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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5.5 封建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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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从一个养在深闺的历史术语沦为一种游街的恶性前缀，变化之剧，让人不由得感慨沉淀千年的传统理解总在汹涌的“新风潮”面前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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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封建主义”“封建思想”，中国人多半是要皱眉的，国人对“封建”这种无条件的轻蔑出现在20世纪，这时的“封建”早已失去其真意，而渐被打为反动词汇，此乃学术灾难。受难者必须一再忍受诸如“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这样不知所谓的术语，国人也因此深陷“常识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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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联邦制，更是不对国人胃口。这倒也是，早年的联省自治不就烟消云散了吗？可数十年的时间只有助于沉淀史实，却未必能浮出方向。诸位看官若以数十年的经验去将一维系八百年的政治体制说得一无是处，那是绝对肤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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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官们承认世界上的联邦制各具特色，而非一个模子，那么，周人的封建体制亦可视为古典的、东方式的联邦制。学者观古鉴今，反倒应具备一些“封建意识”或“封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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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邦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是：其成员的共同防务；维持公安，既要对付国内动乱，又要抵抗外国的进攻；管理国际贸易和州际贸易；管理我国同外国的政治交往和商业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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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密尔顿 《联邦党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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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联邦制，其本质还是有限分权，此“有限”的最高境界便是中庸，既无尾大不掉，也非强干弱枝。早在公元前6世纪，哲学家泰利斯就曾建言，希腊世界如要抵御拥有君主政体的波斯，必须以联邦政府取代松散的城邦同盟。世界上第一个现代联邦制国家是美国，他们的联邦政府是自下而上由各州“协约”组建，是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利益产物。联邦政府无权任命州级官员，各州自行其是，但共遵宪法，对外一致。而东方的“周朝”由最高的王室从上至下胙土分国而成，其分权架构与美国相当，其初衷也是联邦而非邦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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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古今两种联邦制都非自然之形态，而是出自精心设计的“人造物”。周制倾注太多部族理想与私心，故向所有子民开放选举的条件先天不足。天子有任命天子吏的权力，他多半会从强宗大族里选拔行政官。但天子之权还没大过天。公元前697年，周桓王向鲁国索要车子，这是典型的“非礼”。因为“诸侯不贡车服，天子不私求财”（《左传·桓公十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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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曾指出，希腊化文明的最终消亡是因为种族主义。那么这个历史大遗憾，中国文明有没有？齐景公曾问“和”与“同”之差别，晏子认为“和”就像做肉羹，用水、火、醋、酱、盐、梅来烹调鱼和肉，用柴火烧煮，味道调配要恰到好处，然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周王朝就像一大碗肉羹，各邦国则像一小碗肉羹，若要安定繁荣，需要诸侯、大夫来做水、火、酱、盐、梅，为政者要掌握分寸，应用中道，无过无不及，以此熏化万民。“和”有助于抑制周人的种族情绪，也可以矫正天下宗周的中心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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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和万邦”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最高政治理想，抛开军事行动，其依托有二：一是以国字为基石的文教系统，二是贯穿宗法精神的家国制度与宗藩秩序。这个“和”字本不是动词，不能为和而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在国家发展方向上追求“天和”，在社会秩序中寻求“人和”，这就是真正的和谐。所谓“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各邦之间的利益纠纷、矛盾冲突都应该在桌面上化解，而非兵戎相见。没有这个礼的意识，联邦无疑会倒向分裂，那么，“而树之官，举举之表旗”（《左传·昭公元年》）的诸侯封界将沦为主权国家的边境，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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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和”保证了血脉铺张的平顺，因此后人实在不能小视他们的智慧，东周的百家争鸣、庶民站起、商贸繁荣、城市扩展、土地垦殖等，甚至包括在战争中体现出来的人道主义精神（如百里奚有言：“救灾恤邻，国之道也。”）都是这个联邦体制孕育的。虽然“诸大夫强而公族弱”，但“帝国倾向”长期为封建主义所压制，正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也”。“挟天子以令诸侯”“五霸存其政”也都是典型的封建思维。当晋文公重耳在流亡乞食之际得到野人以土相赠时，他或许被点醒——这就是先祖打天下而得到的土地呀。当外交需要时，诸侯还可以“割地以赂之”，但大多时候诸侯们还是记得“守国”与“无失其民”，这还是封建思维。公元前225年，气势汹汹的秦始皇提出要用五百里地交换五十里的安陵之地（魏襄王之弟的封地），当时的安陵君这样回答：“受地于先王，愿终守之，弗敢易！”