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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元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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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的崇信喇嘛教，害得中国人总算够了。他又时时干涉高丽的内政，把许多公主硬挜给高丽国王，弄得历代的高丽国王，都成了“蒙古化”，“暴政亟行”，害得高丽人也算够了。却到后来，都自受其害。元顺帝是个荒淫无度的人，佞臣哈麻、雪雪等，就乘机引进西僧，教他以“房中之术”。于是百政俱废，而哈麻、雪雪等，却乘此弄权。一个乱源，就伏下了。他又娶了一个高丽微贱的女子奇氏，把她立为皇后。当元初时候，高丽人到元朝来当太监，颇有得法的。于是有一班人，争先恐后地“自宫以进”。奇皇后微时，曾经依靠一个人唤做朴不花的。到立为皇后之后，朴不花也就跟进宫来，做了阉人。于是第二个乱源，又伏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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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348年，台州人方国珍起兵，入海劫掠漕运。隔了三年，白莲教徒刘福通也起兵安丰（如今安徽的寿县），奉教主韩山童之子林儿为主。又有萧县李二起兵徐州，罗田徐寿辉起兵蕲州（如今湖北的蕲水县），泰州张士诚起兵高邮（如今江苏的高邮县），定远郭子兴起兵濠州。南方就成了四分五裂之势了。这时候，各行省征讨贼多无功。丞相脱脱，自请出兵。公元1352年，大破李二于徐州。公元1354年，围张士诚于高邮，士诚势已穷蹙了。脱脱和哈麻，原是一党，后来又有嫌隙。脱脱出兵之后，哈麻乘机谗脱脱于奇皇后，把他削夺官爵，窜死云南。于是朝廷征剿之势一松，革命军的势力就复盛。公元1357年，刘福通分兵为三：一军出晋冀，破太原，出雁门，以攻上都（后来这支兵，没在辽东）。一军出关中，陷兴元、巩昌，还攻凤翔。一军出山东，陷济南，北陷蓟州（如今天津的蓟县），以逼大都。福通自挟韩林儿陷汴梁，声势颇盛。先是颍州察罕帖木儿，信阳李思齐，同起兵河南讨贼。及是陕西行省，求救于二人。二人连兵而西，打破贼兵。乘胜东定山西，进攻汴梁。刘福通挟韩林儿走回安丰。察罕就东平山东，围贼将田丰于益都，田丰差人把察罕刺死。察罕的儿子库库帖木儿代总其军，攻破益都，杀掉田丰。黄河流域，几于肃清了。然而南方诸军，声势渐盛。徐寿辉攻破湖北、江西，迁都汉阳。其将陈友谅，进取安庆（如今安徽的怀宁县）、龙兴（如今江西的南昌市），把寿辉杀掉，自称汉帝。寿辉将明玉珍，因据重庆自立，其后遂割据四川。张士诚也据有浙西，徙居平江。明太祖初起兵从郭子兴，后来别为一军，攻破滁和二州；从采石渡江，破太平（如今安徽的当涂县），据集庆（如今江苏的江宁县），长江流域，却全非元朝所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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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皇后所生的儿子，名唤爱猷识果达腊，立为太子。奇皇后想废掉顺帝，等太子出来做皇帝，太子也有这个念头，哈麻、雪雪都与闻其事的。脱脱既贬，哈麻为宰相，雪雪为御史大夫，就想实行了，不意事机泄露，两人都杖死，然而奇后和太子依然无恙。哈麻死后，太平继为宰相。奇后又叫朴不花去示意于他，要想行内禅。太平不答。于是奇后想个法子，又把太平去掉，搠思监为宰相。山西地方本是察罕帖木儿所平定，却又有个孛罗帖木儿驻军大同，想兼得晋冀，以裕军食。察罕不肯，两个人就争夺起地盘来，出兵相攻。陕西参政张良弼也和察罕不协，察罕又和李思齐连兵攻他。察罕死后，库库代统其军，还是如此。搠思监和库库是一党，而顺帝的母舅御史大夫老的沙却和孛罗是一党。老的沙奏参搠思监和朴不花，皇太子便言于顺帝，革掉他的官职。老的沙逃到大同，搠思监等就诬孛罗谋为不轨。于是孛罗举兵犯阙，把搠思监、朴不花都杀掉，太子逃到兴州（如今河北承德市）。不多时，孛罗兵退了。太子复还大都，叫库库去讨孛罗。孛罗又举兵犯阙，太子迎战，大败，逃到库库军里。孛罗入京师，顺帝旋密遣勇士，把他刺杀（老的沙不久也被杀）。库库护太子入京师，太子又使人谕意库库，要他用兵力胁顺帝内禅。库库不肯，于是太子和库库又不对。恰好诏封库库为河南王，叫他总统诸军，进平南方。而李思齐自以和察罕同起兵，不愿意受库库节制，反和张良弼连兵。库库进兵攻之，而库库手下的将貊高、关保等，又叛库库。于是太子乘此机会，叫顺帝下诏，削库库官爵，命太子总统天下兵马讨之。不多时，貊高、关保，都给库库打死，明兵又已逼近，元朝没法，只得恢复库库的官爵，叫他出兵抵抗，然而已是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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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既据集庆之后，先平陈友谅，次定张士诚，旋降方国珍，韩林儿则先已为张士诚所虏，于是自淮以南皆定。