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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东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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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把古代的戎狄算做一族，并不能算他错；然而把东胡和匈奴混在一起，实在是弄错了的，为什么呢？因为东胡之后为“乌桓”、“鲜卑”，乌桓、鲜卑和匈奴，确非同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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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三国志》都说：乌桓、鲜卑是东胡之后，东胡为匈奴所破，遗族分保此二山，因名焉。后人因把“东胡”两个字，当做这一族的本名，乌桓鲜卑，当做后起之名；因而有说东胡就是通古斯Tongus的音译的，依我看起来，却实在不然。为什么呢？据《希腊罗马古史》，“里海以西，黑海以北，古代即有‘辛卑尔族’居之；……故今黑海北境，有辛卑尔古城；黑海峡口，初名辛卑峡；而今俄人名乌拉岭一带曰西悉毕尔”（《元史译文证补》）。《北史·魏世纪》述“鲜卑”二字的由来，也说“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东西相去数千里，不谋而合。可见所谓鲜卑，不是“部族以山名”，实在是“山以部族名”的。所以鲜卑部落，分布极广，而乌桓一部，从魏武帝柳城一捷后，就不复见于史（《新唐书》所载，乃一极小部落），可见得“鲜卑”二字，实在是此族的本名。《史记索隐》引服虔“东胡，在匈奴之东，故曰东胡”。《后汉书·乌桓传》：“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索隐》引《续汉书》：“桓以之名，乌号为姓。”这么说，“东胡”二字，是中国人因它居近匈奴，“匈奴之名以名之”（好比后世称菲律宾为小吕宋）。“乌桓”二字，是大人健者之名，是一个分部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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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族在古代，谓之山戎。据《史记·匈奴列传》，公元前706年，“山戎越燕而伐齐，齐僖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这一族的根据地，似乎就是燕所开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为什么呢？因为后来汉武招致乌桓，助防匈奴，所居的也是这五郡塞外；可见得所谓“却千余里”者，就是弃这五郡之地（有人说鲜卑就是《禹贡》析支的转音〈《大戴礼》鲜支渠搜，《史记·五帝本纪》作斯支渠廋〉。这话似乎附会，我却以为颇为有理。为什么呢？如此说，则鲜卑氏羌，古代居地相近，而据《后汉书》所载，乌桓、鲜卑和羌人风俗极其相类。羌俗“氏族无常，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可见母有姓而父无姓，乌桓亦“氏姓无常，以大人健者名字为姓”，又“怒则杀其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无相仇报故也”。乌桓“妻后母，报寡嫂”，羌亦“父没则妻后母，兄亡则纳嫠嫂”，乌桓“俗贵兵死”，羌亦“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可为古代曾经同居之证。这一族，连亚洲的西北方和北方都有，在古代，似乎也是从中亚高原，分散出去的。《汉书·地理志》：朔方郡有渠搜县。蒋廷锡说就是《禹贡》上的渠搜后世往东北迁徙的〈《尚书地理今释》〉这一说，假定为确，则析支也可从如今的青海，迁徙到山陕北边。再看下一节貉族迁徙的事实，则析支从山陕北边再迁徙到燕北而为鲜卑，也不足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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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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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方之族，鲜卑而外，还有一个貉。貉这一族，也有说它是东夷的（《说文》羊部：东方貉。《郑志》答赵商问。“九貉，即九夷。”〈《正义》引〉），也有说它是北狄的（《说文》豸部：“貉，北方豸种”，《孟子·告子篇》赵注：“貉在北方”），到底哪一说可靠呢？我说都不差的；貉是始居北方，后来迁徙到东北方的。《诗·韩奕》：“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郑笺》说：韩王韩城，所抚柔的，是“王畿北面之国”，又说“其后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这十五个字，便是貉族迁徙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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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知道郑说之确呢？《后汉书·夫余传》：“本秽地。”《三国志》：“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其印文言秽王之印。国有故城名秽城。盖本灭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自谓亡人，抑有似也。”这几句话，便是《韩奕》郑笺的注脚。