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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1707057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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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世界的中央：古代中国的天下观 第七章 元蒙扩张，东学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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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帝国的陆海扩张与国际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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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中的虚妄，至少有两点是对不起子孙的。一是乱认祖宗，或者说制造祖宗，君可见每年清明时，各地纪念人文始祖的乱象。二是替祖宗说话，比如“和平崛起”，本是一种当代追求，但为了迎合当下需要，一些学者把列祖列宗也归为“和平崛起”一族。在中原之内，通常不提秦灭六国；在世界之内，通常不提蒙元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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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与现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遮蔽历史、虚拟祖先的想法，是对历史与子孙的不负责任；而回避和遗忘蒙元王朝，就会丢掉中国最大的“开放”经历，使我们研究古代中国的天下观或世界观时，出现不应有的断层。所以，有必要回望一下古代真正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蒙元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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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曾说过“蒙古帝国给欧洲留下的只有马粪”，蒙元与世界的关系确实是在铁蹄下展开的。这种扩张从“蒙”的时代就开始了，1206年，经过铁血整合的蒙古各部族，推举铁木真为大汗，即成吉思汗，建立了奴隶制与封建制相混杂的蒙古汗国。从此，蒙古铁骑便以牧羊放马的姿态向西推进。关于这一段的历史，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丁（1247——1318年）的《史集》，提供了比《元史》更加宽阔的视角，尤其是书中那些插画形象地记录了蒙古铁骑血腥扩张的历史（见图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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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 《史集》是研究中世纪亚欧各国历史，特别是蒙古史的重要史料，书中插图描绘了蒙古西征中用木枷押送战俘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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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次大规模的血腥西征，蒙元帝国打出了自己的版图——如《元史·地理志》所言：“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此外，蒙元帝国还在战争中将俄罗斯、地中海东岸、两河流域、波斯与印度西北收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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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王国家底不厚，全靠自然经济生存，建立大元之前，甚至连商品交换都不懂。1271年，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为“元”。建立大元后，蒙元政府极需强有力的经济支撑。所以，元蒙政权一方面不断扩大陆上地盘，建军立最大的陆路帝国，同时不断开展海上征战，企图建立海上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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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和亲的方式，蒙元先与高丽王建立了良好的朝贡关系，但日本则对新兴的蒙元王朝不理不采，并拒绝朝贡。1274年忽必烈命忻都挂帅东征，统蒙军2万、高丽军5600、高丽水手6700，计3.2万大军，从朝鲜半岛的合浦，攻过对马海峡。蒙元大军打败日本10万抵抗军后，不愿跨海恋战，很快撤回中国大陆。但日本并没因此而被吓倒，依然在高丽东南沿海不断袭扰。1281年，应高丽王请求，元世祖再次攻打日本，忻都统蒙汉及高丽军4万人，战船900艘，东路取道高丽，南路从庆元（宁波）跨海，两路进攻日本。但由于不善海战，又遇台风，这次攻打日本，终以失败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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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打下，但忽必烈海上扩张之心并没收敛，至元十五年（1278年），他诏行中书省唆都及蒲寿庚等：“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屿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脱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朝廷赴爪哇通款的使者，却被爪哇国刺面遣回。元朝遂派遣史弼等率海船五百艘征伐爪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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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2年，从福建、江西、湖广征集的战船，由泉州出发，直抵爪哇。爪哇国斯时正与邻国开战，他们利用降元为条件，请元朝大军帮助他们打败邻国。后又，巧妙施计，打败失去警觉的元军。最后，损失3000人的元军，只好退回国内。