（《战国策·魏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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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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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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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小事易使人觉得孔子面目可憎，然历史的发展证明了孔子“正名”的先见。魏惠王后来就自称“夏王”，时至战国末期，公孙衍又策划了魏、韩、赵、燕、中山“五国相王”的政治事件，此后，如同近世日本、德国相隔欧亚大陆而成法西斯轴心，齐国与秦国两强一度相约称帝，成为“帝制运动”之轴心，秦为西帝，齐为东帝。之后苏代更是倡议“秦为西帝，燕为北帝，赵为中帝，立三帝以令于天下”（《史记·苏秦列传》）。“帝梦”肯定不是战国才有的，之所以昭显于战国，是由于称王的风尚已经满足不了志在天下的君主们。回头再看“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韩非子》）一说，真是深刻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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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周制的结局凄凉，但需要特别指出，相比商王的众叛亲离，其重臣名士的纷纷离去，在周天下成长起来的思想家，无论何门何派，多少有为先王护短的自觉倾向，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也会被描述为“救民于水火”或者“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他们也基本持有历史倒退论，不仅有些“三代以下无完人”的意味，六经及子书中也多少有对上古政制的眷恋与美化，而所称“三代”与“先王”，无非是欣赏那真淳的政制，而周初之制无疑又是最近最实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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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这个体制越来越脆弱，它的优点依旧很明显。孔子讲：“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此是何意？南怀瑾先生作此解释：“孔子说那些蛮族落后地区的人，也有头子，有君主、酋长。但光有形态，没有文化，有什么用，不如夏朝、殷商，虽然国家亡了，但历史上的精神，永垂万古，因为它有文化。所以诸位看官想必知道一个关键，国家不怕亡国，亡了国还有办法复国，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宋代沙门儒者惠琳讲“有君无礼不如有礼无君”，甚得要旨。想那共和行政之时，虽无君主，礼仪不废。夷狄若无君，必然散乱流窜，土崩瓦解，真是十分契合历史。《诗经》中多有“天子万年”“天子万寿”“万寿无疆”等祝词，转念一想，周制实有日本天皇式的虚君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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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而言之，周文明的特质是建设性而非破坏性，它的宽和性格不至于做出掠夺天下百姓并摧毁四方聚落的恶行，也正因为此，史前“满天星斗”的地方文化逐渐成长为战国时代列强的基础，其中有着顺应文化活态演进的逻辑。如果周人的联邦制有错，也是人事枝节的错，根本的文化精神并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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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哲言必称希腊，中国的先贤也是言必称三代，这才是饮水思源的态度。古希腊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圈子，相比于先秦“中国”意识的兴起，希腊半岛的城邦可没有如此高的希腊认同感。他们那里的风尚是城邦同盟，可聚可散，一旦散了，就破“境”难圆。而“华夏”也是个文明圈子，也可大可小，可聚可散，然而这个圈子有圆心，即文明的始基与重心，故散了能聚，分久能合。“滚雪球”运动便是中华文明的关键。雪球会滚动，那么文明自也无须故步自封。正是滚雪球式的文明推拓，才使东夷之地开出孔孟之乡，使荆蛮之地获誉“唯楚有材”。而出自北方白狄的鲜虞人也得以建立中山国，列入联邦，他们的国君可以正名为“中山武公”，他们不仅加入了周天下的军政格局，最重要的是他们几乎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如此种种，可见周朝初年的部族本位渐随文明进展而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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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而言，周人有其过分自我之处，但周朝（周天下）已是一个世界，也并不推行世界主义。周人的构思当然不完美，但若说他们的想法全然过时，没有一丝一毫的佳处，则绝对偏激。后人若不正视他们的制度建设，便有过河拆桥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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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礼在东方扮演着类似联邦宪法的作用，荀子曰“国之命在礼”，诸侯各据其疆，共尊天子，九州里“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同则相亲，异则相近，和而不同，此便是东方古典联邦制之精神。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颇令人遗憾的是，近现代中国的一大批政治人物醉心于舶来的“共和制”，却将和之传统精神抛诸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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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与美利坚合众国从立政迅速走向强盛的历史表明，一个怀有伟大抱负的新生政权，如需从开国阶段稳步进入向外推拓的轨道，不断吸纳新成员而能长久保持不溃散，联邦制无疑是最佳选择。若依现代的政治经验来看，没有适当地方自治的大国想要有条不紊地维系下去是不可想象的。可见，周人这个既有自治又能联结的“混合政体”模式很是前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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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吾从周”，此是扬弃，而他所说的“其或继周者，虽百代亦可知”也有望成为一个伟大的预言，因周公之后三千年的中国，是一个更加广土众民的国家，新的“制礼作乐”，新的“正名”，都不可缺席。或许日后的大中国正要借鉴古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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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问路在何方，不如“中和”，借用顾炎武的一句话，“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振兴机会，庶几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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