“耆老自说古之亡人”，就是貉族人自记其“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的历史。不过《后汉书》说“本秽地”，《三国志》说“本秽貉之地而夫余王其中”，却是错误的。夫余就是秽貉，所以汉朝赏它的印文，还说是秽王之印，倘使夫余另是一个种族，而占据秽貉之地，那印文如何能说秽王之印呢？后汉一朝，和夫余往来极密，绝不会弄错的。况且果使如此，是夫余征服秽貉，是战胜攻取了，如何说是亡人呢？貉是种族的本名，秽是水名，貉族的一支，处秽水流域的，谓之秽貉，后来亦单称它为秽（又假用秽字）。《水经注》：“清漳迳章武故城西，故秽邑也，枝渎出焉，谓之秽水（汉章武县，包括如今直隶大城、沧两县之境）。”这秽水，似乎就是秽貉所居的。但是它一个分部，不是它的全族。何以知道呢？因为《孟子》说：“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章武绝不是不生五谷的地方。可见得这一族的大部分，一定还在如今的长城之北（《后汉书》、《三国志》的四裔传，是同本《魏略》，所以错便同错。《韩奕》的郑笺，一看很不近情理，所以疑心它的人很多。然而“追也，貊也，为猃狁所逼，稍稍东迁”。实在是一段种族迁徙重要的历史。唯郑君读书极博，然后能知之。王肃不知此义，于是解溥彼韩城的韩城为涿郡方城县的寒号城〈《水经·圣水注》〉。燕师所完的燕为北燕国〈《释文》〉，以便将韩侯牵率到东北方去以就貉。巧则巧矣，而不知正不必如此之心劳而日拙也。王符《潜夫论》说：“周宣王时有韩侯，其国近燕。”也就是王肃一派的话。《山海经》根据这一派话，再加之以造作，便说：“貉国在汉水东北，地近于燕，灭之。”更可发一大噱。所谓汉水，想必是朝鲜的汉江了。他只晓得朝鲜和燕国接界，朝鲜的南边，又有一条汉江；臆想貉国既近于燕，必定也近朝鲜；既近朝鲜，一定也近汉江；就臆造出这十三个字来。殊不知道汉江是汉武帝灭朝鲜后把其地分置四郡的南界，因为这条江是汉朝的南界，所以有汉江之名〈据朝鲜金泽荣《韩国小史》，这部书，南通县有刻本〉。当北燕未亡之时，这条水，尚未名为汉江也。这一派伪书的不可信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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貉族在古代和汉族没甚交涉；然而这一族人，东北走而为夫余，其后为句丽、百济，和中国的关系，却很深的，所以著其缘起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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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氐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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氐羌二族，在古代，大约是根据于中亚高原的；后来分为许多支（在湟水流域、青海和黄河上流两岸的，是汉朝时候所谓羌人。在天山南路的，是汉时西域诸国中的氐羌行国。在祁连山一带的，是月氏。在今四川云南和川边的，汉时谓之西南夷。均见后），其在古代和汉族有交涉的，在氐族为巴，在羌族为鬼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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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注：“巴蜀，桑中虫也。”《魏略》（《三国志》注引）：“氐……其种非一；或号青氐，或号白氐，或号蚺氐，此盖虫之种类，中国人即其服饰而名之也。”可见此族当图腾时代，曾经用虫为标志（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据《后汉书》，板楯蛮，世居渝水左右（如今的嘉陵江），其人善于歌舞，汉高祖用它的兵，还定三秦，因而就采它的乐舞，唤做巴渝舞。武王伐纣，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而《尚书大传》说：“惟丙午，王逮师前，师乃鼓噪，师乃慆，前歌后舞”，可见武王所用的兵，实在有巴氐在里头（《华阳国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师勇锐，歌舞以凌之。殷人倒戈，故世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到战国时，才为秦国所征服。《后汉书》说：“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氐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岁出赋二千一十六钱；三岁一出义赋，千八百钱。其民户出幏布八丈二尺，鸡羽三十镞。”又说：“秦昭王时，有一白虎，常从群虎，数游秦汉巴蜀之境，伤害千余人，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虎者，赏邑万家，金百镒。时有巴郡阆中夷人，能作白竹之弩。乃登楼射杀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伤人者论，杀人者得以倓钱赎死。盟曰：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话虽有些荒唐，却也是汉族抚柔这一族的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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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人和汉族的交涉，只有《易经》上“高宗伐鬼方”，《文选》李善注引《世本》：“鬼方于汉，则先零戎也。”（《赵充国颂》）可证汉族当商朝时候，对于这一族，曾用兵一次。此外无甚关系（《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又《周书·王会解》，也有氐羌，盖商周之先，都处西方，所以和这两族关系较密。又《商颂》“昔在成汤”云云，自系郑笺所谓“责楚之义，女乃远夷之不如”。后人因而牵合，说高宗的伐鬼方，就是“奋伐荆楚”。