这场跨海远征的海战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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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忽必烈东征日本、西征占城（今越南）、南征爪哇都以失败告终。但从海洋战略的角度看，忽必烈以攻代守的策略，还是具有现代眼光的。同时，这里还藏着另外一份海洋经略：即打通中南半岛过马六甲至阿拉伯半岛的海上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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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忽必烈自立为汗，推行“汉法”以来，许多蒙古贵族拒绝归附忽必烈，并导致成吉思汗的儿孙统治着的“四大汗国”纷纷脱离蒙元中央政府的统辖，各自发展成为互相独立的国家。虽然，蒙元政权与这些汗国关系紧张，但它一直没有放弃通过几个汗国控制中亚的努力，在陆路因战乱而不便通行之时，从海上进入伊利汗国的航路就显得非常重要了。所以，开拓这条海上通道的政治、经济及外交上的意义，即现实又深远，更不是后来所说的“海上丝绸之路”所能涵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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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许多不义之战，确实给邻国带来了巨大而持久的灾难。但它在客观上，扩大了帝国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声望”，也吸引了意大利的马可·波罗和北非的伊本·白图泰等人的东方旅行，进而通过这些海外旅行家，又将中国神话般地介绍给西方世界，再度放大了中华帝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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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这就是蒙元王朝魔鬼般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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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海道北运漕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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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蒙元一朝起家于马背之上，但却深知海上之利害。忽必烈定帝国京师于大都（今北京）后，朝廷需要大量的粮食来使这个新的中心城市运转起来，所以，一方面仍用传统的运河，北上运粮，另一方面紧急招募海运水师着手解决海运漕粮问题。因为海运比运河漕运节时省钱。这段重要的开发海洋的历史被详尽记录于《大元海运记》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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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年）朝廷命奎章阁学士院负责编纂大型政书《皇朝经世大典》（即《元经世大典》）。赵世延任总裁﹐虞集任副总裁﹐次年五月修成。全书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大元海运记》即出自《皇朝经世大典·海运》。它是一部记载元代海运漕粮活动的专志，其中保存了许多有关海漕事业的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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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海运记》共二卷。上卷为分年纪事，收录有关海运漕粮的案牍文件之类。下卷为分类纪事，分为岁运漕粮数，江南及南北仓鼠耗则例，海运水脚价钞，海漕水程，航道设标、潮汛气象观察等项目。记述自长江口直达天津航道的水流、沙浅、岛屿以及全程所需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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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海运记》公正客观地记述了朱清、张瑄为海道漕运所做的贡献。为何说其公正，因为，朱清、张瑄皆为海盗。南宋将亡之时，宋将朱清加入了海盗张瑄的队伍，并被尊为军师。当朱清得知朝廷筹建海运队伍的消息后，就劝说张瑄改邪归正，降元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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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张二人降元后，至元十三年（1276年），丞相伯颜首次派遣他俩载运从南宋掠走的大量皇室库藏图书，从南方海道运抵京城。此时，恰逢朝廷决议海运漕粮，伯颜旋即推荐了朱清、张瑄二将，两位南宋海盗摇身一变成了元廷海运大员。元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海道总管罗璧，偕同朱清、张瑄等，造平底沙船60艘，试运糟粮六万四千石。由此打破了700多年南北中国靠运河河运的历史格局，揭开了元代大规模海道运粮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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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张瑄也不负蒙元冀望，很快就将年运粮4万石，提升至160万石。朝廷遂将朱、张提升为都督海运万户府事。此后，朱清因功又加官为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江南行省左丞。张瑄也累官至骠骑卫上将军、淮东道宣慰使（1303年因犯行贿罪，朱清在狱中自杀，张瑄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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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元的海道漕运，除朱清、张瑄二位功臣之外，还有他们麾下的“五虎将”，即五位海运万户：黄真，官昭武大将军，海道运粮正万户，佩三珠虎符；刘必显，为信武将军，海运副万户；殷明略，始为海运千户，后升副万户；徐兴祖，为昭勇大将军，海运副万户，追封东海郡侯，谥宣惠；虞应文，朱清女婿，海运副万户。此中，要特别一提的是殷明略，他是大元海运新航线的真正开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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