公元1367年，命徐达、常遇春，分道北伐。胡美定闽、广，杨璟取广西。明年，太祖即位金陵。徐达、常遇春从开封、济南，合兵德州（如今山东的德县），北陷通州（如今北京市通州区），顺帝逃到应昌（在达里泊旁边。是元朝外戚翁吉剌氏的农土。元时，在漠北则和林，在漠南则开平、应昌，并称重镇）。这时候，库库帖木儿，还据着山西，李思齐也据着凤翔。明太祖再遣兵进讨。库库走甘肃，思齐降。公元1370年，再命徐达攻库库，库库奔和林。李文忠出居庸关攻应昌。恰好顺帝死了，爱猷识里达腊也逃到和林。文忠获其子买的八剌和后妃官属而还。捷奏至，颁《平定朔漠诏》于天下。这时候，还有一个明玉珍的儿子升，割据着四川。公元1371年，叫汤和、傅友德，把他灭掉。云南地方，还有个元朝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据着。公元1381年，也派傅友德、沐英、蓝玉，把他讨定。于是元朝的遗臣，只有一个纳哈出还出没辽东。公元1387年，命冯胜、蓝玉出兵征之，纳哈出降。就命蓝玉为大将，移军北征。这时候，库库帖木儿已死，爱猷识里达腊也死了（公元1371年）。子脱古思帖木儿嗣，蓝玉袭破其众于捕鱼儿海，获其次子地保奴。脱古思帖木儿和长子天保奴走和林，依丞相咬住，至土剌河，都为其下所弑。于是“部帅纷拏”，五传至坤帖木儿，都被弑。部帅鬼力赤自立，改称鞑靼可汗，蒙古大汗的统系，就此中绝了（以上据《源流考》所载，和《明史》不同。见第四篇第一章第三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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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国史 第十章 宋辽金元四朝的政治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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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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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官制，和秦汉的官制大不相同，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一节，已经说过了。却是宋朝的官制，又和唐朝大不相同。这个变迁，都起于唐中叶以后。都是因事实变迁，而制度随着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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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最显而易见的，便是中央政府。在唐朝时候，是合三省为相职；中书取旨，门下封驳，尚书承而行之（虽然后来实际上三省并不截然离立）。这时候，重要的政务，便都在六部手里。却是到后来，税法大坏。而又藩镇擅土，“王赋所入无几”。于是乎不得不舍“田税”、“丁赋”，而注重于他种税目，而“盐铁使”就做了财政上的重要机关（参看第六节）。又当经费竭蹶之秋，财政上的规划，关系甚大。而这时候的财政，又本是紊乱的，于是不得不别置一职，以从事于清厘，就又新添出一个“度支使”来（在唐朝大抵以宰相兼之）。到宋朝，便合“户部”、“盐铁”、“度支”为“三司”，专设一使，做了中央的财政机关了。又如“兵事”，本来是兵部专管的。“兵谋”则自然是天子和宰相，筹议于庙堂之上。却到后来，事实上又发生出一个“枢密使”来，一切政务，都要参与。这种官，最初是用宦官做的。这时候，兵权又都在宦官手里。于是枢密使和兵事，就关系独深。到后来，便渐次侵占了兵部的职权。于是“中书治民，三司理财，密院主兵”，就成了中央政府三个对立的机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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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职如此，其余一切官职，也都是如此。所以从秦汉的官制，变成隋唐的官制，是六部专权，九卿失职。从唐朝的官制，变迁成宋朝的官制，则是发生了许多临时特设的机关，而六部亦失其职（譬如户兵二部的职权，都在三司和密院。礼部的职权，则在太常礼仪院。工部的职权，则分属军器监、文思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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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宋朝的官制，有一特点，便是所谓“官”者，不过用之以“定禄秩”。至于实际任事，则全看“差遣”而定——做这个官，便治这件事，也要另外“用敕差遣”的（用差遣治事，起于唐武后时候。其初先有“试官”，后来又有“员外”，这是因武后要以禄位收拾人心，所取的人太多，没有这许多官缺可给他做的缘故。但是到后来，此风便相沿下去，于是有所谓检校〈近乎加衔〉、摄〈代理〉、判〈以大官兼小官〉、知〈兼任〉等，到宋朝，便专用差遣治事）。