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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1707060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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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六 “呜呼”既是高频叹词，又是多语用功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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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共有11个叹词，其中有7个叹词仅出现1次，分别是：都、格、於、毋、吁、猷、咨。“嗟”“来”“俞”虽多次出现，但用法却只有1种。都、格、於、毋、吁、俞、咨，仅见《虞夏书》；猷，仅见于《周书》。嗟、呜呼，三书皆备，尤以“呜呼”数量最多。当然，有时也有例外，《虞夏书·大禹谟》出现8个叹词中，却未发现“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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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语法关系标准和语境意义标准分析，古文《尚书》的叹词语用功能有六类。除表示应答类不见“呜呼”外，“呜呼”单独承当两类功能。表示赞美：呜呼，5见；表示哀伤：呜呼，1见。在另外的三类功能中出现频率都远远高于其他叹词。表示感慨：呜呼，7见；都，1见。表示祈使：呜呼，13见；於，1见；吁，1见。表示呼告：呜呼，10见；格，1见；嗟，3见；来，2见；猷，1见；咨，1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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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叹词总量比今文《尚书》多1个，但是出现的总词次却少于今文《尚书》，两者比例为51∶108，今文《尚书》叹词出现词次是古文《尚书》的两倍之多。考虑今、古《尚书》的篇幅，二者虚词在各自文本中出现的次数大致相当。“呜呼”在今文《尚书》中出现次数与虚词总次数的比例是47∶108，此项比例在古文《尚书》中是36∶51，“呜呼”在古文《尚书》中的使用更为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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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的多功能与高频率，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语言系统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复杂而庞大的系统，不同时代的言语者需要不断地选择，以便用本时代的词汇系统与不同时代的词汇系统沟通。语言的经济原则总是规约言语者选择同义系统中的多功能词汇，因而叹词“呜呼”多功能的特点在同义类化的过程一直处于优势态势。二是复音化是文献语言叹词构词的趋向。古文《尚书》的复音叹词虽然只有一个“呜呼”，但其词次约为总词次的2/3，占有绝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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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表现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之中。目前整理出版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凡9篇，内容几乎皆涉《尚书》，除《尹至》之外的8篇尤为紧密。《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全册叹词不多，仅有三个：（嗟），於虎、於、於（呜呼），殹（噫）。复音叹词“於虎、於、於（呜呼）”是高频叹词，总共15见，“呜呼”就占了13见。“於虎、於、於（呜呼）”语用功能也比较丰富，既可以表示祈使语气，也可以表示叹美，还可以表示叹息，甚至表示伤痛之叹。与古文《尚书》不同的是，叹词的写形多样，13见“呜呼”，有3种写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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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呜呼”的功能多样与高频使用反映了叹词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在后世文献中“呜呼”也一直是一个高频叹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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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1707060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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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诠释研究 七 自称代词“我”“予”“朕”语用表达具有较明确的情感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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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自称代词有6个：我、予、朕、仰、台、吾。“我”凡33见，“予”75见，“朕”23见，“仰”1见，“台”5见，“吾”1见。“我”“予”“朕”属高频词，语法意义较完备，作为自称代词在古文《尚书》中具有较明晰的情感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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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最早出现的一个自称代词，“我”，从，戈声。“”是古“垂”字。郝懿行说：“古人谦卑，凡自称我必下垂其身，故曰‘施身自谓’也。”[3]可知，“我”本来就是一个表自谦的自称代词。先秦文献中“我”与表尊称的“子”对举时，自谦之意尤明。