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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革新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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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变法，来源是很远的。原来从秦朝统一以后，直到西力东渐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状况，没什么根本的变更。而从中古以来，屡次受外族的征服；到清朝入关，这种现象，已反复到第五次了（五胡、辽、金、元、清）。而治化的不进，民生的憔悴，还是一言难尽。物穷则变，到这时候，中国思想界，便要起一个根本上的变动了——便是对于向来社会的组织，根本怀疑。却是这时代，闭关独立，并没有外国的情形，可资比较；怀疑于当时的社会组织，要想从根本上改革，求一种参考的资料，就只得求之于古。所以当明末清初的时候，社会上就发生了两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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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觉得向来支配社会的义理（社会上人人承认的），并无当于真理。向来所视为天经地义的道理，到此便都要怀疑。如黄梨洲的《明夷待访录》、《原君》等篇，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这是精神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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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在物质上：则觉得当时所行的治法，彻底不妥，无可修改；欲图改善，非从根本上变革不可。就有极端复古之论。当时主张封建的人，便是这一种心理。顾亭林的《封建论》，便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吕晚村、陆生柟等，也是主张封建的）。封建原是不可复的事情，然而至于疑心到郡县，几乎要主张封建，就真可算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组织，根本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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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一种趋势，就是没有西力东渐的事实，中国的社会，慢慢儿也要生根本上地变动的；不过变得慢些，又不是现在这种变法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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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在当时，是支配全国人心的。东汉以来儒家的道理，虽不和宋学一样，究竟还同宋学相近。清朝时候，因人心都有上述的趋向：始而汉学发达，对于宋朝人的话怀疑；继而汉学之中，又分出今文和古文，对于东汉之学也怀疑。至于疑心到东汉之学，定要追求到西汉；就有许多义理，和现社会所行，是格不相入的，人心上就生了极端的变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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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体的办法，要提出方案，却不是一时办得到的事情。恰好这时候，西力东渐，和西洋人的社会，渐渐地接触多了，关系密了；始而认识他的社会，和我们组织不同；继而认识他那种组织，我们实在不可不仿效，于是改革之事，就起了轩然大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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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近世的改革事业，来源是很远的，蓄势是很久的。这种变动。不发则已；一发之后，就如悬崖转石（看得他似乎也有顿挫，其实算不得什么），非达到目的不止。所以现在正是个变动的时代；正是个变动了。方在中途的时代。要讲什么保存国粹，什么变动得不可太快，都是白说掉的话——这个无关于是非，且亦无所谓是非，只是大势如此（本节请和第十四章第八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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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咸同光三朝的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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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虽然如此，变革之初，总还是发端于政治上。那么，我们要讲近世中国的变革，就不得不托始于戊戌政变；要明白戊戌政变，就不能不晓得咸同光三朝的朝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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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即位之初，颇为振作。