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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鉴别史料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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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以求真为尚真之反面有二：一曰误，二曰伪。正误辨伪，是谓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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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明明非史实而举世误认为史实者任执一人而问之曰，今之万里长城为何时物，其人必不假思索，立答曰秦始皇时。殊不知此答案最少有一大部误谬或竟全部误谬也。秦始皇以前，有燕之长城，赵之长城，齐之长城；秦始皇以后，有北魏之长城，北齐之长城，明之长城；具见各史。其他各时代小小增筑尚多。试一一按其道里细校之，将见秦时城线，所占乃仅一小部分，安能举全城以傅诸秦？况此小部分是否即秦故墟尚属问题。欲解此问题，其关键在考证秦时筑城是否用砖抑用版筑，吾于此事虽未得确证，然终疑用版筑为近。若果尔者，则现存之城，或竟无一尺一寸为秦时遗迹，亦未可知耳。常人每语及道教教祖，辄言是老子。试读老子五千言之著书，与后世道教种种矫诬之说风马牛岂能相及？汉初君臣若窦后文帝曹参辈，著述家若刘安司马谈辈，皆治老子之道家言，又与后世道教岂有丝毫相似？道教起源，明见各史，如《后汉书·襄楷传》所载楷事及宫崇于吉等事，《三国志·张鲁传》所载鲁祖陵父衡及骆曜张角张修等事，其妖妄煽播之迹，历历可见；此又与周时作守藏史之老子，岂有丝毫关系？拟此等事，本有较详备之史料，可作反证；然而流俗每易致误者，此实根于心理上一种幻觉，每语及长城辄联想始皇，每语及道教辄联想老子。此非史料之误，乃吾侪自身之误，而以所误诬史料耳。吾侪若思养成鉴别能力，必须将此种心理结习，痛加涤除然后能向常人不怀疑之点能试怀疑；能对于素来不成问题之事项而引起问题。夫学问之道，必有怀疑然后有新问题发生，有新问题发生然后有研究，有研究然后有新发明。百学皆然，而治史特其一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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顷所举例，吾命之曰局部的幻觉。此外尤有一般的幻觉焉：——凡史迹之传于今者，大率皆经过若干年若干人之口碑或笔述，而识其概者也。各时代人心理不同，观察点亦随之而异，各种史迹，每一度从某新时代之人之脑中滤过，则不知不觉间辄微变其质如一长河之水，自发源以至入海，中间所经之地所受之水，含有种种杂异之矿质，则河水色味，随之而变。故心理上的史迹，脱化原始史迹而丧失其本形者往往而有。例如《左传》中有名之五大战——韩、城濮、鞍、邲、鄢陵，吾脑际至今犹有极深刻之印象，觉此五役者为我国史中规模宏大之战事。其实细按史文，五役者皆一日而毕耳；其战线殆无过百里外者；语其实质，仅得比今闽粤人两村之械斗。而吾侪动辄以之与后世国际大战争等量齐观者，一方面固由《左传》文章优美，其铺张分析的叙述，能将读者意识放大；一方面则由吾辈生当二千年后，习见近世所谓国家者所谓战争者如彼如彼，动辄以今律古，而不知所拟者全非其伦也。夫在货币交易或信用交易时代而语实物交易时代之史迹，在土地私有时代而语土地公有时代之史迹，在郡县官治或都市自治时代而语封建时代或部落时代之史迹，在平民自由时代而语贵族时代或教权时代之史迹，皆最容易起此类幻觉。幻觉一起，则真相可以全蔽，此治学者所最宜戒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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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史料之误者或伪者，其最直捷之法，则为举出一极有力之反证。例如向来言中国佛教起源者，皆云汉明帝永平七年遣使臣经西域三十六国，入印度求得佛经佛像；但吾侪据《后汉书·西域传》及他书，确知西域诸国自王莽时已与中国绝，凡绝六十五年，至明帝永平十六年始复通，永平七年正西域与匈奴连结入寇之时，安能派使通过其国？又如言上海历史者，每托始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黄歇，故共称其地曰申江，曰黄浦，曰歇浦；但近代学者从各方面研究之结果，确知上海一区，在唐以前尚未成陆地，安得有二千余年春申君之古迹？