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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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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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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魏晋刑制的变迁，已见第二篇第八章第五节。从晋武帝颁布新律之后，张、杜预，又各为之注。泰始（公元265—274年）以后用之。然律文简约；两家的注，又互有不同；“临时斟酌，吏得为奸”。齐武帝永明九年（公元491年），删定郎王植之，才合两家的注为一。然事未施行，书亦亡灭。梁武帝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还记得王植之的书。于是叫他损益旧本，定为《梁律》。天监初（天监，梁武帝年号，公元502—519年），又使王亮等改定，共为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条，刑分十五等。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杲参定律，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定律三十卷，大体沿用梁法。这是南朝法律的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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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魏入中原以前，刑罚是很严酷的。道武帝入中原，才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太武神中（公元428—431年），诏崔浩定律。正平中（公元451年），又命游雅、胡方回等改定，共三百七十条，有门房之诛四（献文增其十三，孝文时定为十六），大辟百四十五（献文增其三十五，孝文时定为二三五），刑罪（耐罪）二百二十一（献文增其六十二，孝文时定为三七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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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齐武成帝河清三年（公元474年），尚书令赵郡王睿等奏上《齐律》十二篇，系杂采魏晋故事。刑名有五：一死，二流，三耐，四鞭，五杖。又有所谓重罪十条（一反逆，二大逆，三叛，四降，五恶逆，六不道，七不敬，八不孝，九不义，十内乱），不在“八议”和“论赎”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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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的律，定于武帝保定三年（公元563年）。刑分死、流、徒、鞭、杖。不立十恶的名目，而重“大逆”、“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隋初，令高颎等重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也有十恶之条（一谋反、二谋大逆、三谋叛、四恶逆、五不道、六大不敬、七不孝、八不睦、九不义、十内乱）。唐朝的刑法，大抵沿隋之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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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最可注意的，是刑罚的变迁。马端临说：“汉文除肉刑，而以髡笞代之。髡法过轻，而略无惩创；笞法过重，而至于死亡。其后乃去笞而独用髡。减死罪一等，即止于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于死。而深文酷吏，务从重者，故死刑不胜其众。魏晋以来病之，然不知减笞数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复肉刑以全其生（按：复肉刑的议论，两晋时代最甚。其理由所在，就是“死刑太重，非命者众；生刑太轻，罪不禁奸”两语）。肉刑卒不可复，遂独以髡钳为生刑。所欲活者传生议，于是伤人者或折腰体，而才剪其毛发；所欲陷者与死比，于是犯罪者既已刑杀，而复诛其宗亲。轻重失宜，莫此为甚。及隋唐以来，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即有虞所谓鞭、朴、流、宅，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按：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隋始定鞭笞之数，死刑只用斩、绞两种。这都是较前代为文明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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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层可注意的，便是隋朝的刑法。是兼采魏晋和拓跋魏两种法系（这个大概是周、齐如此，而隋朝因之）。其斟酌轻重之间，固然较旧时的法律为进步。然而精神上，也有不如旧时的法律之处。即如晋律，部民杀长官，和父母杀子的，都同“凡”论。这是两汉以后，把经学应用于法律，文明之处（父杀其子当诛，见《白虎通》）。隋律却就不然。这是拓跋魏的社会，进化较浅，“官权”、“父权”太重之故。中国反改其旧律而从之，真是下乔入幽了。余杭章氏《文集》里，有一篇文字，专论这件事，可以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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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秦汉以后的法律：经晋朝的一大改革，而大体趋于完善；经隋朝的一番损益，而轻重更觉适宜。