公虽然看重周室给予的名分，但也同样在乎按自己的构想经营东夷旧地，更介怀于异姓身份，故迫切地希望成就功业。他更多的是追求效率，考虑如何兴利。他把宗周的制度变通损益，“因其俗，简其礼”，进取精神是文化内核，在制度层面照搬基本模式，这是向周公“报政”的必要交代，但土著的巫风陋俗却不轻易触及。“感化”政策果真见效，“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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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可贵的是，这位齐太公懂得发挥资源优势，他努力向滨海推进，打开了通向太平洋之门。吕尚曾帮助周人确立早期的财经政策与货币制度（《汉书·食货志下》：“太公为周立九府圜法。”）以支撑对外战争。为发展齐国，他在农耕部族的“节流”性格里注入了“开源”之风，“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齐国于是有了非凡的气象。从一个根基薄弱的军事据点到一个地大物博的强盛邦国，吕尚为齐国充当春秋首霸而仲裁东方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实利主义的风格也使齐国成为善于改革求变的国家，那所谓的“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正可作如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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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与召公一直留在朝中辅政，改派儿子去封国主政。相比姜太公，鲁国的伯禽得其父周公心传口授“利而勿利”，秉持公心，凡自以为能利民处便当移风易俗，按部就班，一丝不苟，故成效较慢，但也为“地狭民众”的鲁国日后成为礼乐基地奠定了基础。《吕氏春秋》以“后见之明”总结了齐、鲁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及其主宰的国运——齐“尊贤上功”，虽得波澜壮阔，终以王室易姓收场；鲁“亲亲上恩”，僵死的家天下，不温不火，实坐以待毙。如此明显的是，齐国八百年深厚的家底有助于它在秦邦十年吞并战争中坚持到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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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厚的滨海气息，有助于齐人形成豁达足智的性格，尤其是渔人，他们为了将闪躲迅捷的梭鱼，或性情凶猛的蓝点马鲛送入市集，必须练就娴熟的捕捉技巧与快速的应变思维。“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此乃经验之谈，这既是齐太公之遗风，也是齐文化之心诀。后世有人想当然地认为吕尚是“东海上人”，这又是一美丽的误会，可若非他见惯风波，又何以能参透鱼类的机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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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3.4 二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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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耗尽心力，病痛加剧，在克商的第二年“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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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雄主辞世，往往带来危局，此等大事件对于后世之中国人实在算不得新鲜，但发生在华夏文明肇始之关口，直让读史者手心冒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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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地缘观之，南土荆蛮蠢蠢欲动，东土诸夷窥伺有日，西北戎狄虎视眈眈，然而，真正使革命形势急转直下的，仍是他们的革命对象——商族。殷顽民的复国狂热与周人的“集天下”战略形成尖锐冲突。“三监之乱”标志着殷人的故旧势力死灰复燃，来势汹汹，新兴政权可谓腹背受敌。是撤退固守“周邦”，还是进取开创“周朝”，周族的发展史到了“百世一时”的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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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先王心血付诸东流，如何应对内忧外患，草创的体制如何挺过危机而不致解体，新文化如何不沦为自我标榜的昙花一现，这都是大悬念。所幸，周朝的人才储备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云谲波诡的周初，不变的是“太公望”吕尚（姜太公）、周公旦、召公奭这三根柱石，此三公皆乃圣君之才，他们帮助周朝度过了危难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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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周公吐哺”的典故代表了姬周王室一贯的人才引进政策，然而，成王的新政府并不打算接纳殷人的故旧势力，因这个新政府旨在打造一个隔绝邪恶的新世界，用“天命的时代”向“上帝的时代”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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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商族对其他氏族部落展开高压统治，可容许异族人进入权力阶层，但是在周人的天下里，“天意”明确地表示殷人因其“戴罪之身”只能散落地存在于地方政府，没有资格再进入中央政府。这个命令的下达者，就是新政府的实际首脑——周公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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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姬姓，名旦，乃文王之子，武王母弟，成王之叔。其封邑在岐周都城一带，显现出举足轻重的地位。据荀子说，周公的个子远没有其父高，若属实，他必是中华史上第一位矮个伟人。而后来的齐国晏子可能算得上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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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王撒手之后，两条道路摆在周人面前，即“孺子政治”与“强人政治”。作为一个少主，要继承遗训、进取天下，如何处理好眼前与开国叔伯们的关系已让人焦头烂额，还须保障宗周秩序的稳定，成王需要极高的智慧与和缓的过渡期。据《逸周书·度邑解》记载，武王曾经欲传位给周公，而遭周公拒绝。此事透露出武王可能早已料到三监并不牢靠，还需由关系最亲密的母弟周公来制衡成王的诸位叔辈，以后再传位给少主。这也是周公未就封国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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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殷人的“兄终弟及”不利于王政传承，反倒易引起争权夺位，周公作为宗法制的推行者并不愿意。怎样既合武王心意走这一个过渡，而又能和风细雨、不引时变，摄政是最为名正言顺的选择。权力是政治之所以成立的基础，而“正名”则是政治之所以运转的支柱，无正名，必无礼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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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政”与“摄位”不同，周公交还成王的是“政”而非“位”。名位在封建体系中至关重要，外姓人封王加冕为僭越，礼也；摄政乃接活揽事，是应时局而动，此“假为天子”，权也。以《大诰》《康诰》《酒诰》三篇观之，其中的“王”实指周公，但这些后世加工的材料并非周公篡位之铁证，实情应是周公代理“王命”，否则无法推行政令。到春秋晚期，孔子才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才讲“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至少在战国以前，所谓的“相”皆非专官，即高等臣工中尚未出现专门设置的丞相或宰相。然周公确实是在“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更因其赫赫之功成为中国政治独一无二的符号，周人欲把握伊尹之于商初的重要性，只能拿周公来作比；而欲标榜匡扶社稷者，如管仲、霍光、王莽，后人也只能以周公来形容。若论贤，周公足以称王，但东方的政治无法安放他，也许只能封他做柏拉图的“哲人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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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公辅政的业绩，《尚书大传》说：“周公居摄，一年救乱，二年克商，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至于周公辅政的意义，荀子有着全面而公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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