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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基督教初入中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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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最初传到中国来的，是乃斯脱利安派（Nestorian）。唐人谓之景教，高宗曾准他于长安建立波斯寺（因为赍其经典而来的，是波斯人阿罗本），信徒颇多。武宗时，毁天下寺院，勒令僧尼还俗。景教也牵连被禁，从此就衰歇无闻（当时教徒，建有一块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后没于土中，到明末才出土，现在仍在长安）。元世祖时，意大利教士若望高未诺（Monte Corvino），受罗马教皇尼古拉斯第四的命令，从印度到中国来。得世祖的许可，在大都建立加特力宗的教堂四所。信教的亦颇不乏，但都是蒙古人，所以到元亡之后，便又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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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580年（明神宗万历八年），利玛窦（Matteo Ricci）来到澳门，在肇庆从事传教。他深知道在中国传教，不是容易的事情；而又晓得一切实际的科学，是中国人所缺乏，颇想借此以为传教的手段。于是首先译述《几何原本》（还译述他种书籍）。当时的士大夫，颇有和他往还的。公元1599年，始入北京，以圣像和时表，献于神宗。交结朝臣颇多，很有佩服他学问的人，也间有信他教义的。公元1607年，利玛窦再入北京，贡献方物，就得神宗赐以住宅。公元1608年，并准他建造天主堂。四五年之后，信徒就有了二百余人。李之藻、杨廷筠、徐光启等，热心研究西洋科学的人，都在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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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10年，利玛窦死了。南京一方面，反对的声浪大起。公元1616年，朝廷就下令禁止传教。把在京师的教士，都逐回澳门。后来和满洲开畔，需用铳炮，很为迫切。而这时候的大炮，尤卓著效力。教禁就得因此而解。公元1622年（熹宗天启二年），熹宗派人到澳门，命罗如望（Jodnnes de Rocha）、阳玛诺（Emmanuel Diaz）等，制造铳炮。公元1623年，并召用艾儒略（Julio Aleni）、毕方济（Fianciscus Sambiaso）等。而鼎鼎有名的汤若望（Adam Schall），不多时亦来到北京。这时候，明朝所用的大统历，义疏舛了。于是汤若望就受命，在所设四个历局的东局里，从事测验。公元1641年（祟祯十四年），新历成。公元1643年八月，“诏西法果密，即改为大统历法，通行天下。未几国变，竟未施行”。多尔衮入关后，汤若望上书自陈。公元1645年（顺治二年），即用其法为时宪历。并令汤若望管理钦天监。教士在此时，可谓大得胜利了（参看《明史》第三十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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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道清世祖死后，而反动力又起。原来明朝的钦天监里，本有一班反对西法的人。只因测验得不及他准，无可如何。清初虽仍用汤若望，而这种反对的势力，还没消灭。世祖死后，就利用这朝局变动的机会，旧时钦天监里的人员杨光先，首先出头，攻击新法。并诬各省的教士，要谋为不轨。于是把汤若望等，都囚禁起来。各省教士，亦多被拘禁。教堂亦被破坏，即用杨光先为监正，复行旧法。学新法的监官，和同教士往来的官员，获罪的也不少。这实在是明末以来对于西教西学的一个大反动力（汤若望死于康熙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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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历法上，旧法不如新法的精密，是显而易见的，圣祖又是个留心历象的人。于是派员考察，知道杨光先等所说的话，都是诬妄。公元1669年，就革杨光先之职，再用南怀仁（Ferdinandus Verbiest）为监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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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祖是个留心格物的人，深知西洋科学的长处。公元1689年之后，并且引用徐日升（Pereira）、张诚（Gerhillon）、白进（Bouyer）、安多（Antonius）。叫他们日日轮班，进讲西学。遇有外交上的事务，也使这班人效劳（参看下节）。又叫他们去测绘地图，名为《皇舆全览图》。