这时候，承五口通商屈辱之后，主持和议的人，颇不为清议所与。而国家经过这一次大创，当时议论政治的人，也觉得有刷新的必要（自然不是要效法西洋）。文宗于是把耆英、穆彰阿等斥退，前经贬谪的林则徐等起用。又下诏求直言，通民隐（当时应诏陈言的很多）。总算有振作的意思，而且是能顺从当时舆论的趋向的，所以海内翕然，颇有望治之意。无如前此的乱源，种得太深了，一时间收拾不来。即位之初，太平军就已起事。连年用兵，未能平定。英法交涉，更为棘手。就此弄得心灰意懒，抱着个“且乐主人”的观念，就不免纵情声色。于是载垣（怡亲王，胤祥之后）、端华（郑亲王，济尔哈朗之后）、肃顺（端华的兄弟）一面引导他游戏，一面结党揽权。这三个人，也不是绝无道理的近幸。其中肃顺尤有才具。恭亲王和这三个人的起仆，咱们也只认他是满洲亲贵，争夺政权的事情，用不着替他分什么是非曲直。况且恭亲王究竟是个无能为的人。倘使当时争夺的结果，肃顺等获胜，后来的内政外交，许反要好些。兴科场之狱以立威等，自然是他的坏处，也只是手段之拙。这种事情，在君主专制时代，是历来权臣公共的罪恶，不能因此一笔抹杀。军机处的权柄，渐渐地移于宫中，暗中就只在这三个人手里（端华、肃顺始末，请参看薛福成的《庸庵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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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从公元1860年逃到热河之后，就没有回京。明年死了。载垣、端华、肃顺等，就矫遗诏，自称辅政大臣（当时辅政大臣，共有八人）。禁遏在京王公，不叫他们奔丧（这就是忌恭亲王前去的意思）。然而在京留守的恭亲王，也不是没人附和他的。当时的政治中心，就分为两处：一处在热河，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中心；一处在北京，以恭亲王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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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宗正后钮祜禄氏（孝贞后），无子。妃那拉氏（孝钦后）生穆宗，当时还只八岁，就有御史董元醇，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王公辅政。而恭亲王也乘机走到热河，“得间独见”两太后，密定回銮之策。恭亲王先行，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和载垣、端华，另从间道入都。到京之后，趁他猝不及防，把他两个捉下。肃顺也被执于途。旋杀肃顺，赐载垣、端华死。两宫同时垂帘听政，而以恭亲王为议政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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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歧视汉人，虽不如元朝之甚。然而从道光以前，汉大臣实在没有真握大权的。关于兵权，尤不肯轻易落在汉人手里。当时有大征伐，带兵的总是满人。却到文宗时候，满人实在不中用了。军机大臣庆祥，就竭力主用汉人。肃顺虽然专横，却极爱才。胡林翼的巡抚湖北，曾国藩的总督两江，都是他所保荐（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幕里，被人参劾，几乎大不得了，也靠肃顺一力保全）。恭亲王虽和他是政敌，而这种宗旨，也始终没有改变（以事势论，却也无从改变）。到底能平定太平军、捻军和回部，号为中兴。然而从此以后，满洲的朝廷，就不过抱着一个空名，寄居于上，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维系天下的能力了（当时满洲政府，也未尝不忌这班人。所以太平军才平，就把湘军遣散。然而湘军才散，淮军又起。以后内政外交的重心，仍旧集中到李鸿章身上）。因中央政府的没有实力，以后并且渐渐地变成“外重”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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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宫廷之内，则孝贞皇后本是个庸懦不堪的人。虽然垂帘，不过徒有虚名。一切实权，都在孝钦手里。穆宗虽是孝钦后所生，却和孝钦不甚协。关于国事，孝贞后差不多全不过问。至于家事，却偏要问问信。公元1872年，穆宗年已十八岁了，就有大婚问题发生。孝贞后主张崇琦的女儿，孝钦后主张凤秀的女儿。两宫相持不决，乃命穆宗自择。穆宗拣了崇琦的女儿。孝钦不悦，禁止他到皇后宫里去。穆宗郁郁不乐，就此出去“微行”，因而传染了病。公元1874年，死了（第二年，皇后绝食自杀）。清朝当世宗时候，定“储位密建”之法。皇帝将拟立的儿子，亲自写了名字，密封了，藏在乾清宫最高处正大光明殿匾额之后。高宗时，又定立嗣不能逾越世次。从高宗的儿子一辈起，以“永、绵、奕、载、溥、毓、恒、启、焘、阖、增、秩”十二个字命名。穆宗是载字辈的人，死后无子，应当在溥字辈中选立。然而一者，孝钦不愿意做太皇太后。二者，德宗的母亲，奕的福晋，是孝钦的妹子。三者，德宗年只四岁，便于母后专权。于是孝钦就决意选立了德宗。两宫从公元1873年穆宗大婚之后归政，到此不满两年，却又垂起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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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钦本不是十分安分的人（当穆宗时候，便宠任了太监安得海，违反祖制。叫他到山东去。这时候，山东巡抚是丁宝桢，颇为骨鲠。就把他捉住，奏请正法，孝钦无如之何）。然而当穆宗初年，乱事还未平定，不敢十分怠荒。又孝贞是文宗的嫡后，虽然不懂得什么事，孝钦总有些碍着她。