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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8章 华夏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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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人物是汉武帝。这位皇帝的统治时期格外漫长。他16岁继位，在位54年（前141—前87）。他天生精力充沛，活力过人，从未想过要保存自己的力量。像从前亚述的国王们一样，他也曾在高原牧场上把野兽逼入绝境，毫不顾及自己的性命，不顾及随从们的惊慌失措。他是个智力超群的人，满脑子大胆而新奇的想法，充满对独裁专制的喜爱，但他也懂得听取他人智慧的观点。因此，早在统治初期，他就让一帮儒士围着自己转，开诚布公地征求他们的意见。而文人学士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长期以来一直对独裁政治保持着沉默超然的反对态度，正是这种姿态，导致了秦始皇的“禁书”，激起了刘邦的讽刺挖苦。那么，又如何解释汉武帝慷慨给予他们的偏爱呢？武帝这个人，既有始皇帝那种专制主义者的火暴脾气，又有汉高祖的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理念。毫无疑问，人人都有可能被文人学士们持久捍卫的那些乌托邦理论所吸引。答案是，他们不知不觉地为他反对贵族的政策效力。文人学士阶层，开始呈现出了未来官僚阶级的雏形，他们让皇帝在针对地主贵族的斗争中有可能占到上风，这个新兴的由皇室子弟所组成的封建贵族阶级不断得到发展。为了把这些贵族降级为纯粹的荣誉位置，他便用一个文人政府来取代他们，这个政府由那些以知识渊博而著称的人的子弟所组成；同样，他还用出身卑微的军官取代了他们在军队中的位置。通过这些变革，这个未来的官僚阶层使得中国的独裁政体能够完成其“平天下”的任务。除此之外，武帝还采取了旨在削弱封地重要性的激进措施。他假惺惺地从幼子的利益出发，强迫亲王们把自己的封地不分长幼地传给所有的孩子，对长子没有什么特殊。不出两三代，这种平均主义继承法，就像《拿破仑法典》一样，就瓦解、耗散、穷尽了那些大的封建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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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政策上，武帝采取的策略就是征服，征服那个时代为中国所知的亚洲地区，首先从征服上亚细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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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汉朝的长城到西伯利亚的森林，上亚细亚都在匈奴人的控制之下，他们是中世纪突厥人和蒙古人的祖先。他们不同的游牧部落共享着蒙古草原，既包括位于戈壁东部的部分蒙古地区——被称为外蒙古，也包括沿着戈壁北部边缘延伸的大草原——被称为内蒙古[67]。对于这些游牧民，畜群是他们唯一的财富，为了寻找新的牧场，他们随着自己的牲畜们一起迁徙。每到一地，他们就搭起毡包作为临时营地，走的时候再拆除。正像公元5世纪的拉丁文作者所描述的那样，他们也早已经以类似的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史书里，这些史书同样把他们描绘为彻头彻尾的“野蛮人”：他们的头大得有些过分，他们的面部特征很模糊，但眼睛却像烧红的炭，他们有魁梧的胸膛，体格足以抵御戈壁滩冰冷的夜晚和灼热的白天，他们的腿因为长年骑马而成了罗圈。他们天生就是无与伦比的骑手和弓箭手，对北方边陲（河北、山西和陕西等省的北部）的中国农民来说，这些人是最可怕的邻居。当干旱耗枯了匈奴人的水窖，烤焦了草原上的牧草的时候，畜群遭受了灭顶之灾的匈奴人就会袭击汉人的农田。他们会突然出现，烧杀抢掠，然后，在汉朝戍军还没来得及集合整队之前，他们就再次穿越辽阔浩瀚的不毛之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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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手针对匈奴人的一场大战之前，武帝制定了一项针对整个“天下”的政策。在中亚的那一端，生活着另外一些游牧民，看来应该是斯基台人，早先，匈奴人把他们赶出了大戈壁。武帝派出了一位使节，在索格狄亚那和大夏（巴尔克）的边境，换句话说，就是在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在这一地区创立的那些王国的边界上，找到了他们。武帝打算让斯基台人从西边攻击匈奴人，而自己则取道蒙古向匈奴人发起进攻。当这个提议遭到拒绝的时候，他便单独采取行动了。