中国向来的地图，都不记经纬线，粗略得不堪；有经纬线的，实在从这一部图起；而且各处的大城大镇，都经过实测，在比较上，是颇为精密的（从这一部图以后，中国还没有过大规模认真实测的地图）。又因西洋算法的输入，而古代的“天元一术”，得以复明。这件事，在清朝的学术界上，也颇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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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的科学，虽然受一部分人的欢迎；然而他的教义，要根本上受中国人承认，是不容易的。所以不至惹起重大的反动，则因此时传教的方法，全和后来不同。不但这班教士，都改中国装，学中国话，通中国文字；连起居饮食，一切习惯，无不改得和中国人相同。而且从利玛窦传教以来，就并没禁人拜孔子，拜天，拜祖宗。他们的一种解释，说：“中国的拜孔子，是尊崇他人格；拜天，是报答万物的起源；拜祖先，是亲爱的意思，都没有什么求福免祸的观念。”——所以和中国旧有的思想和习惯，觉得不大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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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康熙中叶以后，传教的情形，就要生出一种新变化来了。原来印度的旧教徒，本是受葡萄牙人保护的。中国的传教事业，属于印度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受葡萄牙的保护。而法兰西盛强以后，想夺葡萄牙人的保护权，就自派教士到中国来传教。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到北京，于是葡萄牙人所专有的保护权，就被他破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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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别一派的教士，又上奏罗马教皇，说前此传教的人，容认中国拜祖宗……为破坏基督教之义。公元1704年（康熙四十三年），罗马教皇，派铎罗（Tourmon）到北京来，干涉其事。铎罗知道此事不可造次，再三审虑之后，到公元1707年才用自己的名义，把罗马教皇的教书，摘要发表。命不从教皇命令的教士，即行退出中国。圣祖大怒，把铎罗捕送澳门，叫葡萄牙人把他监视。葡萄牙人，正可恶不受他保护的教士，受此委托，可谓得其所哉。把他监视得十分严密，铎罗就忧愤而死（公元1710年）。当把铎罗捕送澳门的时候，圣祖又同时下令：命教士不守利玛窦遗法的，一概出境。公元1717年，又命一切外人，不得留居内地。世宗即位之后，因教士有和诸王通谋的嫌疑（参看第五章第一节），除在钦天监等处任职者外，亦均不准在内地居住。又改天主教堂为公所，禁止人民信教。从此到五口通商以前，形式上迄未解禁。但在乾隆时候，奉行得并不十分严厉。川楚教民起事后，当局对于“教”的观念，格外觉得它可怕可恶。公元1805年（嘉庆十年），御史蔡维钰，疏请严禁西洋人刻书传教。刚又碰着广东人士陈若望，代西洋人德天赐，递送书信地图到山西。被人发觉，下刑部严讯。德天赐监禁热河营房，陈若望和其余任职教会的汉人，都遣戍伊犁。教会中所刻汉文经卷三十一种，悉数销毁。从此以后，对于传教的禁止，就更形认真。其所以然，固由中国人的观念有变化；亦由公元1742年（乾隆七年）罗马教皇发表教书，对于不遵依公元1704年的教书的教士，都要处以破门之罚；于是在中国的教徒，都不得再拜祖宗，和中国人的思想，大为冲突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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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俄初期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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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利亚本是一片混茫旷漠之场。清初俄人的东略，只是几个可萨克队，替他做先锋。俄国国家的实力，还并顾不到东面。第一个组织黑龙江远征队的，是喀巴罗甫（Knabaroff），公元1649年（顺治六年），从伊尔库次克出发。1650年，攻陷黑龙江外的雅克萨城。继喀巴罗甫而至的，是斯特巴诺（Stepanof）。公元1658年，为宁古塔章京沙尔虎达所杀。而叶尼塞知事泊西库湖（Parnkoff），亦以公元1656年，组织远征队。公元1658年，筑砦于尼布楚河口。公元1660年，亦为宁古塔将军巴海所败。然隔了几年，俄人仍占据这两城，互相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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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班远征队，只能为剽掠的行动，绝不能为平和的拓殖。当时俄国政府，既无力援助他，又不能约束他，弄得很招土民的怨恨；而其结果，远征军仍时陷于穷境。