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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4章 大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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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汉帝国在鼎盛时期是如何允许某些匈奴部落作为汉帝国的同盟者在黄河河套地区沿着长城立下自己的根基的。长期以来，这些匈奴部落证明了他们是忠实的外部援军。但在公元2世纪末年那些标志着汉朝死亡阵痛的内战期间，他们便利用汉帝国的普遍混乱开始了对中原的蚕食。他们趁着人们无暇阻止，利用中央权力的软弱，越过长城，在山西的心脏地带扎下了他们的营盘（195年）。汉帝国正处于汉朝衰亡的前夕。这些匈奴人的首领适时地想起了他的一位女性祖先正是出自那个显赫的家族。他厚着脸皮、不无狡猾地采用了这个伟大的汉人王朝的家族姓氏作为自己家族的姓氏。就这样，当汉室的正统权利在汉帝国被一连串的篡夺者彻底取消的时候，它却在匈奴部落的蒙古包里复活了。308年，一次大型集会在山西太原举行，这位匈奴首领——打那以后他被称为刘渊——庄严宣告，他就是汉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大胆地声称自己有权得到那份“祖业”，换句话说，就是大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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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渊的儿子刘聪把这些威胁付诸实施。像许多年轻的蛮族同盟者一样，刘聪也是在洛阳的宫廷里养育成人的，据史书记载，他甚至成了一位优秀的汉学家。但不管怎样，这位学者从未忘记本民族的军事才能，他依然能够弯起300斤的大弓。此外，在逗留皇城期间，他还获取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皇家宫廷里的盛大场面和浮华典礼，可能让一个漫不经心的观察者看不到王朝的衰落、管理者的缺陷、制度的腐朽性以及泥足巨人的真实虚弱，但这位王子并没有被表面的繁华所欺骗。公元311年，他派出了四路骑兵纵队进兵皇城洛阳。这些匈奴人闯入了皇城，突袭了皇宫，俘获了皇帝。皇太子被杀，三万居民被屠。皇宫被付之一炬，皇陵被洗劫一空。皇帝本人则成了刘聪的阶下之囚，刘聪强迫他担当行酒侍者，直到有一天，刘聪兽性大发，索性把他给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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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室家族的另一位皇子随即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在匈奴骑兵最近一次入侵所留下的废墟中登基称帝。“即位时，长安城中不盈百户，篙棘成林。”[96]公元316年冬，匈奴人毫无预兆地再次出现在长安城下。由于这支大军是由骑兵组成的，没有能力承担正规的围城战，他们于是骑马排成没有尽头的队列绕城而走。这种持续不断的“旋转木马”起到了严密封锁的效果，长安城被饥荒所迫，不得不开门投降（316年12月）。汉王刘聪再一次登上了他的王座，接受晋朝皇帝作为他的俘虏，“使帝行酒洗爵”[97]。然后，有一天，当另一位晋朝俘虏被这悲伤的一幕所触动而痛哭流涕的时候，被激怒的匈奴王下令处死了这位不幸的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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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连串的灾难之后，晋代王朝把整个北方丢给了入侵者，避难到了长江以南，建都南京（317年）。将近300年的时间里（317—589年），南迁的汉人在那里支撑着一个无论就其缺陷还是就其荒谬的生命力而言都足以与拜占庭相比肩的汉人政权。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而在罗马世界，拜占庭以同样的方式取代了罗马和米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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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时期的北方，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在短命霸主的持续颠覆中你争我夺，互相消灭。刘聪死后，他的家族被他从前的一位将领、另一位匈奴首领石勒所推翻（329年）。这位目不识丁的匈奴人，倒是被教化得足以欣赏别人向他讲解的中文典籍，但他的继任者们却把他们与生俱来的蛮性与衰落文明的全部恶行结合在了一起。石勒的侄子石虎（334年—349年在位），是个骄奢淫逸的恶棍，他的儿子曾试图行刺他（但被父亲及时地处死了）。