到德宗初元，乱事已定，自谓中兴之业已成，便不免有些骄侈。公元1881年，孝贞后又死了，格外肆无忌惮。于是乘中法之战，罢恭亲王，而反命军机处有什么事情，同个幼稚无知的醇王商办。又宠太监李莲英，修颐和园。一切用度，都十分奢侈（当时的海军，固然练得不好，然而海军衙门经费，都给孝钦用掉，以至不能整顿，也是失败的一个大原因），就不免政以贿成。用人行政，都渐渐地腐败起来了。德宗于公元1889年大婚，孝钦循例归政；然而实际上，什么事情，都还要参与，德宗毫无实权。德宗是个英明的君主，加以这时候，外交迭次失败；至中日之战，而形势大变；更加以俄订密约，德据胶州，形势更为紧急，不得不愤然英断，以定变法之计。而戊戌、庚子种种的变故，就要相因而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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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戊戌政变和庚子之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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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戊戌以前，中国人对外的认识，可分为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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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士的译著书籍，是从明朝就起的。然而除掉天文、算学之外，竟毫不能得中国人的注意——便看见了，也不信他。譬如纪昀修《四库总目》，对于艾儒略的《职方外纪》，提要上就疑心他是说的假话，世界实在没有这么大——这个是毫无认识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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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五口通商之后，而中国人始一警醒。于是有魏源所著的《海国图志》，江上蹇叟所著的《中西纪事》等出来。对于外国的情形，稍稍认识。然而这时代，所抱着的，还是闭关的思想；所讲求的，还是把守口岸，不给洋人攻破等法子。这是第二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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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太平军的平定，在清朝一方面，实在是借用一部分的外国兵力的。其事起于公元1860年，上海为匕首党徒刘丽川所陷。法兵助官兵收复县城。这时候，英人久经组织义勇团，以为保卫租界之计。各处富人，聚集上海的颇多。也共同集资，与外国人合筹保卫之法。于是美人华尔（Ward）、白齐文（Burgevine），始募欧洲人一百，马尼亚人二百，组织成一队，名曰常胜军。华尔死后，戈登（Charles George Cordon）代为统带。克复太仓、昆山，并随李鸿章攻克苏州。中兴诸将，亲眼看见过外国兵的，知道中国的兵力，确非其敌。于是乱平之后，就要注意于练兵。设船政局，制造局，开同文馆，广方言馆，选派幼童留学美国，以至兴办铁路、汽船、电报等事，都是如此。这是第三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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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这种办法的弱点，经中法之战而暴露出来，中日战后，更其尽情暴露。当时自然有一班比中兴名将时代较后，和外国接触较深，知道外国内情较真实的人，但是这种人，在中国社会上，不易为人所认识。到中日之战，中国人受了一个大大的刺激，而当时主张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等，又是长于旧学，在中国社会上，比较的容易被人认识的人。变法的动机，就勃发而不可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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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是一位今文学家，他发明《春秋》三世之义（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说汉以来的治法，只是个小康之法。孔门另有大同之义。所以能决然主张变法（可参看康氏所著《春秋董氏学》）。清朝一代，是禁止讲学的；所以学士大夫，聚集不起来。却到了末造，专制的气焰衰了，人家就不大怕他。有为早岁，就到处讲学。所以他门下，才智之士颇多，声气易于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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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是很早就上书言事的。中日之战，要讲和的时候，有为亦在京都，联合各省会试的举子，上书请迁都续战，并陈通盘筹划变法之计。书未得达。嗣后有为又上书两次。德占胶州时，有为又上书一次，共计五次只有一次达到，德宗深以为然。中日战后，有为创强学会于京师，要想聚集海内有志之士，讲求实学，筹划变法之计。旋为御史杨崇伊所参，被封。其弟子梁启超等，乃设《时务报》于上海，倡言变法之义。大声疾呼，海内震动。一时变法的空气，弥漫于士大夫之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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