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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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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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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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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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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地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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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就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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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地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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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十四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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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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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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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胤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倘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地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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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从公元1860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亲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亲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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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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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空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地变成“外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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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都在孝钦手里。穆宗虽是孝钦后所生,却和孝钦不甚协。关于国事,孝贞后差不多全不过问。至于家事,却偏要问问信。公元1872年,穆宗年已十八岁了,就有大婚问题发生。孝贞后主张崇琦的女儿,孝钦后主张凤秀的女儿。两宫相持不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拣了崇琦的女儿。孝钦不悦,禁止他到皇后宫里去。穆宗郁郁不乐,就此出去“微行”,因而传染了病。公元1874年,死了(第二年,皇后绝食自杀)。清朝当世宗时候,定“储位密建”之法。皇帝将拟立的儿子,亲自写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高宗时,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从高宗的儿子一辈起,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阖、增、秩”十二个字命名。穆宗是载字辈的人,死后无子,应当在溥字辈中选立。然而一者,孝钦不愿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亲,奕的福晋,是孝钦的妹子。三者,德宗年只四岁,便于母后专权。于是孝钦就决意选立了德宗。两宫从公元1873年穆宗大婚之后归政,到此不满两年,却又垂起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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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她。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公元1881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地腐败起来了。德宗于公元1889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愤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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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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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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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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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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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是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公元1860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资,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曰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 George C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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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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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一位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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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倡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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