如《庄子·天道》：“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4]今文《尚书》中“我”多承此用法。古文《尚书》中“我”作领格的比例较大，其所修饰的成分大多指向他人，如“我祖”“我商王”“我后”“我文考”等，所领属的事物大都较为神圣，“我”在古文《尚书》中更多地显示出较庄重的修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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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蔡邕《独断》卷上：“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贵贱不嫌，则可同号之义也。”可见，在上古，“朕”作为自称代词与其他自称代词一样，适用于任何人。“朕”在今文《尚书》中也是尊卑共享的，《虞夏书·皋陶谟》中皋陶就自称“朕”。但大多语例开始呈现出凝重庄敬的感情色彩，如《周书·多士》“昔朕来自奄”“今朕作大邑于兹洛”。古文《尚书》中“朕”则更大程度地表示自尊，强调自己言行，基本成为帝王自称专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朕”作领格时，其修辞的中心成分多指向自己，如：“朕志”“朕心”“朕言”“朕命”等。另一方面，古文《尚书》“朕”凡23见，作主语或定语，涉及动作行为的主体分别为：舜帝4次、禹帝2次、商太祖（汤）3次、殷高宗（武丁）3次、周武王6次、周成王（太甲）2次，均为帝。另，伊尹3次。伊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贤相，据《史记·殷本纪》载：太甲继承帝位三年，胡作非为，不遵守成汤定下的法典。于是伊尹将他放逐到桐宫守丧三年，悔过自新。伊尹代理太甲处理国事，接受诸侯的朝觐。三年后，伊尹把太甲迎回国都并交还了政权。从此，太甲修养品德，诸侯归服殷商，百姓过上了安定的生活。伊尹佐三王而贤德，被誉为“元圣”，在古风遗存的时代大约是够得上称“朕”的。《史记》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王绾、李斯这一班大臣以为“朕”在典籍中多表现凝重庄敬的语气，故建议秦始皇“自称曰‘朕’”[5]。后世成为历朝定制。伪撰者是不敢不尊帝王制的。故，按照古文《尚书》系魏晋时期伪撰之说来解释，古文《尚书》中，“朕”已基本成为帝自称的专用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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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先秦古籍中，也有将“予”写作“余”的，两者皆有“我”之义。“予”在古文《尚书》中修辞色彩较丰富，但最主要的用法是保留了“我”原义所表示出的谦恭色彩。如用作同位语，“予一人”13见、“予小子”8见。学术界曾一度认为，君王自称“予一人”是表示其独尊无二的特殊身份。其实不然。《尚书》中君王自称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刻意选择用“予一人”或“予小子”。例如《尚书·盘庚下》：“令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比谗言予一人。”这几句话里就连用“予”“朕”“予一人”三个词语表示自称。很显然，“一人”仅是国君的一般自谦、谦让之词。《礼记·玉藻》“天子曰予一人”条，注引孔颖达疏曰：“言我天下之内，但衹一人而已，自谦退。”[6]《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其注疏曰：“言天因民以视听，民之所恶者天诛之。己能无恶于民，民之有过，在我教不至（不善、不得当）。”[7]显然，这“予一人”亦为君王的自谦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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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台”“吾”属于低频自称代词。先秦典籍中，“台”仅见于今文《尚书》的《周书》部分和《诗经》的《豳风·匏有苦叶》《小雅·白华》《大雅·生民》，“仰”只见于古文《尚书》的《周官》，仅1例，疑为“卬”之今字。“卬（仰）”“我”上古同为疑纽字，“卬（仰）”或为“我”的地方变体；“台”“予”上古同为定纽字，“台”或为“予”之地方变体。“吾”是后人改窜，古本字作“鱼”，或即“予”。“吾”“予”“鱼”上古皆为模部的字，“予”，定纽。“吾”“鱼”，疑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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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尚书》虚词与今文《尚书》虚词比较研究所形成的特点是体系性的，二者的差异性在各类虚词小类里都存在。在每一个虚词小类里，二者的差异性不是单点式的个别语法现象，而是散点式的多差异语法现象。古文《尚书》的虚词与今文《尚书》虚词不属同一个时空范畴内的虚词系统，古文《尚书》语言与今文《尚书》语言也不属同一时空辖域的语言。古文《尚书》虚词研究为文献辨伪提供了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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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宗武：《今文尚书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页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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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9年，页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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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郝懿行：《尔雅义疏》，中国书店，1982年，页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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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重印《诸子集成》本，1954年，页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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