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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2 诗人前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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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说荷马培育了希腊，可在古希腊城邦危机的大时代，柏拉图是不屑诗人的。他认为诗人是如此无知，只在迷狂中传达神之启示，而且一切诗人都只是蹩脚的模仿者，游于影像而远于真理，他们甚至应当在“理想城邦”中被驱逐。诗人何为？诗人何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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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朝，写诗固然不是一个职业，所谓的“诗人”甚至不是一个独立角色，因为无“诗癖”者难称诗人。然而，当看官们揪出那些隐藏于《诗》中的神秘作者时，或许会被一束束理性之光慑住，更会发现胡适所指的那个“诗人时代”确实有“诗无隐志”、不平则鸣的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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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言东方特色，首先须知《诗》乃关于人生而非神灵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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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闻一多先生言：“诗是社会的产物，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它的。”（《诗与批评》）周人开启的“诗教”传统又是他们有文化的一面。由于诸族人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周室的“天王”不能装聋作哑，因其在乎一个“天下”，必得博采风俗，听取“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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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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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艺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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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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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巡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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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与“乐”本是分不开的，都属“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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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不顾反对铸造了一口“无射”大钟（《周礼》中的十二律，按由低到高的顺序为：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伶州鸠（名叫州鸠的乐官）却语出惊人，他预测景王将死于心脏病。他陈述了“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的传统，指出钟声过分洪亮而失和谐，则必伤天子之心。此话的逻辑基于“政象乐”，即过分高调的施政就如那震耳欲聋的声乐，伤人伤己。无论采诗制度是否成立或者短暂存在，诗歌的社会功用得到王室的承认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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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若有三千篇乃至更多，本不足为奇，历经数次动乱与别裁，有所散佚，基数递减，亦是自然。故孟子会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到春秋时期，孔夫子聚集精华，手订“诗三百”用以私学，主要是“选”而非“删”。当时孔子的“诗三百”应不是今日所见的版本，因他在课堂上所引用的某些诗句在今存的《诗经》中并不完整。也许“诗三百”只是带有“思无邪”气质的孔门独家教材，供那些能够入仕从政的弟子研读。胡适先生赞许孔子有文学眼光，傅斯年先生也认为《诗》是文学而非道学，孔子之所以讲子贡、子夏可与言诗，那是因为子贡以言语著名，子夏以文学著名，此乃因材施教。当然，这部选集的题材覆盖几大文化区域，确实显出整合文化推动礼义的编辑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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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过孔圣人之手，《诗》在汉代被尊为“经”。这部世界上最古老的诗歌选集（不是总集）收入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按曲调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风”乃地域音乐，是从郑、齐、魏、唐、秦、陈等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再加工的土风歌谣，亦称“邦风”。尤其那些原始纯粹的“民歌”，最是生动活泼，摇荡性情。“雅”是姬周王畿的正声雅乐，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又分为《小雅》与《大雅》，合称“二雅”。其文字典重，布局谨严，尤其史诗，气度恢弘。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多歌颂祖先功业，又分为《周颂》《鲁颂》与《商颂》，合称“三颂”。大体风格沉闷，却有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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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颂”绝大多数是贵族所作，实际上，所有《诗》几乎都是贵族从文从政的产物，只是素材来源有别。王者有王者之风，诸侯有诸侯之风。“上以风化下，下以讽刺上”也许并非“风诗”之初衷，然而，当他们被编辑成文本后，也就润物细无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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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本身逐渐成为贵族的一种身份标志，以诗助谈助兴也就通行于贵族参政议政的场合。此时已是“熟读诗三百，不会作诗也会吟”！故孔子会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这就反映了无论是在贵族生活的狭小圈子里，还是在“国际外交”的重大场合中，诗都是不可或缺的。因诗有含蓄委婉的特点，故可用以待人接物，或暗中试探，或缓和气氛，或打破僵局，或挑明立场。质而言之，诗是个人素养之体现，“文气”正是贵族之气质，士人欲参政议政，便须有此种气质。后来诸子所引用的《诗》，以“雅”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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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三百”中植物近两百种，鸟兽虫鱼也逾百种。先民对自然有着细微体察，那螳螂器上竟可反映出“母食公”。再看那庄姜之美竟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写出，以蝉的前额和蛾子的眉须形容女子容貌美丽，此堪称“显微”。若问此种独到之细腻如何可能，且观养蚕之绝伦技艺，“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礼记·祭义》）。天下细致功夫，不过育婴、针黹、桑蚕、学问四事。若贵族拥有这般幽微双眸，又必是天生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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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诗》在中国文人灵魂烙下印记后，中国人尤其中国女性形象的构建便注定借助大自然的造化——如“螓首”“杏唇”“犀齿”“月眉”“秋波”“云鬓”“玉笋”“荑指”“杨柳腰”“步步莲”……乃至女人可直接以“蜂”“蝶”“莺”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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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篇虽然不多，然看官中能闲坐小窗来细读整部《诗经》的，大概也不多。诸位或追寻悠远的风土，或玩味隽永的情爱，有些则对“歌功颂德”颇有微词。其实，此种歌颂无损于现世，只是“死人比活人香”而已，缅怀先君先贤多是为了鞭策时人或针砭时弊。列位若揪住《七月》此类多少触及些阴暗面的诗歌不放，一味抨击周王朝德治之虚伪，则不免求全责备。须知，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这类“黑诗”根本不可能陈于人前！看官们若从诗中能读到愤愤不平，那么倒可显出周文化的真诚。要说朦胧诗的战斗性，《诗》又无疑是世界“武库”之最。且说“邦风”，《邶风·新台》刺卫宣公，《陈风·株林》刺陈灵公，《陈风·衡门》刺陈僖公，《秦风·黄鸟》刺秦穆公……诗如锐刺，多能一针见血，直叫人想起布罗茨基的《致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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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所覆盖的时间范围基本就是中国最典型的贵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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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曰“诗人的前世是贵族”，或者“诗人本是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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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诗人要欺世盗名或苟全性命是很容易的，只要不卷入时局，不触碰阴暗，不担当道义即可。他们甚至可以自我安慰：“我不是时代的诗人，我是永恒的诗人！”凡专作此想者，往往灰飞烟灭。在今日之世界，每天繁殖出来的诗要比虱子多得多，而它们不会比虱子活得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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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颅中国：另一个角度看先秦（最新修订本） 7.3 理性早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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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中最具思想光辉的部分是所谓的“变风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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