公元前128年，他的将军卫青——此人从前也是个牧人，作为一个骑手和射手足以与匈奴人相匹敌——穿越蒙古戈壁，执行了一次“反袭击”，直捣翁金河，打了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斩首”700人。这套“反袭击”方法，乃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同时得到了军事殖民者的创造性补充。这些屯垦部队的营地，类似于罗马帝国的军事前哨地，同样是打算用来保卫边境的，同时也保护中原耕地的增长，而这种增长是以牺牲匈奴人的牧场为代价的。尤其是，这些移民点守卫着广袤的河套地区，这样一来，就把被河套圈进中原自然边界之内的部分戈壁地区包括进了帝国的疆域之内。这就是鄂尔多斯草原，在衰落时期，这里一直为游牧民族的军队打算进犯北方各省充当了一个集结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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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青的外甥霍去病，甚至比他的舅舅更了不起。当他照着匈奴人的样子重组汉朝轻骑兵的时候，大约只有20岁。公元前121年，他领着一万骑兵把匈奴人赶出了甘肃东部，这里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公元前119年，他和舅舅卫青一起，领着5万骑兵完成了一次势不可当的对外蒙古的袭击。卫青领军左路，直捣翁金河的下游，通过一次奇袭俘获了匈奴国王，其时，正值一阵狂风把戈壁滩的沙子吹进了匈奴人眼睛里，从而导致了这场决定性战役的失败。霍去病率右路军穿越整个东部戈壁，到达土拉河的上游，直逼杭爱山脉。在那里俘获80名匈奴将领之后，他举行了庄严的祭神仪式，以象征蒙古被汉朝大军占领。回到中原之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英雄便去世了（公元前117年）。在他位于咸阳（长安附近）的陵墓上，树立起了一尊巨大的雕像，塑的是一匹中国战马把一个蛮夷踩在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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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汉人对外蒙古未开垦荒地的这些远征，只不过是一种惩罚性的或先发制人的袭击。而汉人更偏爱于把他们的目光转到中亚的方向。那里（今新疆）生活着习惯定居的人口，正如最近的发现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属于印欧语系。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弧拱分布的沙漠绿洲，是骆驼商队的天然行程，正是这些商队把中国跟希腊罗马世界联系了起来。早在公元前108年，武帝的将领们就把中国的宗主权强加给了这一地区的两块主要绿洲：罗布泊和吐鲁番（高昌）。公元前102年，一位名叫李广利的汉族将领，率领6万人向那里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进军，直捣费尔干纳（拔汗那）。这次远征的目标非常重要。面对匈奴人令人生畏的骑兵，汉人处于下风，尽管有像霍去病、卫青这样的将领们的辉煌功绩。匈奴人除了天生就是骑手之外，还有其战斗力和耐性都天下闻名的小蒙古马。汉人并不是这样优秀的骑手，他们不得不依靠一种高度相似但吃苦耐劳却远为逊色的战马。如今的波斯、河中与费尔干纳是一种阿拉伯战马的出产地，这种战马类似于今天英国的阿拉伯马，就是受到希腊历史学家们交口称赞的“尼西亚牡马”。正是为了得到这种战马，并在对匈奴人的战斗中赢得马背上的决定性优势，公元前120年，汉族强迫费尔干纳送来了大量的尼西亚牡马作为岁贡。我们还可以补充一点，这一时间在艺术史上也留下了它的蛛丝马迹。因为，来自汉墓中的浅浮雕主要描绘了古代膘肥体壮的中原马，这是一种小型的佩尔什马，有着壮硕的臀部和胸部，在中原和朝鲜发现的同一时期的赤陶塑像，展现了一种线条更加典雅、风格更接近希腊的战马，毫无疑问，它正是公元前102年从河中引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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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在蒙古，匈奴人并没有溃散，到了汉武帝的统治接近尾声的时候，汉人有理由为自己在这方面的过于自信而懊悔不已。公元前99年，一位名叫李陵的年轻汉朝将领率领一支5000人的步兵纵队从长城出发，直奔蒙古的心脏。他取道额济纳河离开中原，投身茫茫戈壁，向北进军翁金河与杭爱山脉。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被匈奴骑兵所包围，匈奴人的箭镞让他这支小股部队百孔千疮。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轻率鲁莽，他斩掉了士兵们藏在辎重马车里的所有女人，因为她们减缓了行军的步伐，并开始撤退，这支步兵被敌军追赶得筋疲力尽。