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圣祖贻书尼布楚守将，诘问他剽掠的原因，责令他退出。俄人知道不能和中国抵敌，公元1675年，差人到北京，表明愿意修好通商的意思。先是俄人在黑龙江沿岸剽掠时，土酋罕帖木儿，逃到中国来，怨中国人遇之太薄，公元1667年，仍逃入俄境。及是，圣祖与约：能不剽掠我边境，交还罕帖木儿，则可以修好，俄人一一答应，然实际都不履行。而且仍在黑龙江左岸，筑城置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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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圣祖知战事终不可免。公元1682年，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造大船。筑墨尔根、齐齐哈尔两城。置十驿以通饷道。以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预备出征。公元1685年，都统彭春，以水军五千，陆军一万，渡黑龙江，击败俄人，毁坏雅克萨城。而俄将图耳布青（Alcxei Tolbusin），仍即在原处再行建筑。公元1686年，萨布素亲自出兵攻击。俄人竭力死守。这时候，俄国军备单薄，围城半月，城中能战斗的，只有一百五十人，危在旦夕。幸而和议开始，圣祖传命停止攻击。雅克萨城，才得免于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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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人这时候，正当丧乱之后，又和波兰、土耳其构兵，断无实力顾到东方，所以很希望同中国媾和（剽掠黑龙江沿岸的土人，也是俄国政府很不愿意的，不过无法禁止这一班远征队）。公元1655年（顺治二年）、1656年、1669年（康熙八年）、1670年、1676年，连派使臣到中国来，要想修好通商。无奈都因“正朔”、“叩头”等问题，弄得不得结果。公元1686年，俄国又派全权公使费耀多罗（Feodor Alexeniiuch Golovin）到东方来，和中国协议，先遣人来报告起程和到着的日期，并请约定协议之地。公元1688年（康熙二十七年），圣祖亦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督捕官张鹏翮等为钦差大臣，以教士徐日升、张诚为通译，前往开议。公元1689年六月四日，与俄使会于尼布楚。这时候，中国使臣的扈从，已有精兵万余。圣祖又命都统郎坦，发兵一万，从瑷珲水陆并进，以为使臣的后援。八月八日，初次开议。俄国使臣，要以黑龙江分界。中国使臣不许。迟之多日，到二十三日再会议，又不成。二十五日，教士居间调停，亦无效。于是和议决裂在即，而这时候，俄国的兵力，断非中国之敌。二十七日，俄使乃表示让步，续行开议。九月九日，议成。两国的疆界：东自黑龙江支流格尔必齐河，沿外兴安岭至海。凡岭南诸川，入黑龙江者，都属中国，岭以北都属俄。西以额尔古纳河为界，河南属中国，河北属俄。两国的臣民，持有护照的，均许其入境通商（这一年，俄大彼得才亲政，以后俄的情形，也就和前此不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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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希望同中国通商，也由来已久。公元1567年（明穆宗隆庆元年）、公元1619年（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两年，就遣使前来。因无贡物，不许朝见。公元1655年（顺治十二年）、公元1656年、公元1661年、公元1670年（康熙九年）年所派各使，则或以商人兼充，或以商人为副。大抵肯跪拜的，中国就许其朝见。不肯的，就不许。而带来的货物，则总许其发卖的。公元1636年的使臣，系荷兰商人。一切都依朝贡的礼节，居然得允许通商，但是还没有确实的办法。从《尼布楚条约》定后，两国的通商就明订在条约上了，然而依旧不能实行。于是俄帝彼得，又派德国人伊德斯（Iaes）到中国来。康熙三十二年，到北京议定，此后俄商，每三年许到北京贸易一次。人数以二百为限，寓居京城里的俄罗斯馆内，共准滞留八十日，其货物并得免税。中俄通商的事情，到此才有个明确的办法。其土谢图汗与西伯利亚接境处，则人民互相贸易，由来已久，至此亦仍准其岁一互市。然在北京的贸易，因为管理的官吏所诛求，不甚发达。其在土谢图汗境内，则因并无官员管理，纷扰颇甚。而蒙人逃入俄境的，俄人又均不肯交还。到后来，土谢图汗就请于朝廷，要绝其贸易。而天主教士在京师的，亦和俄国人不协，撺掇圣祖，把俄人赶掉。公元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朝廷就下诏，命所有的俄人，概行退出国境。于是中俄的通商关系，又复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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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时，俄国女主加他邻第一，又派使臣拉克青斯奇来，请议通商和俄蒙边界事宜。