所以从西洋法律输入以前，沿用千年，大体不曾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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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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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赋税制度和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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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从战国到秦汉，是有一个大变的。参看第一篇第九章，和本篇第六章）。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于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却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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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晋到唐，其间的田赋制度，都有同一的趋向。为之代表的，便是晋的“户调式”，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制”。今各述其大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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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调之式，起于晋武帝平吴以后。它的法度是：男女年十六至六十为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为老小。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这是指为户者而言）。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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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魏的均田，在公元485年（孝文帝大和九年）。它的办法：是把田分成“桑田”、“露田”两种。桑田是“世业”；露田及岁而受，年老则免，身没则还。桑田的数目，有过于其应得之数的，得以卖出；不足的得以买入。但过于应得之数，及在应得之数以内的，不得买卖（大概当时把官有的地，授予人家做露田。其原有田地的，一时并不没收它；本无田地的，一时也不能补足。所以人民的桑田，有逾限的，也有不足额的）。男子年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有牛一头，许授田三十亩；但牛四头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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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定，公元624年）是：丁男十八以上，给田一顷；以二十亩为“永业”，余为“口分”。田多可以足其人的，为“宽乡”，少的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工商：宽乡减半，狭乡不给。——乡有余田，以给比乡；州县同。“徙乡”和“贫无以葬”的人，得卖世业田。从狭乡徙宽乡的，得并卖口分田。受田的丁，每年输粟二石，谓之“租”。看地方的出产：或输绢、绫、缯，各二丈，绵二两，或输布二丈四尺，麻三斤，谓之“调”。力役每年二十日，遇闰加两日，不役的，每日折输绢三尺，谓之“庸”（《通考》：“租庸调征科之数，依杜佑《通典》及王溥《唐会要》所载。陆宣公《奏议》及《资治通鉴》所言皆同。《新唐书·食货志》……疑太重，今不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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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制度，便是两汉时代，“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反响。虽不能做到地权平均，较诸毫无法度，听其自相兼并，总好得许多。但是“徒法不能以自行”。这种制度，若要实行，行政要非常绵密。以中国行政的疏阔，和地方自治制度的废坏，从何实行起？户调之式，定后不多时，天下就大乱；究竟这种制度，曾否实行？史学家颇多怀疑。大概就是实行，时间也是很短的。均田之令，和租庸调的制度，都是定于大乱之后。当时地广人稀，无主的田很多，推行自然不十分困难。但是一两传后，人口增殖，田亩渐感不足，就难于维持了。均田令的结果，后来是怎样，史家没有明确的记载。租庸调制，则《唐书》明说它，到开元时而其法大坏，“并兼逾汉成哀”。平均地权的制度，不能维持，却反生出一种弊病来。便是两汉时代的税，是认着田收的；虽有口税，很轻。从户调、均田令、租庸调等制度行后，人人有田，收税就只须认着人。专制时代的官吏，行政是怠慢惯了的；只要收得着税，其余就一切不问了。到后来，实际上授田的事情，已经没有了，并兼之事起了，他却还只是认着向来出税的人收税；哪里来管你实际有田没有田（这时候，若要查明白有田的人，然后收税；就要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田都吐出来，还给无田的人；而且照法律上讲，不但并兼人家的人有罪，就是被人家并兼的人，也是有罪的。这件事岂不甚难）？这一来，百姓不但享不着人人有田的利益，无田的人反要负担和“有田的人一样的租税”的痛苦（在两汉时代，就只要出极轻的口税）。这如何能支持？于是乎有“逃户”。逃的人逃了，不逃的人，赋税就要更重，税法就大坏了。玄宗时，宇文融为监察御史。也明晓得彻底根究，叫并兼的人把所并兼的田，统统吐出来，是办不到，就想括“籍外的羡田”，以给逃民。然而“并兼之亟”，总是起于人多而田不足之后的，哪得有许多羡田可括？而且他的办法，逃户受羡田的，又要出钱千五百；于是州县希旨：把有主的田，算做羡田；本地的人，算做客户，反变成了聚敛的政策。安史乱后，赋税紊乱的情形，更其不可收拾。德宗时，杨炎为相，才创“两税”之法（“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著。”