这位鞑靼的蓝胡子[98]总是把他最漂亮的嫔妃做成烤肉，端上餐桌：“妆饰宫人美淑者，斩首洗血，置于盘上，传共视之。又内诸比丘尼有姿色者，与其交亵而杀之，合牛羊肉煮而食之，亦赐左右，欲以识其味也。”[99]这种在蛮人当中并不罕见的性格反差，因为他们与文明的初次接触而愈加扭曲，但通过圣人的训诫也能够得以矫正，石虎就是佛教最热心的保护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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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必须承认，佛教的发展壮大正是蛮族入侵的结果。在野性盛行的时代，那些饱受精神折磨的人自然而然地要求助于佛教所施与的精神慰藉。此外，像匈奴人这样粗野的蛮人，对这种宗教，不可能有像儒家知识分子那样固执的偏见。尽管有儒士们的反对，石虎还是发布了一道诏令，正式许可佛教僧徒传教。鼎鼎大名的苻坚（357年—385年在位），是另一位一度控制整个华北的蛮族国王，他也采取了同样的姿态。而且，时间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这一次的情形，不再是部落首领把印度的奇迹创造者们仅仅看作是能给自己的事业带来好运的高级巫师了。苻坚是一个正在同化的野蛮人，是中国文明真诚的支持者，他既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又是一个仁爱而慈悲的统治者。然而，尽管某些首领有着个人的善意，但当一个部落把另一个部落消灭的时候，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很快就归于无效。我们不应该试图去列举在这可怕的数十年里为争夺黄河流域和北京地区而角逐的所有蛮族部落。只需这样说就足够了：这场竞争，大体上是在匈奴人（多半是“原始突厥”民族）与鲜卑人（多半是“原始蒙古”民族）之间展开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前者来自鄂尔多斯草原，后者来自中国东北地区的边境，二者轮流行使对中国北方的霸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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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后，游牧民族在这个农业古国的中心地区的定居，导致了不可估量的损害。不仅仅是像长安这样伟大的历史名城遭到了洗劫、焚毁，人口锐减，而且田地本身也被农民抛弃。就这样，这一地区的居民为之一空，环绕着长安的丰饶富庶的渭河流域变成了虎狼出没之地。蛮族首领苻坚从354年至357年一直统治着陕西，他那些饱受惊吓的汉族臣民恳求他设法把他们从野兽的威胁中解救出来。他拒绝了，其拒绝的方式让人联想到他更同情虎狼，而不是他的臣民：“野兽饥则食人，饱当自止，终不能累年为患也。”[100]在他残忍的幽默之下，你不难猜想到这位蛮族首领隐秘的满足。草原野兽对这一地区的入侵，看来在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占领期间达到了顶点。蛮族的国王们把整个部落安顿在那些人口开始减少的地区，这一措施必定对中国北方的种族构成有着持久的影响[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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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些灾难降临华北（200年来它已经变得跟蛮族政权的属国没什么差别）的同时，在建康（今南京）晋朝的末代宫廷——远东的拜占庭，南方中华帝国的衰落也越来越明显。公元5世纪初叶，一位名叫刘裕的鸿运高照的军事将领（此人从前是个皮匠），给这个古老的帝国带来了短暂的活力。几次对北方蛮族的胜利，使他勇气倍增，他废黜了晋朝，自立为帝，国号宋（如今被称为刘宋，以区别于10世纪所建立的大宋王朝）。他的家族（从420年至479年一直占据着南京的皇位），堕入了比从前更加糟糕的衰退状态。这一世系的第三位皇帝被他的一位儿子派人刺杀了（453年）。这位弑父者后来又被自己的亲弟弟所杀（454年），当弟弟的于是成了皇帝（454年—465年在位），他害怕自己也遭受同样的厄运，作为预防，他杀掉了王室血脉的大部分亲王。接下来的一位皇帝仅仅统治了6个月（465年）——他16岁登基，17岁被杀，有点像那位下令处死自己的摄政者、近亲和嫔妃的尼禄。他被杀不久，他的叔叔和继任者（465年—472年在位）——因为肥胖而得到了“猪王”的绰号，同样残忍嗜杀——依次把他所有的兄弟和侄子都给杀了。弥留之际，这位“猪王”把帝国传给了他最喜欢的儿子。这位撞上大运的皇帝是个早熟的少年（他10岁继位，15岁被杀），表现得极其凶残，以至于人们不得不在一个醉酒之夜把他给杀了。到了公元479年，刘裕的家族已经被大批杀害，颜面扫地，此时，一位政府官员把刘宋给废了，建立了一个新的朝代，国号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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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朝从479年至502年占据着南京的那把龙椅。