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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三 否定副词与其他副词共现时位序有规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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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文《尚书》中，否定副词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副词小类，然而，就其与别的副词比较的相对用频来看，否定副词使用频次最高，共出现279次，占总量的45%。古文《尚书》的否定副词可粗略分为两类：单纯否定和禁止否定。绝大部分否定副词属单纯否定：不、非、匪、否、弗、罔、未。仅有“无”“勿”表禁止否定。“罔”有时也可作禁止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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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副词的句法功能相对比较简单，修饰谓语，位于谓语前，有些语言学家认为否定副词在句中充当谓语性成分。否定副词同其他副词共现时，位序灵活，但具有规约性，主要表现为：其一，关联副词和否定副词共现时，关联副词多在前。例如，《周书·周官》：“学古入官，议事以制，政乃不迷。”其二，时间副词和否定副词共现时，一般说来，时间副词多位于否定副词之后。例如，《商书·咸有一德》：“厥德匪常，九有以亡。”其三，古文《尚书》少见范围副词和否定副词的共现。只有“率”和否定副词共现，“率”位于否定副词之后，例如，《周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其四，程度副词和否定副词共现，通常是否定副词在后，表示程度加强。例如，《周书·微子之命》：“予嘉乃德，曰笃不忘。”其五，情态副词和否定副词共现时，由于情态副词定位强，大多只能位于否定副词后充当近状语。例如：《周书·周官》：“官不必备，惟其人。”但也有情态副词在否定副词之前的，例如：《虞夏书·胤征》：“爱克厥威，允罔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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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四 连词系统较今文《尚书》更为完善，“暨”“惟”和“有”，“用”和“乃”历时性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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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有6个连词，古文《尚书》沿用的有3个：“暨”“惟”和“有”。甲骨文表示并列关系的“於”，在西周金文和今文《尚书》中均有保留，然而，“於”在古文《尚书》中已经不作连词使用，只作介词和叹词。甲骨文表示并列关系的“此”“延”在西周金文和今文《尚书》的连词系统里已经消失。“延”后来为“诞”取代，“诞”在古文《尚书》中主要作助词，不作连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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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在甲骨文和今文《尚书》里的语用情况基本相同，既可以连接名词和名词性短语，又可以连接动词或动词性短语。“暨”在古文《尚书》里仅用来连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并且连接的成分皆作句子主语，凡5见。可见，“暨”在古文《尚书》并列连词中功能出现单一化。而在后世文献中，连词“暨”也仅仅用于连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说明“暨”的连词功能在古文《尚书》中已经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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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词“有”在甲骨文中主要构成数量结构。西周金文中“有”作“又”，系高频连词，主要也是用于构成数量结构。今文《尚书》“有”既可以构成数量结构，还出现连接动词的语例。古文《尚书》连词“有”仅用于连接年月，其余皆为构词语素，与名词连用，构成附音词，例如：“有夏”“有苗”等。在后世文献中，“有”的数量结构和附音词功能渐趋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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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则表现出多类连词功能不断强化的发展特点。西周金文的连词“隹”主要表示并列关系，也可连接分句表示复句间的让步关系。今文《尚书》的连词“惟”除去作并列连词外，还可以作表因果关系和转折关系的连词。古文《尚书》中连词“惟”的用法更加多样化，在表并列、因果、转折的同时，还表承接和假设关系。“惟”是古文《尚书》多类连词的典型代表。古文《尚书》多类连词呈增多之势。分析多类连词与单类连词的比例，西周金文为8∶17，今文《尚书》为14∶28，古文《尚书》为8∶13。西周金文中多类连词不及单类连词的一半，今文《尚书》正好一半，古文《尚书》接近2/3。与多类连词大量出现正相关的现象是同义连词增多。仍以“惟”为例，其同义词表并列关系的有：“越”“而”“暨”“若”；表承接关系的有：“以”“而”“爰”“聿”“则”“乃”“与”；表假设关系的有：“其”“若”；表因果关系的有：“以”“用”“肆”“庸”“故”；表转折关系的有：“乃”“虽”“而”“以”。同义连词的出现丰富了语言的表现力，也为连词的历时同义类化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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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乃”的历时性特征表现为前者连词功能不断弱化，后者连词功能日益成熟。“用”在西周金文是高频连词，可表承接、并列和因果关系。在今文《尚书》里，连词“用”只表因果关系，其在今文《尚书》中的主要用法是连接分句构成表目的关系的偏正复句。“用”在金文和今文《尚书》中使用的频次也由164次降到33次。连词“用”在古文《尚书》中的用法与今文《尚书》中的一样，但使用频次降到6次。后世文献中，“用”在连词系统中渐由他词取代，而主要作动词、介词了。连词“乃”发展变化则反之。“乃”在今文《尚书》中作承接连仅1见，在古文《尚书》中则6见。考虑古文《尚书》篇幅不到今文《尚书》的1/2，“乃”作承接连词在今、古文《尚书》中出现比例在1∶12以上，说明此种用法逐渐成熟。在后世文献中，“乃”也是相关同义连词群中的高频词。