近人因而说鬼方就是夔，这是大错了的。请看《诗古微·商颂鲁韩发微》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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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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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讲的，都是北方的种族，以下就要讲到南方了。南方的种族和汉族最早有交涉的，自然要推黎族（已见第三章第二节，兹不复赘），黎族之外，还有一个极大的种族，就是所谓“粤族”。粤也写作越。近来讲历史的人，对于“黎”、“粤”二族，都不甚加以分别，未免失之笼统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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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族”是后世所谓“苗族”，“粤族”是现在所谓“马来人”。这一种人，在古代也是根据在中亚高原的。后来沿横断山脉南下，分布在亚洲沿海之地。凡现在“亚洲的沿海”，和地理学上所谓“亚洲大陆的真沿边”，都是这一族人所据的。这个证据甚多，一时不暇细讲。我现在且从中国历史上，举出两条坚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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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这一种人，是有“文身”的风俗的。从历史上看来，如上所述的地方，都可发现同一的风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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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雕文，谓刻其肌，以丹青涅之”。《正义》“文身者，谓以丹青文饰其身……雕题交趾者，雕，谓刻也，题，谓额也，谓以丹青雕刻其额，非惟雕额，亦文身也”。按据正义，可知文身与雕题，就是一事。又不火食的风俗，东夷南蛮，也相同。《正义》说“以其地气多暖，虽不火食，不为害也”。南蛮的地方，诚然地气多暖，东夷何尝如此，可见夷蛮确系同族，所以有这同一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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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地理志》：粤地……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其君禹后，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会稽，文身断发，以避蛟龙之害（《史记·吴越世家》，已见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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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哀牢传》：种人皆刻画其身，象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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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东夷传》：倭地大校在会稽东冶之东，与珠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三国志》：男子无大小，皆黥面文身……夏后少康之子，封于会稽，断发文身，以避蛟龙之害。今倭人好沉没捕鱼蛤，亦文身以厌大鱼水禽，后稍以为饰。诸国文身各异；或左或右，或大或小，尊卑有差。以朱丹涂其身体，如中国用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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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马韩……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弁辰……其国近倭，故颇有文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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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史·流求传》（如今的台湾）：妇人以墨黠手，为虫之文。《南史·扶南传》：文身被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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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留青日札》曰：某幼时及见今会城住房客名孙禄。父子兄弟，各于两臂背足，刺为花卉、葫芦、鸟兽之形。因国法甚禁，皆在隐处，不令人见，某令解衣，历历按之。亦有五采填者，分明可玩。及询其故，乃曰：业下海为鲜者，必须黥体。方能避蛟龙鲸鲵之害也。方知断发文身，古亦自有；《汉书·地理志》于粤已云。录此者，以见今犹信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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