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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和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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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世的人，都说秦朝焚烧诗书，毁灭儒术，这句话，其实是错的。马端临说：“按《西汉公卿百官表》，博士，秦官，掌通古今……既曰通古今，则上必有所师承，下必有所传授。故其徒实繁。秦虽有其官，而甚恶其徒，常设法诛灭之。始皇使御史案问诸生，传相告引，至杀四百六十余人；又令冬种瓜骊山，实生，命博士诸生就视，为伏机杀七百余人；二世时，又以陈胜起，召博士诸生议，坐以非所宜言者，又数十人。然则秦之于博士弟子，非惟不能考察试用之，盖惟恐其不澌尽泯没矣。叔孙通面谀，脱虎口而逃亡；孔甲持礼器，发愤而事陈涉有以也哉。”（《文献通考》卷四十）这一段考据，颇为精详，虽然虐待其人，然而师承传授，确自有的，可见得儒学并没有绝，不过这种传授，是为继续“博士官之所职”起见，不是为教育人才起见，不过是古代“学术存于官守”之旧，不能算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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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汉朝武帝时候，公孙弘做宰相，才奏请“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者，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这才是以传授学术为目的，可以算做学校。然而营建学舍确是王莽手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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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汉书·景十三王传》：河间献王德“武帝时……来朝……对三雍宫”。《兄宽传》：武帝东封泰山，还登明堂。宽上寿曰：……陛下……祖立明堂辟雍（师古曰：祖，始也）。似乎武帝时就有太学的。而《礼乐志》又说：“……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刘向因是说上，宜兴辟雍，设庠序，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议，会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请立辟雍，案行长安城南。营表未作，遭成帝崩，群臣引以定谥，及王莽为宰衡，欲耀众庶，遂兴辟雍……”马端临说：“盖古者明堂辟雍，共为一所：蔡邕《明堂论》曰：取其宗祀之清貌，则曰清庙；取其正室之貌，则曰太庙；取其尊崇，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大学；取其四面周水圜如壁，则曰辟雍，异名而同事。武帝时，泰山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北入，名曰昆仑。天子从之以入，拜祀上帝，于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带图。修封时，以祠太一五帝，盖兄宽时为御史大夫，从祠东封。还登明堂上寿，所言如此，则所指者疑此明堂耳。意河间献王所封之地，亦是其处。非养士之辟雍也。”（《文献通考》卷四十）按马氏这个说法，很确，并可同第一篇第八章第四节所说，互相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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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学校，是逐渐增盛的。武帝置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增为百人，宣帝时增至二百人，成帝末增至三千人。后汉光武时，就营建太学（建武五年，公元29年），明、章两代，都崇儒重道，车驾屡幸太学。其时又为“功臣子孙”，“四姓末属”，别立校舍，“期门”、“羽林”之士，皆令通《孝经》、《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学，梁太后时，又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入学。本初质帝年号时太学诸生，遂至三万余人。学校可谓极盛，然而衰机也就伏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学校人数只求其多，不讲实在。入学的，大概都是一班贵游子弟，并不是真正讲求学问的人。所以，范晔说这时候的学风，是“章句渐疏，多以浮华相尚”。又《三国志》董昭上疏说：“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这明是把一种纨绔子弟的气习，移植到学校里。讲声华的必定尚意气，所以到后来就激成“党锢之祸”。学校里都是一班贵族子弟，所以汉朝的太学生，是和外戚结党而攻宦官的。“此中消息，可以微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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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学校虽然如此，究竟还不如私人教育之盛。《汉书·儒林传赞》说：“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太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禄利固然是人所同欲，然而学术的兴盛，一大半的原因，也由于社会上“智识的欲望”，不容一笔抹杀。后汉则张兴著录且万人，牟长著录前后万人，蔡元著录万六千人，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宋登教授数千人，魏应、丁先弟子著录数千人，姜肱，就学者三千余人，曹曾门徒三千人，杨伦、杜抚、张元，皆千余人，更非前汉所及（俱见《后汉书》）。私人教育，总比国家所设立的学校为盛，这个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特色。至于选举，则有两种：其一，郡国岁举孝廉。又汉武帝制郡国口二十万以上，岁察一人；四十万以上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习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变决断，才任三辅县令。是用古代“诸侯贡士”之制，后世的人，以为这是乡举里选，却是错的（乡举三老，方和《周礼》的“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相合）。其二，则朝廷要用哪一种人，特诏标出科目，令公卿郡国，各举所知。这个却是后代制科的先声，汉朝选举制度的利弊得失，要和后世比较才见，且俟后文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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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赋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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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田赋，本来是十五而税一；景帝以后，变做三十而税一，已见前。光武中兴以后，亦是三十而税一。到灵帝时，才加天下田税，每亩钱十文，谓之“修宫钱”。田税以外，另有一种“口税”谓之“算赋”。人民从十五岁起，到五十六岁止，每人每年出钱百二十文，谓之一算，以治“库兵”、“车马”。其事起于高帝四年（见《本纪》如淳引《汉仪注》），又有七岁到十四岁出的，每人二十钱，以食天子，谓之“口赋”。武帝时，又加三个钱，以补“车”、“骑”、“马”（见《昭帝本纪》元凤四年如淳引《汉仪注》）。按《汉书·宣帝纪》，五凤三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孟康曰：本算百二十，今减四十为八十。”所谓减，都是指当年而言，并不是永远变更定额。又《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产子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则是永远减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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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一种“更赋”，亦见《昭帝纪注》引如淳说：“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为‘过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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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上三种，第一种是“税”，第二种是“赋”，税是种田的人出的，赋是修理兵器（车马等都包括在里头）的费用，全国人民都负担的。《汉书·食货志》所谓“税以足食，赋以足兵”。