这种官制，看似错杂不整齐，却也有切于事实的好处。到神宗，才参照唐六典，改正官制。命“省、台、寺、监，各还所职”，是为元丰的新官制。元丰新官制，大抵以唐为法。然而唐朝的官制，本有两件不可行之处：其一相职分属三省，各不相涉，是事实上办不到的（所以唐朝从设政事堂以后，也不啻合三省为一）。其二则六部九卿等官，本来互相重复，其中就总有闲曹。所以元丰改正官制之后，仍不能不随事变迁。宰相不但不能三省分立，南渡以后，反多兼了一个枢密院（宋初宰相，本称同平章事，另有参知政事，做他的副官。元丰新官制，仍以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为相职。但因官高，实际不除人。以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职〈这时候，三司的事情，都已归户部〉。枢密所管杂事，亦都还给兵部，专以本兵为务。枢密和兵部的关系，倒像现在参谋部和海陆军部的关系。南渡以后，以左右仆射为丞相，改两省侍郎为参知政事。旋又径改左右仆射之名为丞相，而删去三省长官虚称。则仍回复到宋初的样子，和唐朝的制度绝不相同了。而南渡以后，又时时发生所谓御营使、国用使等名目，往往以宰相兼之。则又和唐中叶以后发生什么三司枢密等机关的情形相像。枢密院，南渡以后，每逢用兵，就用宰相兼。从开禧以后，遂为永制。总而言之，唐朝的官制，沿袭于隋。隋朝的官制，只是把南北朝的官制来整齐一整齐。从唐中叶以后，久已不切于事实了。所以虽有人要墨守他，而在事实上，到底不能成功）。六部属官，除户工二部外，南渡以后，尚有并省；九卿就更不必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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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官则取中央集权主义。宋初，召诸藩镇入京师，各赐以第；分命朝臣出守列郡，号为权知军州事（“军”字指兵，“州”字指民言。其本官高的，则谓之“判”），以后遂为定制。诸府州军监，都不设正官，只派文官朝臣出去治理，谓之知某某府事，知某某州军监事。就各县也不设县令，只用中朝官外补，谓之知某某县事，像是出一趟差似的。诸州又有通判，以为佐贰。长吏和通判，都得直接奏事。县令也由吏部殿最。这种制度，似乎比轻视外官，中央对于地方，有些漠不相关的样子要好一点。监司之官，国初本来没有。后来才于各路设转运使，名为总一路财赋，实则于各事无所不总。又怕他的权柄太大了，于是把提点刑狱一官，从转运使属下析出，以分其权。此外专管漕运籴买的，则有发运使。常平、盐茶、茶马、坑冶、市舶等，也各设提举（但只是随事而设；有时这件事不办了，或者并归他机关管理，便可以省掉。总之，唐宋时候的使臣，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譬如宋朝，到神宗时候，才认真办起事来，这时候所设的使臣就独多〉。所以唐朝的道，宋朝的路，还不能认真算一个地方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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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为用兵而设的，则有安抚、宣抚、招讨、招抚、经略、制置等使，也是随兵事而设。南渡以后，岳飞、韩世忠、张浚，号称三宣抚使，其权力甚大。到秦桧同金人议和，才把三宣抚使废掉，以后唯四川地方，仍设一制置使（宋朝南渡以后的中央集权，四川是除外的，参看第六节）。又有总领财赋一官，起于张浚守四川时，命赵开经理财政。其后三宣抚司的兵，收为御前军，也各派总领财赋一员，又兼“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的职衔，则其权限，又涉及于军政上了（这也是为集权起见）。总而言之，宋朝这等官，都是随事而设的，并没有一定的制度。宋朝的外官，分为“亲民”、“厘务”两种：“亲民官”是用差遣的形式，派他出去代向来的地方官的。“厘务官”则专治一事，而直属于中央；好比现在的路、航、邮、电，不属于地方官，而属于交通部一样。这种办法，都是把向来地方官所兼管的事情，析出一部分来，归之于中央，所以宋朝能够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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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之为国，是合耕稼游牧两种民族而成。所以他的设官，也分为南北。“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所谓“宫帐”者，“帐”则辽主所居，谓之御帐；此外又有皇族四帐、遥辇氏九帐、国舅二帐，和渤海帐、奚王帐，都各设专官（御帐官，好比中国侍御禁近之官。诸帐官则好比中国的王府官属。皇族是宗室；国舅是外戚；遥辇氏是前代君主之后；渤海、奚王，都是大国，而奚王又是同种，这都是契丹的贵族）。“宫”则“辽国国法，天子践位，即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宫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老弱居守”，这是天子的禁卫军。