在损失了三分之一的有生力量之后，他们用完了箭镞，丢弃了辎重，当他们被围在一个峡谷中的时候，距离边境不到50公里。夜里，匈奴人从山上滚下巨石，砸向李陵的人马。只有400名汉人设法逃了出来，剩下的所有人，包括鲁莽的李陵本人，全都成了俘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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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武帝听到这些消息时勃然大怒，但这无论如何也比不上降临在罗马大将瓦卢斯头上的灾难。边境的安全并没有岌岌可危，最坏也顶多是不得不暂时放弃在蒙古的反袭击措施。这一插曲最严重的后果是，它充当了儒家文士反对军事扩张的一个借口。“国虽大，好战必亡……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夫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为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胜必杀之，非民父母也。靡中国，快心匈奴，非长策也。”[68]在整个中国历史中，我们到处都能找到文人学士们发表的这些雄辩说辞。它们代表了官僚阶层不变的信条，这些信条最终战胜了古代中国的尚武气质。由于文士们的轻视，戎马生涯被视为下等职业的那一天终会到来，到那时，他们的乌托邦和平主义将不可能提出任何先发制人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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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像武帝这样的统治者来说，这些滔滔雄词产生不了多大影响。他并不满足于在中亚描画汉人扩张的图样，而是要完成一项甚至更伟大的工作——最终吞并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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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古代的中国版图只限于华北和华中，亦即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北部。南部中国依然跟印度支那是同一个类别，是化外之地，是山川草莽之地，或者至少是树木繁茂的丘陵，与远古中国那一望无际的冲积平原和黄土梯田形成鲜明对照。像在其他事情上一样，秦始皇也是这方面的先驱，是最早给予向南推进以明确动力的人。他的巡幸之旅最南到了长沙——今日湖南省的中心，并派遣了一支远征军去占领广东地区。然而，在他死后，这支军队的首领们宣布独立，在广东建立了一个汉人地方王国，把今天东京湾的安南人划入了它的势力范围之内。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结束了这种争端，广东明确地加入了中原的版图，这一事件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第二年，他又获得了对浙江省（上海南边）的控制，这次吞并的重要性毫不逊色，尤其是如果你认识到：这个新的但依然是殖民化的中原在很久以后（大入侵时期）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帝国最后的堡垒。最后，汉武帝确立了辽阔的中国版图，东北至朝鲜的部分地区，东南至安南国，这里在那个时期包括东京湾和今日安南的北部各省，直至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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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的功绩可以概括如下：在内，中国的专制制度通过文人的支持和封建领主的最后没落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的恰当边界得以定义，南边扩张到了浙江和广东的海港。在外，中国帝制的历史版图同样也划过了中亚直至土耳其的西部，越过了朝鲜半岛至首尔的高地，穿过印度支那直逼顺化的门户。如果今天的中国人依然在为“汉人”这个名字而自豪的话，那实实在在是因为这位从公元前141至公元前87年一直统治中国的伟大皇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马略和苏拉[69]的胜利确立了罗马对地中海世界的统治。而汉武帝的大军则在中亚、东亚和远东奠立了一个足以与“罗马盛世”相媲美的“华夏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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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开始这位伟大君主的工作的下一位皇帝，是他的曾孙宣帝，他公元前74至公元前49年在位。