这一回，轮到他们尝尝权力的味道了。他们的历史，就像前面那个朝代一样，也跟一连串的谋杀没什么两样。每一位统治者，都以甩掉家族中的所有其他成员作为防范措施，直到他漏掉的某位亲属找机会把他给干掉。在这一时期，权力被宫廷宠信所行使，而皇座则被少年皇帝所占据，他们经常在长大成人之前就因为他们的凶残而被人刺杀。公元502年，一位将军攫取了那把龙椅，此人就是未来的梁武帝，尽管他跟皇室家庭有亲戚关系，但他为了脱离这个令人憎恶的家族而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国号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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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502年—549年在位）是个颇有几分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彻底根绝了前任们腐朽堕落的传统。他一直过着差不多算得上艰苦而简朴、诚实而仁爱的生活，他的身上，既有军人的美德，又有对文化和文人的尊敬。起初，他对儒家非常敬重，以至于在南京修建了一座孔庙，甫一落成，便在这个荣誉之地恢复了读经。他以同样的精神改组了官僚阶级，让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在人们经历了对此前各个朝代的憎恨厌恶之后，这是一次值得称颂的努力，使国家和家庭重新回到中国社会赖以立足的传统道德观念。但很快，梁武帝的同情就改变了方向。在某些印度僧人（他们经由海路来到南京）的影响之下，他皈依了佛教。他首先禁止祭祀祖先时屠杀动物，以此表现出对佛教不杀生信条的敬重，这一禁令让他受到了儒家知识分子的非难。公元527年，他走得更远，公开宣称出家为僧，迫使国家不得不从僧侣们那里赎回它的统治者。他的信佛看来应该是真心诚意的，也是有所开悟的，而与此同时，对儒家知识分子而言（从那时起他们就一直是他的坚定批评者），必须承认，他的僧侣身份被政治家的毁灭所终结。他深受佛家慈悲为怀的精神的影响，以至于在发生了一场密谋反叛的情况下，他甚至也不忍心下达死刑的命令。到了风烛残年，他故态复萌，恢复了对宗教的虔诚信仰，听任一位谋反将领的欺骗，此人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下，开始攻城。86岁那年，梁武帝死在了宫殿的废墟当中——死在了他幻想的废墟当中。梁王朝由于他的错误而一蹶不振，仅仅只比他多活了几年，而接下来的陈朝（557年—589年）则根本来不及展示它的能力，公元589年，中国北方的统治者攻克了南京，结束了南方的这个“拜占庭”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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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已经大略叙述过的这个时期，帝国的存在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在北方，历史正在被创造着，而我们眼下要转向的，正是这段中国－突厥人的北方中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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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简中国史 第15章 北魏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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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整个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方，前赴后继的突厥－蒙古人的游牧部落，在连续不断的短命王国的颠覆中互相残杀。从这场大混乱中，最终出现了一个更持久的政府，这就是拓跋王朝，这个民族在文明史和艺术史中都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他们的朝代被称为魏（常常称做拓跋魏，以区别于三国时期的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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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跋是一个在大入侵时期之初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突厥部落。在396年至439年之间，他们消灭和兼并了所有定居在中国北方的其他部落，把整个华北地区统一在自己的统治之下，正像欧洲的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第人消亡之后，法兰克人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一样。