诸宫官，好比隋唐时候的卫官，宋朝的殿前和马步两指挥使。“部族”则“部落曰部，氏族曰族”，就是“分地而居”谓之部，“合族而处”谓之族（其中有“族而部者”，就是因其同族，所以合居一处的。有“部而族者”，就是同居在一处，向来又算做一族的。有“部而不族者”，就是虽同居一地而非同族。有“族而不部者”，就是虽同族而不合居一处）。这是契丹国里的游牧之民。“属国”则北方游牧之族，不直接归辽国治理的。但就其酋长，授以官名，按时或者不按时来通朝贡。有兵事时，也得向其征兵；诸国但随意出兵或助粮饷，并无一定的义务。有些像中国的土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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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面的政府，是北枢密院，视兵部；南枢密院，视吏部；北南二大王院，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南北院，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而北南二宰相府总之（这都是北面官中，又分南北，和“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政”无涉，不可误会）。南面的官，亦有三公、三师、枢密院、省、台、寺、监、卫。外官则有节度、观察、防御、团练诸使和刺史、县令。大概模仿中国的制度，无甚足述。又有一种头下州军，是宗室外戚大臣之家，自行筑城，而朝廷赐以州军之名的。这个好像古时候大夫的私邑，和普通的州军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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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朝的情形，又和契丹不同。契丹本来是个大部族，服属他的部族也多。金朝则自己是个小部族，用不着设官。别的部族，也没有归他统辖的。所以《金史本纪》说：“生女真之俗，无书契，无约束，不可检制。”昭祖欲“稍立条教”，几乎给部众杀掉。景祖做了生女真部族节度使，才“建官属以统诸部”，然而他的官制也极为简单。《金史》说：“其官长皆称曰勃极烈。”今据《金史》所载，不过都勃极烈（“总治官，犹汉家宰”）、谙版勃极烈（“官之尊且贵者”）、国论勃极烈（“尊礼优崇，得自由者”）、期鲁勃极烈（“统领官之称”）、移赉勃极烈（“位第三曰移赉”）、阿买勃极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极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极烈（“守官署之官”）、昃勃极烈（“阴阳之官”）、迭勃极烈（“停贰之职”）等，寥寥数官而已（《桓赧·散达传》：“国相雅达之子也。雅达之称国相，不知其所从来。景祖尝以币与马求国相于雅达，雅达许之。景祖得之，以命肃宗。其徒撒改亦居是官焉。”《百官志》：“太祖以都勃极烈嗣位，太宗以谙版勃极烈居守……其次曰国论、忽鲁勃极烈。国论言贵，忽鲁，犹总帅也。又有国论勃极烈，或左右置，所谓国相也。”按：“忽鲁”，就是“期鲁”的异译。“国论忽鲁勃极烈”，并不是一个官名。所以移赉勃极烈，位居第三。盖言其居国论勃极烈和忽鲁勃极烈之次。至于都勃极烈、谙版勃极烈，则系临时设置之官，并非常制。阿买勃极烈，要拓土渐广，然后有之。乙室勃极烈，亦要有了归顺的部族，然后用得着。移赉勃极烈，也总是事务繁了，然后添设的。然则金初之官，只有国论勃极烈和期鲁勃极烈而已。而这两者，又或许以一个人为之。所以《金史·百官志序》，误为一官。据此看来，金初设官的简单可想）。“其部长曰孛堇，统数部者曰忽鲁”，则不过是个称号（就固有的酋长，而加之以称号），算不得特设的官。只有都元帅府里的都元帅和左右副元帅，却是金朝行军时候的制度（后来改为枢密院。这枢密院，不是仿汉制设的，是把旧有的都元帅府改的）。其余的官，便都是模仿汉制设的（大率循辽宋之旧。金朝的模仿汉制设官，起于平州叛后，其颁定官制，则在熙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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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初起时候，官制也极为简单。《元史》说他只有万户以统军旅，断事官以治政刑（就是达鲁花赤），到太宗才立十路宣课司（这是因为蒙古人最讲究理财，所以特立此一官，其余则毫无措置）。凡金人之来归者，都就以原官授之（如行省元帅等），以致错杂得不堪。到世祖才厘定官制，以中书省总政务，枢密院秉兵柄，御史台司黜陟（江南、陕西，都有行台），其余也都模仿汉制。所特别的，便是：（一）诸官或汉蒙并置，譬如翰林兼国史院之外，又别有蒙古翰林院等。（二）则关于宗教上的官，比别一朝注重。当时设立了一个宣政院，虽说为治理吐蕃起见，其实一大半，由于自己的迷信喇嘛（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兼治吐蕃之境。遇吐蕃有事，则设分院往镇。其用人，“别自为选”。其为选，则“军民通摄。僧俗并用”）。（三）则关于工艺，设官甚多。