这位头脑清醒的皇帝有机会目睹文人们的颠覆性倾向——他们是专业的和平主义者以及汉朝扩张的暗地里的反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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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曾有一次叫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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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对中亚的征服仍在继续。在宣帝治下，汉朝大军占领了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战略要地，包括吐鲁番、焉耆（喀喇沙尔）和莎车。在北方，汉人的政策获得了一次决定性的胜利。通过煽动匈奴的两位觊觎王位者之间的反目，从而在匈奴帝国激起了一场分裂。其中一位竞争者打算获得对蒙古的控制，想得到汉人的支持。公元前51年（恺撒大帝也是在这一年最终征服了高卢），他成了一位诸侯，来到长安的宫廷里在宣帝面前磕头称臣。他的那位被赶走的竞争对手则逃入了西突厥斯坦的大草原中，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建立了一个新的匈奴王国。公元前35年，一支前来搜寻他的中原大军袭击了他的营地，砍掉了他的脑袋。这一大胆之举阻止了西部匈奴人的扩张，而且（顺便提一句），也无疑保全了欧洲长达400余年。直到公元347年，这些匈奴人才重新集结到了阿提拉[71]家族的周围，再一次开始他们纵横日耳曼和罗马世界的征服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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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9章 文人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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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章中我们暗示了罗马帝国的形成与汉代帝国的形成之间的某种一致性。下面的事实则显示了罗马征服的坚固：从横渡卢比孔河[72]（公元前49年）到亚克兴[73]战役（公元前31年），席卷整个拉丁世界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始终没有危及罗马帝国的根基。许多年之后，中国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险些让汉王朝土崩瓦解，但尽管如此，中国人在亚洲的统治还是得以幸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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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朝早期支系的衰落，显然是由宫廷生活的独特气氛所导致的，因为，并非只有法国才有像凡尔赛那样的宫廷，为王朝的衰落铺平道路。除此之外，还有文人日渐增长的影响，他们的思想观念完全跟实际事务不沾边。这一支系最后几位统治者的历史，是宦党与儒士之间钩心斗角的故事，从客观的立场上看，两者都同样无法面对中国强大的持久需求。27岁登基、43岁去世的汉元帝（公元前49年至公元前33年），是个胆小懦弱、优柔寡断的知识分子，任由宦官们监禁自己。随着成帝的登基，衰退进一步加剧，成帝19岁即位，45岁去世（公元前33年至公元前7年），他既是一个学者，也是一个浪荡公子（他总是夜晚微服出宫，流连皇城的花街柳巷，不惜冒着遭遇袭击的危险）。他的继任者哀帝同样也是19岁即位，在位时间从公元前6年至公元元年，他生活在一伙娈童之中，任命他的安提诺俄斯[74]为军队统帅。这种堕落最终让王朝声名狼藉。老太后（元帝的遗孀）利用这个机会，把权力托付给了自己的侄子，也就是鼎鼎大名的王莽，一位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扶持一个影子皇帝（一个9岁的孩子）在皇位上待了几个月，解决了自己的问题之后，他就让这孩子喝下了一杯毒酒。然后，他宣布自己为“天子”（公元9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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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已经篡权夺位的王莽不再仅仅是个野心家了。当然，后来为颂扬汉代支系复辟而写的官方历史谴责了这个篡位者。