公元1727年（雍正五年）到北京，朝廷也愿意同他开议。而以和外国使臣在京城议约，是从来所无之事，仍叫他退回恰克图，再派内大臣策零色格，侍郎图理琛去和他开议。是为《恰克图条约》。俄蒙交界：自额尔古纳河岸，到齐克达奇兰，以楚库河为界。自此以西，以博木沙奈岭为界。而以乌特地方，为两国中立之地。俄商仍得三年一次到北京贸易，而人数加至三百人，留居的期限，亦延至三年。到公元1737年（乾隆二年），才取消北京的贸易，专归并恰克图一处（此后交涉，每有葛藤，清朝就以停止互市为要挟的手段。乾隆三十年、三十三年、四十四年、五十年，共停市四次。五十年停得最久，到五十七年才复开。又订立条约五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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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西南最初对待外人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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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和外国人交涉，是自尊自大惯了的，——也是暗昧惯了的。打破他这种迷梦的第一声，便是五口通商之役。这一次的交涉，弄得情见势绌；种种可笑，种种可恨，种种可恼，从此以后，清朝在外交界上，就完全另换了一番新局面了。这种事情，其原因，自然不在短时间内。若要推本穷源论起来，怕真个“更仆难尽”。且慢，我且把西人东渐以后，五口通商以前，清朝对西洋人的交涉，大略叙述出来。这虽是短时间的事情，却是积聚了数千年的思想而成的。真不啻把几千年来对外的举动，缩小了演个倒影出来。读者诸君看了，只要善于会心，也就可以知道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在什么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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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开海禁，事在公元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于澳门、漳州、定海、云台山四处，都设立税关。公元1757年，又把其余三处停罢了。外人来通商的，只许在澳门一处。这时候，外商自然觉得有点不便。然而其所最苦的，却还不在此。你道最苦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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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税官吏的黑暗。浮收的税，要比正额加几倍。这还是税则上有名目的东西，其无名目的东西，就更横征暴敛，没个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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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买卖得不自由。当时的外国商人，不但不准和人民直接做买卖，并不准和普通商人直接做买卖。一切货物，都要卖给“公行”（一种由商人所组织而为国家所承认的中买机关）里头，再由公行卖给普通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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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束外商章程的无谓。这种章程，是公元1659年因总督李侍尧之奏而定的。说起来更可发一笑，当时的外国商人，除掉做买卖的时候，不准到广东。而做买卖的期限，一年只有四十天。又定要住在公行所代备的商馆里（嘉庆时候，定了通融办理的章程，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天，准带着翻译，到花园里去走走），以前则简直硬关在商馆里的。而到商馆里来的外商，又不准携带家眷，出外不准乘坐轿子。要进禀帖，也得托公行代递，不得和官府直接。万一公行阻抑下情呢？也只得具了禀帖，走到城门口，托守城的人代递，不准入城。这许多章程，不知道为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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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派了个大使马戛尔尼（Earl of Macartney）来，请求改良广东通商章程。并许英人在舟山、宁波、天津三处通商，于北京亦设立货栈，销卖货物。这时候，正直高宗八旬万寿，朝臣就硬把他算做来庆祝万寿的。赏赐了一席筵宴，许多东西。而于其所请之事，下了两道敕谕给英王，则一概驳斥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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