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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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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乃斯脱利安派(Nestorian)。唐人谓之景教,高宗曾准他于长安建立波斯寺(因为赍其经典而来的,是波斯人阿罗本),信徒颇多。武宗时,毁天下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牵连被禁,从此就衰歇无闻(当时教徒,建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后没于土中,到明末才出土,现在仍在长安)。元世祖时,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 Corvino),受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的命令,从印度到中国来。得世祖的许可,在大都建立加特力宗的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亡之后,便又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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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澳门,在肇庆从事传教。他深知道在中国传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又晓得一切实际的科学,是中国人所缺乏,颇想借此以为传教的手段。于是首先译述《几何原本》(还译述他种书籍)。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和他往还的。公元1599年,始入北京,以圣像和时表,献于神宗。交结朝臣颇多,很有佩服他学问的人,也间有信他教义的。公元1607年,利玛窦再入北京,贡献方物,就得神宗赐以住宅。公元1608年,并准他建造天主堂。四五年之后,信徒就有了二百余人。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热心研究西洋科学的人,都在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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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0年,利玛窦死了。南京一方面,反对的声浪大起。公元1616年,朝廷就下令禁止传教。把在京师的教士,都逐回澳门。后来和满洲开畔,需用铳炮,很为迫切。而这时候的大炮,尤卓著效力。教禁就得因此而解。公元1622年(熹宗天启二年),熹宗派人到澳门,命罗如望(Jodnnes de Rocha)、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制造铳炮。公元1623年,并召用艾儒略(Julio Aleni)、毕方济(Fianciscus Sambiaso)等。而鼎鼎有名的汤若望(Adam Schall),不多时亦来到北京。这时候,明朝所用的大统历,义疏舛了。于是汤若望就受命,在所设四个历局的东局里,从事测验。公元1641年(祟祯十四年),新历成。公元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多尔衮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即用其法为时宪历。并令汤若望管理钦天监。教士在此时,可谓大得胜利了(参看《明史》第三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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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清世祖死后,而反动力又起。原来明朝的钦天监里,本有一班反对西法的人。只因测验得不及他准,无可如何。清初虽仍用汤若望,而这种反对的势力,还没消灭。世祖死后,就利用这朝局变动的机会,旧时钦天监里的人员杨光先,首先出头,攻击新法。并诬各省的教士,要谋为不轨。于是把汤若望等,都囚禁起来。各省教士,亦多被拘禁。教堂亦被破坏,即用杨光先为监正,复行旧法。学新法的监官,和同教士往来的官员,获罪的也不少。这实在是明末以来对于西教西学的一个大反动力(汤若望死于康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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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历法上,旧法不如新法的精密,是显而易见的,圣祖又是个留心历象的人。于是派员考察,知道杨光先等所说的话,都是诬妄。公元1669年,就革杨光先之职,再用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为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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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是个留心格物的人,深知西洋科学的长处。公元1689年之后,并且引用徐日升(Pereira)、张诚(Gerhillon)、白进(Bouyer)、安多(Antonius)。叫他们日日轮班,进讲西学。遇有外交上的事务,也使这班人效劳(参看下节)。又叫他们去测绘地图,名为《皇舆全览图》。中国向来的地图,都不记经纬线,粗略得不堪;有经纬线的,实在从这一部图起;而且各处的大城大镇,都经过实测,在比较上,是颇为精密的(从这一部图以后,中国还没有过大规模认真实测的地图)。又因西洋算法的输入,而古代的“天元一术”,得以复明。这件事,在清朝的学术界上,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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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科学,虽然受一部分人的欢迎;然而他的教义,要根本上受中国人承认,是不容易的。所以不至惹起重大的反动,则因此时传教的方法,全和后来不同。不但这班教士,都改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连起居饮食,一切习惯,无不改得和中国人相同。而且从利玛窦传教以来,就并没禁人拜孔子,拜天,拜祖宗。他们的一种解释,说:“中国的拜孔子,是尊崇他人格;拜天,是报答万物的起源;拜祖先,是亲爱的意思,都没有什么求福免祸的观念。”——所以和中国旧有的思想和习惯,觉得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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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康熙中叶以后,传教的情形,就要生出一种新变化来了。原来印度的旧教徒,本是受葡萄牙人保护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受葡萄牙的保护。而法兰西盛强以后,想夺葡萄牙人的保护权,就自派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于是葡萄牙人所专有的保护权,就被他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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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别一派的教士,又上奏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的人,容认中国拜祖宗……为破坏基督教之义。公元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派铎罗(Tourmon)到北京来,干涉其事。铎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再三审虑之后,到公元1707年才用自己的名义,把罗马教皇的教书,摘要发表。命不从教皇命令的教士,即行退出中国。圣祖大怒,把铎罗捕送澳门,叫葡萄牙人把他监视。葡萄牙人,正可恶不受他保护的教士,受此委托,可谓得其所哉。把他监视得十分严密,铎罗就忧愤而死(公元1710年)。当把铎罗捕送澳门的时候,圣祖又同时下令:命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一概出境。公元1717年,又命一切外人,不得留居内地。世宗即位之后,因教士有和诸王通谋的嫌疑(参看第五章第一节),除在钦天监等处任职者外,亦均不准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从此到五口通商以前,形式上迄未解禁。但在乾隆时候,奉行得并不十分严厉。川楚教民起事后,当局对于“教”的观念,格外觉得它可怕可恶。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刚又碰着广东人士陈若望,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到山西。被人发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和其余任职教会的汉人,都遣戍伊犁。教会中所刻汉文经卷三十一种,悉数销毁。从此以后,对于传教的禁止,就更形认真。