他们没有说出来的，或者至少是极力掩饰的是：这一统治时期（公元9年至22年）标志着文人党的胜利。王莽对儒家教义颇有造诣，关于家长统治抱有跟儒士们一样的理论，这种统治，就是最早（传说中的）统治者和周代先王的所谓统治，它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有点类似于卢梭十分珍爱的“自然状态”。本着这一精神，王莽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这些法令利害攸关，不亚于一场无可置疑的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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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中国专制统治的出现，使得大土豪得以增加，而小地主阶级随之减少，这增加了食客和奴隶的数量。尤其在饥荒时期，穷人被迫卖掉他们所有的祖业，甚至出卖自己和儿女为奴。王莽力图跟农村人口的这种奴役作斗争，把他们带回到“一夫一妇田百亩，什一而税”的年代。然后，他矛头直指要害：如今，“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75]公元9年，王莽仿效哲学家孟子的远古乌托邦，每8口之家只允许拥有田地5顷。同时强迫领地多于此数的人把余下的田地分给亲戚和邻居。为了防止大领地的死灰复燃，他宣布了一项原则：国家是土地唯一的经营者。他禁止对这一法令作任何更改，从而防止了所有的土地买卖；用同样的方法，他禁止了所有的奴隶交易，只有国家才有权拥有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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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公元10年），王莽创立了一个官方团体，其职责是管制国家的经济。市场监管者们奉命按季度制定每件日用品的最高限价。“市官”们按市价买下那些拿到市场上却找不到购买者的货品（比如谷、绢、布匹等），这些卖不出去的货品被储存起来，等到商品匮乏、面临升价威胁的时候再投放到市场上。官方银行家们以三厘的月息放贷。另一方面，课税均按照所有利润的十分之一征收。除了农民之外（对他们来说每个收获季计算课税很简单），法令要求各行各业——猎人、渔夫、家畜养殖者、蚕农、纺织者、金属制造者、商人、医生、占卜者和术士——全都要申报他们的收入，上缴百分之十的利润给国家。王莽还授权连续铸造货币（这解释了为什么有数量惊人的货币都冠以他的名字），在此期间，他反复让货币贬值。到最后，他下令垄断所有黄金，立法禁运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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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改革措施不仅显示了王莽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一门心思要找到解决当时危机的激进办法，而且还表明他更多的是一个乌托邦知识分子，一个理论家，而不是人性的裁判者。他混乱的国家控制，很快就导致了一场普遍的反叛。黄金的垄断使贵族阶级遭受了灭顶之灾。为新发行的劣等货币制定的固定汇率，加上把成色更好的老货币以同样的票面价值归还国家的义务，正在毁掉整个商业。最后，国家的木材和渔业的垄断，严重影响到了小农阶级。经济陷入了混乱，糟糕的收成导致饥荒席卷各省。农民叛乱频繁暴发，尤其是在人口稠密的山东，那里的天然肥沃也不足以抵挡经年累月的干旱或洪水，因为这个原因，山东总是成为社会动荡的温床和道教狂热宗派的中心。公元前3年，山东大旱，可以看到大群大群的饥民在乡间游游荡荡，祈求道家的神。公元11年，黄河决堤，洪水淹没了山东与河北平原。公元18年，天下饥荒，人相食。一位强盗首领把叛乱的农民组织成了训练有素的队伍，指示他们把自己的眉毛画成红色，以为区别。赤眉军在人民同情的支持下，击溃政府军，很快就控制了黄河下游地区（公元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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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正统主义并没死去，汉王朝依然有它的支持者。随着王莽改革的失败，在赤眉军起义所带来的混乱之中，正统王朝的拥护者们在叛乱中迅速崛起。两位汉朝皇族后裔，刘秀和刘玄，作为领袖人物出现了，前者在河南，后者在河北。公元22年，这两个集团明智地联合了起来，公认刘玄为领袖，他们袭取了皇城长安。王莽被他的追随者们抛弃，躲到一座修建在皇家花园的池中塔楼的楼顶上避难。他在那里被人刺杀。这位梦想按照儒士的理想改变中国社会基础的人，就这样身败名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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