第三种是人民应服兵役的代价，就是课人民以“一种兵役的义务”的“变相的完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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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的国用，以田租为主。《汉书·食货志》说：“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所以掌谷货的大司农，是管国家财政的；掌山泽之税的少府，是掌天子私财的。所以武帝命大司农兼管盐铁，孔仅、东郭咸阳说：“山海天地之臧，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佐赋。”很有称颂他的意思，此等杂税，已见第五章第一节。昭帝时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要求停罢，和桑弘羊争辩了许多话，到底只罢掉一种酒酤，其余都没有动（亦见《汉书·食货志》，其两方面争辩的话，详见《盐铁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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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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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所行的，是民兵之制，人民都有当兵的义务。《汉书·高帝纪注》引如淳说：“《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阵。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又《王制正义》引许慎《五经异义》：“汉承百王，而制二十三而役；五十六而免。”两说相同。按今文家说，民年三十受兵，已见第一篇第八章第五节。《高帝纪注》又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之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五经异义》：“《高孟氏韩诗》说：年二十行役，三十受兵。”则汉朝人民的服力役，比古代迟三年，服兵役却早七年，或者汉代所承，实是古制；三十受兵，是儒家托古所致，亦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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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兵的种类，有“材官”、“车骑”、“楼船”三种：材官是步卒，车骑是骑兵，楼船是水师。《后汉书·光武纪注》引《汉宫仪》：“高祖命天下选能‘引关’、‘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后讲肄课试，各有负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大约“材官”最为普通，“车骑”边郡较多，“楼船”只有沿江海的地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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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有南北军：“南军卫尉主之，掌宫城门内之兵。”“北军中尉主之，掌京城门内之兵。”（据《文献通考》，其详可参看原书）武帝时，增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都属北军（八校尉，都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刑法志》：“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晋灼曰：胡骑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又有期门、羽林，都属南军。《文献通考》引章氏说：“汉初南北军，亦自郡国更番调发来。何以言之？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则知自郡国调上卫士，一岁一更，更代番上，初无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则‘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门，则‘长从’，始此。”（按：期门是从六郡良家子孙里选出来的，见《汉书·东方朔传》。羽林兵，初名建章营，设于太初元年。后来又取从军死事的人的子孙，养在羽林，“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见《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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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汉时，各郡都有都尉，帮着太守管理武事。王国里头，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这种制度，都是沿袭秦朝的。后汉光武帝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只留着京师的南北军。然而后来郡国也往往复置（北军里的八校尉，虎贲并入射声，胡骑并入长水，又省掉中垒校尉，所以号为北军五营。此外另有一支兵，驻扎在黎阳，谓之黎阳兵。又会扶风都尉带一支兵，驻扎在雍县。护卫园陵，俗称为雍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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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和西汉时代，有一种特色，就是“这时候，去古未远，人民尚武的性质还在，无论什么人，发出去都是强兵。”（巴蜀等一两处地方是例外）所以秦朝的用兵，不论骊山的役徒，闾左的百姓，都发出去战守；汉朝也有所谓“七科谪”（张娄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见《汉书·武帝纪注》）、“弛刑”、“罪人”、“恶少年”、“勇敢”、“奔命”、“伉健”……这都是未经训练的人。然而发出去，往往战胜攻取。将帅里头，也极多慷慨效命的人（譬如后汉的班超，又如前汉的李陵，以步卒绝漠，这是历史上只有这一次的事情）。有这种民气和民力，倘使真能利用，中国的国力实在可以扩张到无限。偏遇着秦始皇、汉武帝两个人，把民力财力大半消耗在奢侈淫欲的一方面。秦始皇的用兵，已经很不经济，汉武帝更其专信几个椒房之亲，家无法度，以致总算起来，总是败北的时候多，胜利的时候少（细看《汉书·匈奴列传》可见。伐大宛这一役，尤其是用兵不经济的确证。汉朝用兵，所以结局总获胜利，是由于这时候中国和外国的国力，相差太远，并不是用兵的得法。这种用兵，结局虽获胜利，毕竟是以最大的劳费，得最小的效果的），就使胜利，也所得不偿所失。这种用兵，实在一无可取。中国大有可为的时代，就给这两个人弄糟了的。然而后世，反很多崇拜他、原谅他的人，可谓侥幸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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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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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到魏晋，可以算做中国法律的“发达”、“长成”时代。按自秦以前，我国的法律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实在无从考见其详细（第一篇第八章第六节所举。实在有许多儒家的学说，夹杂在里面，无从分别。但是全把儒者的学说辟掉，刺取了许多零碎的事实，也并不能考见其真相）。自秦以后，其“承袭”、“变迁”的途径，才确有可考；其“进化的状况”，就可以窥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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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的法律所以贻害天下，有两种道理：其一是由于它所用的“刑罚的野蛮”。第一篇第八章第六节，已经说过。《汉书·刑法志》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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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之初，虽有约法三章，网漏吞舟之鱼；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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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高后元年，才除掉“三族罪”，“妖言令”，孝文二年，又除掉“收孥相坐律”，然而足为中国法律史上开一个新纪元的，实在要推公元前167年（汉文帝十三年）废除肉刑这一件事。《汉书·刑法志》记它的始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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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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