古文《尚书》中，具有类似特征的连词还有“则”“以”等，不一一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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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连词历时性发展变化充分，古文《尚书》连词的功能系统较今文《尚书》更加完备。“今文《尚书》的连词已构成了传世典籍最早的连词系统”[1]。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相似，连词连接的句子成分可以是名词或名词性短语、动词或动词性短语、形容词以及数词或数量短语。连接名词或名词性短语构成的并列结构，可以作句子的主语、宾语或介词短语。连接动词或动词短语，古文《尚书》只表承接关系，较今文《尚书》少并列关系的用法。但古文《尚书》连词连接分句构成偏正复句时，可以表示分句间并列、承接、递进、因果、假设、让步、转折、目的、选择、条件和修饰等多种语法关系，今文《尚书》无选择关系和条件关系的用例。并且，古文《尚书》连词系统与后世文献语言的连词系统更加接近，较之今文《尚书》更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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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五 结构助词“者”和“所”组成名词性短语结构用法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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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所”在古文《尚书》中均作结构助词，并且用法单一。“者”和“所”仅与其他词语或短语结合，构成名词性“者”字结构和“所”字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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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者”5见，组成的5个“者”字结构皆作主语，均指称人，用法稳定。今文《尚书》仅见的“者”出自《周书·洪范》：“庶征，曰雨，曰旸，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这个“者”很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尚书》时的误写，也有可能是引用《尚书》时有意的改写。我们赞同今文《尚书》无“者”字的判断。今文《尚书》虽然没有“者”，但是有三种类似“者”字结构的语言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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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容词、动词或动词性词组置于主语或宾语的位置用如名词或名词性词组，例如，《虞夏书·尧典》：“明明扬侧陋。”“明明扬侧陋”是两个并列的动宾结构，上“明”字与“扬”互文用作动词谓语，义为“举荐”；下“明”字与“侧陋”皆为形容词作宾语，用如名词，义为“明者”和“侧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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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无”构成动宾词组作修饰语兼代中心词，例如，《虞夏书·皋陶谟》：“天讨有罪。”“有罪”作修饰语兼代中心词“人”，用作“有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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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否定副词与形容词、动词或者名词组合成修饰语，兼代中心词作宾语，例如，《周书·金縢》：“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鲁周公世家》引《金縢》，司马迁把这个复句改写为“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2]表示原因，这也是文献语言中“者”字结构的普遍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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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已经把第一、三种用法直接变成了“者”字结构。例如，《虞夏书·五子之歌》：“为人上者，奈何不敬？”动词性短语“为人上”后加“者”。《商书·仲虺之诰》：“能自得师者王。”动词性短语“能自得师”后加“者”。二者均是动词性短语后加“者”构成名词性结构作主语。《商书·仲虺之诰》：“谓人莫己若者亡。”这是否定副词“莫”与动词短语组合，后加“者”字，构成名词性词结构作主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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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古文《尚书》中的“所”字结构与“者”字结构互相补充，共同组成名词性结构作主语和宾语。古文《尚书》“所”凡4见，均在动词前与动词组成名词性“所”字结构，充当主语和宾语。今文《尚书》“所”凡9见，用法多样。一作结构助词，例如：《商书·盘庚上》：“予弗知乃所讼。”一作语气词，例如：《周书·君奭》：“多历年所。”一作句中语气助词，例如：《周书·无逸》“君子所其逸。”后两种用法在古文《尚书》中不见，在后世文献中也已不见。说明“所”字结构在古文《尚书》中完成了功能单一化，即只构成名词性短语。此外，古文《尚书》，“攸”均放在动词前与动词组成名词性短语，凡11见。“攸”，《尔雅》：“所也。”其助词功能与“所”同，而且后世文献多见“所”字结构，“攸”的结构助词功能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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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所”是文言文的高频词，作为结构助词，“者”主要是放在动词和形容词（或动词性和形容词性短语）之后组成“者”字结构，“所”主要是放在动词和形容词（或动词性和形容词性短语）之前组成“所”字结构，二者皆使整个结构具有名词性，意思是“……的人”“……的事物”。这种语法功能在古文《尚书》中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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