像法兰克人把日耳曼文化与拉丁文化相协调一样，拓跋人也在保存他们突厥人的活力的同时，又逐步成为了中国传统的组成部分。此外，他们在汉人的心目中也获得了自身的价值，作为中原北方的守卫者，抵御着新的入侵者，尤其是当时控制着戈壁的阿瓦尔人（柔然）的蒙古部落。通过一系列先发制人的远征和决定性的反袭击，他们迫使这些游牧部族在整个5世纪中退回了蒙古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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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国王拓跋焘（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了一场双重争斗中，最终奠定了本家族的大业。一方面要在戈壁作战，保护中土免遭来自北面的游牧部落新发动的入侵，另一方面又要持续不断地压制南京的南朝帝国。在一次不同寻常的讲话中（这是中国史家保存下来的），他本人就暗示了自己所享有的优势：跟蛮人比他是半个汉人，跟汉人比他是半个蛮人。“汉人（指南朝人）皆步卒，我们是骑手。一群小马小牛如何能斗虎狼？至于那些游牧民，夏天赶着他们的畜群在漠北草场放牧，至冬天才南下掳掠。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春天到草原上去攻击他们。在那个季节，他们的马匹毫无价值。公马一心想着母马，而母马则惦记着它们的马驹。这时候只需出其不意，大举袭击，切断牧场和水潭的通道，不出数日，他们就会束手就擒。”[102]公元427年，他依计而行。四路轻骑兵纵队由南至北穿越了戈壁滩，他们的行进没有被辎重车队所拖累，每个人携带了15天的干粮。措手不及的柔然人被赶出了蒙古大草原，退回了贝加尔湖附近或鄂尔浑河边的崇山峻岭中。429年，拓跋焘亲自实施了一次更远的袭击。游牧部落再一次被打了个措手不及，陷入混乱，不得不交出数不清的车马牛羊。差不多400年后，同样是这些柔然人，他们最后的子孙在匈牙利被另一位文明的捍卫者——查理大帝——给彻底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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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调和日耳曼文化和拉丁文化的方式，拓跋焘调和本民族信仰和汉族思想信念的努力，我们可以在这两者之间作进一步的比较。天神（Tengri，阿尔泰部落的神）很容易转化为“天”——凌驾于儒家哲学之上的天，而大地女神以及各种春天与山顶之神，也可以被认同为汉人自然崇拜中的众神，就像罗马人把邻国的神同化为自己的神一样。但拓跋焘比他的前任们走得更远，他放弃了那些不能被改造得与儒家信仰相一致的阿尔泰宗教。然而，在以这种方式汉化本民族的同时，他并不允许他们丢掉自己的军事才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拒绝放弃祖辈们在最远的山西边境的营地（位于大草原的边缘）而进据他的大军所占领的中国历史都城长安和洛阳。此外，他还保留了野蛮（尽管很明智）的祖制：在一位新的拓跋国王即位之前，新国王的母亲必须被处死，以避免来自这位未来太后或其宗族成员的敌意和野心。最后，与许多其他蛮族首领不同，他对佛教的信仰日渐衰微，加之出家僧侣人数的迅猛增长已经影响到了他的国家发展。438年，他颁布了让佛教僧徒还俗的诏令，而444年和446年所采取的实实在在的迫害措施使这一诏令得到了强化。儒教史家怀有敌意地坚持认为，446年的诏令要归因于在一座最著名的佛寺里发现了醇酒和妇人。但儒家文人对这一伟大印度宗教的指控更加严重：佛教徒的僧侣生活“取消了家庭”，并因此动摇了祖先崇拜的根基，另外，它让人有机会逃避兵役，这对于像拓跋焘这样的军人来说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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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迫害以拓跋焘被杀和他的孙子拓跋（文成帝）的最终继位而告终，时在公元452年。接下来的统治者拓跋弘（献文帝，466年—471年在位）公开宣称自己是佛教徒。471年，他让位给儿子（一个5岁的孩子），出家为僧。“他退隐到皇家花园的一座佛塔里，与僧人为伴，除了特别重大的事情，其他概不与闻。”他的儿子，年轻的国王，对这一伟大的印度宗教表现出了同样的热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赋予拓跋家族的严刑峻法以人性，砍头的刑罚被监禁所取代。佛家怜悯众生的精神，导致了对用动物祭祀天地、祖宗、鬼神的禁止，或者至少是大幅度减少。公元494年，他把首都从平城（山西的最北端）迁到了洛阳——古代的东都，并令自己的官员使用汉语、穿着汉服，以此完成了拓跋魏的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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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515年到528年，拓跋魏被胡太后所统治。