大都和各路，都有诸色人匠总管府，此外又随处设局，如织造、绣、染、毡、皮货、窑、梵像、玛瑙、玉石、油、漆等，均各设专官（有人说：元朝这种设官，很有提倡工艺的意思，是历代所无。其实不然，元朝这种举动，不过是供给王室，于民间并没有什么影响）。（四）则关于理财的官，也较别一朝为详密（但看户部属官可知）。这是由于元朝始终没有脱离部落思想，总想损下以益上之故。而其影响最大的，就是于路、府、州、县之上，别设行省。明朝虽然把行省废掉，而各布政司的区划，都仍元行省之旧，遂致成了现在的一种庞大的行政区域（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一节。元朝的行政区划，是以省统路、府，以路、府统州、县。但府亦有隶属于路之下的；州有在路府之下，而又统县的；又有与路、府并列的。诸路、府州县，都各置达鲁花赤，算做正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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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校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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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选举制度，当宋朝时候，也起了一次大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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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举制度，有摧破贵族阶级之功，第二篇第十五章第二节已经说过了。但是这种制度也有个显而易见的毛病，便是“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简而言之，便是所治的，都是“无用之学”。唐朝的科举，得人最多的，是明经、进士两科。所以所谓无用之学，就是“诗赋”和“帖经墨义”。“经”是从前的人，不承认他是无用的。以为治经而无用，只是治经的法子不好罢了。至于诗赋的无用，却是无人能替他辩护。所以当时改革的法子，便是废掉诗赋，对于经，则改变其治法。这种主义，实行的便是王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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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荆公是不赞成用“科举取士”，而赞成用“学校养士”的（他的理论，可看他仁宗时《上皇帝书》）。所以当他执政的时候，便从事于整顿学校，增广太学校舍，设立三舍之法。初入学的为外舍生，渐次升入内舍上舍。上舍生得免礼部试，特授以官。这便是渐次以学校代科举的办法（徽宗崇宁时，曾办到罢科举而令天下的州县都立学。县学生升入州学，州学生升入太学。但是徽宗的推行新法，都是有名无实的；此法又行之未久，无甚影响）。但是学问和功名，本是两事，既然以利禄诱人，来的人当然都是志在利禄的，哪里有真希望“学以致用”的人，所以这种法子，行之到底没甚效果。对于科举制度的改革，其要点是：一、罢诸科而独存进士；二、对于进士科，则废掉诗赋而改帖经墨义为大义。这便是明清时代科举制度的先河（参看第四篇第十四章第二节）。当时的进士科，共试四场：第一、二场，试本经（各人所专治的经）和兼经大义，共十通。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试策三道。另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以待本应“诸科”试，不能改应新进士科的人（宋初的科举制度和唐朝大略相同，除进士之外，其余总称为“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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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义是自己可以发抒心得的，就有明白道理的人才能做，自然比专责记忆的帖经墨义好些。策论虽则旧时的进士科亦有，然而并不注重。学习诗赋，是最费工夫的，穷老尽气于此，自然没有工夫再研究别的学问。现在把诗赋废掉，注重策论，自然也比旧时好些。这都是理论上当然的结论。然而理论总不能与事实相符。因为还有别种原因掺杂在里头，科举的特色，便是一以利禄诱人，二以言取人。为利禄所诱的人，当然只志在利禄；你又以“言”取他，他当然只要会“言”就够了。有学问才能的人，固然未必不会“言”；无学问才能的人，也未必就不会“言”。总而言之，要靠了“言”以判定人的有才能学问没有，本是极难的事。况且利禄之途所在，自然有人专力去研究，到后来，这“应考试的言”，就离开才能学问，而独立成为另一件事了。研究这种“言”的人，当然不必再发达才能，研究学问。到这时候，而要靠着“言”以判定人的才能学问，就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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