其所以然,固由中国人的观念有变化;亦由公元1742年(乾隆七年)罗马教皇发表教书,对于不遵依公元1704年的教书的教士,都要处以破门之罚;于是在中国的教徒,都不得再拜祖宗,和中国人的思想,大为冲突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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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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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本是一片混茫旷漠之场。清初俄人的东略,只是几个可萨克队,替他做先锋。俄国国家的实力,还并顾不到东面。第一个组织黑龙江远征队的,是喀巴罗甫(Knabaroff),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从伊尔库次克出发。1650年,攻陷黑龙江外的雅克萨城。继喀巴罗甫而至的,是斯特巴诺(Stepanof)。公元1658年,为宁古塔章京沙尔虎达所杀。而叶尼塞知事泊西库湖(Parnkoff),亦以公元1656年,组织远征队。公元1658年,筑砦于尼布楚河口。公元1660年,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然隔了几年,俄人仍占据这两城,互相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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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班远征队,只能为剽掠的行动,绝不能为平和的拓殖。当时俄国政府,既无力援助他,又不能约束他,弄得很招土民的怨恨;而其结果,远征军仍时陷于穷境。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圣祖贻书尼布楚守将,诘问他剽掠的原因,责令他退出。俄人知道不能和中国抵敌,公元1675年,差人到北京,表明愿意修好通商的意思。先是俄人在黑龙江沿岸剽掠时,土酋罕帖木儿,逃到中国来,怨中国人遇之太薄,公元1667年,仍逃入俄境。及是,圣祖与约:能不剽掠我边境,交还罕帖木儿,则可以修好,俄人一一答应,然实际都不履行。而且仍在黑龙江左岸,筑城置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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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圣祖知战事终不可免。公元1682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预备出征。公元1685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渡黑龙江,击败俄人,毁坏雅克萨城。而俄将图耳布青(Alcxei Tolbusin),仍即在原处再行建筑。公元1686年,萨布素亲自出兵攻击。俄人竭力死守。这时候,俄国军备单薄,围城半月,城中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五十人,危在旦夕。幸而和议开始,圣祖传命停止攻击。雅克萨城,才得免于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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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这时候,正当丧乱之后,又和波兰、土耳其构兵,断无实力顾到东方,所以很希望同中国媾和(剽掠黑龙江沿岸的土人,也是俄国政府很不愿意的,不过无法禁止这一班远征队)。公元1655年(顺治二年)、1656年、1669年(康熙八年)、1670年、1676年,连派使臣到中国来,要想修好通商。无奈都因“正朔”、“叩头”等问题,弄得不得结果。公元1686年,俄国又派全权公使费耀多罗(Feodor Alexeniiuch Golovin)到东方来,和中国协议,先遣人来报告起程和到着的日期,并请约定协议之地。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亦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督捕官张鹏翮等为钦差大臣,以教士徐日升、张诚为通译,前往开议。公元1689年六月四日,与俄使会于尼布楚。这时候,中国使臣的扈从,已有精兵万余。圣祖又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从瑷珲水陆并进,以为使臣的后援。八月八日,初次开议。俄国使臣,要以黑龙江分界。中国使臣不许。迟之多日,到二十三日再会议,又不成。二十五日,教士居间调停,亦无效。于是和议决裂在即,而这时候,俄国的兵力,断非中国之敌。二十七日,俄使乃表示让步,续行开议。九月九日,议成。两国的疆界:东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凡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都属中国,岭以北都属俄。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两国的臣民,持有护照的,均许其入境通商(这一年,俄大彼得才亲政,以后俄的情形,也就和前此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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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希望同中国通商,也由来已久。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年,就遣使前来。因无贡物,不许朝见。公元1655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年、公元1661年、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年所派各使,则或以商人兼充,或以商人为副。大抵肯跪拜的,中国就许其朝见。不肯的,就不许。而带来的货物,则总许其发卖的。公元1636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I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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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零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纳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至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延至三年。到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以停止互市为要挟的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订立条约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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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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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源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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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海禁,事在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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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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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卖得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买卖,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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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公元1659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买卖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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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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