这位老蛮族首领的女继承人，是本朝一位了不起的统治者。她是一个精力充沛、肆无忌惮的女人，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什么事情都干得出。胡太后害怕一位从前的竞争对手，逼她皈依佛门，最后干脆杀了她。同样，她还下令处死了那些不再讨她喜欢的情人。528年，她毒死了自己的儿子，因为他越来越厌烦她的情人们的监护，而对此愤愤不平的政府官员们开始揭竿而起。认识到自己大势已去，这位残忍无情的女王剪掉了自己的青发，立誓为尼，但起义者们把她从尼姑庵里拖了出来，扔进了黄河。胡太后尽管作恶多端，但她像前面几位国王一样，也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鼎鼎大名的龙门石窟，其部分建筑要归功于她，正是她派出了朝圣者宋云去印度学佛（518年—5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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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血的时代常常也是信仰的时代。中国最伟大的宗教雕塑——山西北部的云冈石窟（452年—512年）和洛阳附近龙门石窟（自494年起）的那些佛像，就要归功于拓跋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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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的雕塑，被称为罗马式和哥特式雕塑的远东版本，这二者要到600年和800年之后才在欧洲发展成型。它们的起点——中国的希腊－佛教风格，和欧洲的高卢－罗马风格——是相似的。正像哥特式或罗马式塑像作者使希腊－罗马造型艺术的传统适应于纯粹的精神目的一样，北魏时期的艺术也借助了犍陀罗的装饰技法和阿波罗样的面貌特征，目的仅仅在于更完美地表现佛教的纯精神性。这一点至关重要。古典原型（当时尚未彻底消失），衣饰（当时尚未程式化为大角褶或小圆波），以及面貌特征的人性化魅力（当时并没有几乎完全消瘦）——所有这些都从属于玄学思想。这里只留有虔诚、热情和纯粹信仰的诉说。云冈石窟中的某尊佛像就是一种人格化了的冥想。另一尊云冈佛像，带有一丝动人的微笑，就像兰斯的天使那样的微笑，表达了对尘世事物的超然，还有一种神秘的嘲讽（多半是无心的）——然而这种嘲讽充满了对世间的愚蠢和虚荣的宽容。但更常见的是，这种超然的讽刺似乎在逐渐减弱，因此，从这种意味深长的冥思中闪耀出的仅仅是解脱后的大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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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踪云冈艺术的演变是有可能的。首先是来自阿富汗的希腊风格佛教艺术的影响，是由大量聚集在拓跋国王的宫廷里的犍陀罗传教僧侣们带来的。因此，在这两座石窟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巨型佛像，其朴素的处理方式，让人联想到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更加引人注目的是，壁龛中那些小佛像的处理方式已经远离了犍陀罗艺术的经验。这些纤瘦的、拉长的、常常还瘦骨嶙峋的形象，有着刚健褶皱的衣饰，但保持着让人安静的简朴和青春朝气的优雅，呈现出某种在全然“刻板”的犍陀罗雕像中所缺乏的东西。这是一种纯粹的精神性的艺术。正如哈金[103]所写的：“这些以令人愉悦的严肃为特征的形式，佐证了艺术对信仰事件的迅速适应。他们预示着高水平的精神生活；它们的造型外观被小心翼翼地削弱了，不再那么引人注意，温柔慈爱的微笑，残留着‘赐福者’对这个世界的唯一妥协。”这是一种从未能同时实现的和谐。据喜龙仁[104]说，云冈艺术是从一种极端神秘的贫乏向造型形式的相对恢复发展的：“云冈艺术，在达到成熟的时候，似乎达到了某种背离其早期风格化的程度。形态更圆、更满，衣服的褶皱不那么僵硬了，线条的相互作用更柔和流畅。不过，形象依然保持着相对冷峻的外观，一种难以形容的内省和超然的气氛，这让它们在宗教雕塑当中达到了很高的水平。”[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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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的雕像，是云冈佛像的延续。其神秘色彩和风格化常常走得更远，例如那些鉴定年代出自509年和523年的佛像。大大拉长了的僵硬体形，带着固定的微笑，衣饰粗糙地突变成大褶皱，或者琐碎地衰减为小波纹，与任何模式化的人神恰恰相反。在笼罩着它们的巨大光轮（这形成了僧袍的一种程式化符号）的尖拱之下，不再有肉体生命的外形。这种佛僧特有的气质赋予龙门佛像（确切地说是那些出自公元6世纪的佛像）以一种最为引人注目的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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