虽没有把“税人而不税田”的法子，根本改革；然而照他立法的意思，是“以人的贫富，定出税的多少”；较诸就田而税，负担偏于农民的，反觉公平。不过人的贫富，不易测定。实行起来，要求其公平，是很难罢了（陆贽说：两税以资产为宗，少者税轻，多者税重，然而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贵而人莫窥的；有场圃囷仓，物轻而众以为富的。有流通蕃息之货，数少而日收其赢的；有庐舍器用，价高而终岁寡利的。计估算缗，失平长伪。我说：两税的法子，若真能行得公平，倒近乎一般所得税了。这个谈何容易。杨炎的法子，自然离此理想尚远。然在当时，总不失为救弊的良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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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通考·田赋门》的一段按语，论秦汉到唐田赋制度的变迁，极为清楚。我如今不避繁复，再节抄在下面。因为这件事，和当时社会的生计状况，是很有关系的（是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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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废井田之制……始舍地而税人……汉时，官未尝有授田限田之法……田税随占田多寡，为之厚薄……人税则无分贫富，然……每岁不过十三钱有奇耳（参看本篇第八章第三节）。至魏武初平袁绍，乃令田每亩输粟四升，又每户输绢二匹，绵二斤，则户口之赋始重矣。晋武帝又增而为绢三匹，绵三斤……然晋制：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及丁男丁女占田皆有差；则出此户赋者，亦皆有田之人……宜其重于汉也。自是相承，户税皆重。然至元魏而均田之法大行。齐周隋唐因之，赋税沿革，微有不同。史文简略，不能详知。然大概计亩而税之令少，计户而税之令多。然其时户户授田，则虽不必履亩论税，只逐户赋之，则田税在其中矣。至唐，始分为租庸调……然口分世业，每人为田一顷……所谓租庸调者，皆此受田一顷之人所出也。中叶以后，法制隳弛，田亩之在人者，不能禁其实易，官授田之法尽废，则向之所谓输庸调者，多无田之人矣；乃欲按籍而征之，令其与豪富兼并者，一例出赋，可乎？……授人以田，而未尝别有户赋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轻其户赋者，两汉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则自魏至唐之中叶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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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生计界的情形，无甚特别的可述。但有一件可注意的，便是当这时候，中国对外的贸易，颇为发达。从魏晋到唐，中国和南洋交通的发达，已见上章第六节。魏晋北朝，和西域的关系，虽不如汉唐时代的密切，然而也没有什么战争，民间往来贸易的关系，可以推想为无甚中断的时候（中国商人的能力非常之大。譬如汉朝还没有通南越和西域，商人倒早已做了先锋队了〈参看本篇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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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食货志》说：“梁初……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又说：“后周时，河西诸郡，皆用西域金银之钱。”当时对外贸易的影响，及于中国的通货上。而且他说：晋自东渡以后，岭外诸酋帅，有因牲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饶，雄于乡曲的，朝廷多因而籍之，以收其利。这种办法，直到南朝之末，都是如此。这许多东西，也都是当时互市的商品。就可以推想贸易额的盛大了。至于唐朝：则陆路有互市监，以管西域诸国的贸易；海路布市舶司，以管南洋诸国的贸易。惜乎历史上，关于这种记载，十分阙略。近人梁启超的《广东通商发达史》，参考东西洋人的著述，述南北朝唐时候中国对外贸易的情形颇详。可惜文长，不能备录。读者诸君请自取原书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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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170708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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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学术和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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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汉到魏晋，中国的学术思想界，起了一个大变迁。这个可以说从烦碎的考古时代，到自由思想时代，也可以说从儒学时代，到老学、佛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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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的儒学，就不过抱残守缺，固守着几句相传的师说；究竟孔门的学说，还是“负荷”得不能完全。到了末年，又为着“托古改制”之故。生出许多作伪的人来。又因为两汉的社会，去古未远，迷信的色彩，很为浓厚，于是这种作伪的话里头，又加上许多妖妄不经的话（识纬终东汉之世，是以纬为内学，经为外学）。东汉的学风，虽然不必务守师说，似乎可以独出心裁。然而贾、许、郑、马等，又不免流于烦碎。打了半天官司，总是不见分晓，也不免使人厌倦。于是人心上就生出一种“弃掉这些烦碎的考据，而探求真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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