似此类者，其反证力甚强，但得一而已足。苟非得更强之反证的反证，则其误伪终不能回护，此如人或诬直不疑盗嫂，不疑曰，我乃无兄，倘不能别求得直不疑有兄之确据，则盗嫂问题，已无复讨论之余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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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为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例如旧史言伏羲女娲皆人首蛇身，神农牛首人身，言蚩尤铜头铁额。吾辈今日终无从得直捷反证，确证诸人之身首头额与吾辈同也；但以情理度之，断言世界决无此类生物而已。又如殷之初祖契，周之初祖后稷，旧史皆谓为帝喾之子，帝尧之异母弟，同为帝舜之臣。吾辈今日无从得一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虽然，据旧史所说，尧在位七十年乃举舜为相，舜相尧又二十八年，尧即位必当在喾崩后；假令契稷皆喾遗腹子，至舜即位时亦当皆百岁，安得复任事？且尧有此圣弟而不知，又何以为尧？且据《诗经》所载殷人之颂契也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之颂稷也曰“阙初生民时维姜嫄”；彼二诗者皆所以铺张祖德，倘稷契而系出帝喾，岂有不引以为重之理？是故吾侪虽无积极的反证，以明稷契为别一人之子；然最少亦可以消极的认其非喾子尧弟也。又如旧史称周武王崩后，继立者为成王，成王尚少，周公摄政。吾辈今日亦无直接之反证以明其不然也。但旧史称武王九十三而终，藉令武王七十而生成王，则成王即位时已二十三，不可谓幼；七八十得子，生理上虽非必不可能，然实为稀有；况吾侪据《左传》，确知成王尚有邗晋应韩之四弟，成王居长嫡，下有诸弟，嗣九十三岁老父之位而犹在冲龄，岂合情理？且犹有极不可解者，《书经康诰》一篇，为康叔封卫时之策命，其发端云：“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此所谓“王”者谁耶？谓武王耶？卫之建国，确非在武王时；谓成王耶？康叔为成王叔父，何得称为弟而呼以小子？然则继武王而践祚者，是否为成王？周公是否摄政，抑更有进于摄政？吾侪不能不大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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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之结果，而新理解出焉前段所举第一例——人首蛇身等等，吾侪既推定其必无是理。然则何故有此等传说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伏羲神农等皆神话的人物，非历史的人物。凡野蛮时代之人，对于幻境与实境之辨，常不明了；故无论何族最初之古史，其人物皆含有半神半人的性质。然则吾侪可以假定羲农诸帝，实古代吾族所祀之神；人首蛇身等，即其幻想中之神像，而缘幻实不分之故，口碑相传，确以为曾有如此形象之人。指为真，固非真；指为伪，亦确非有人故为作伪也。如所举第二例——稷契既决非喾子，又不能知其为何人之子，汉儒且有“圣人无父，感天而生”之说。然则稷契果无父耶？吾侪可以立一假说，谓稷契亦有父亦无父，彼辈皆母系时代人物，非父系时代人物。吾侪闻近代欧美社会学家言，已知社会进化阶级，或先有母系，然后有父系；知古代往往一部落之男子为他部落女子所公有，一部落之女子为他部落男子所公有，在彼时代，其人固宜“知有母不知有父，”非不欲知，无从知也。契只知其为简狄之子耳，稷只知其为姜嫄之子耳，父为谁氏，则无稽焉；於是乎“有吞鸟卵而生，”“履大人迹而生”之种种神话。降及后世父系时代，其子孙以无父为可耻，求其父而不得，则借一古帝以自重，此喾子之说所由起也。亦有既求父不得，即不复求，转而托“感天”以自重；殊不知古代之无父感天者不必圣人，盖尽人莫不然也。如所举第三例——成王若继武王而立，其年决非幼，无须摄政；卫康叔受封时，其王又确非康叔之侄，而为康叔之兄。吾侪於是可以立一假说，谓继武王而立者乃周公而非成王；其时所行者乃兄终弟及制，非传子立嫡制。吾侪已知殷代诸王，兄弟相及者过半，周初沿袭殷制，亦情理之常。况以《史记·鲁世家》校之，其兄终弟及者亦正不少。然则周公或当然继武王而立，而后此之“复子明辟，”乃其特创之新制，盖未可知耳。以上诸例，原不过姑作假说，殊不敢认为定论；然而不失为一种新理解，则昭然矣。然则吾侪今日能发生种种新理解，而古人不能者，何故耶？古人为幻觉所蔽而已生息于后世家族整严之社会中，以为知母不知父，惟禽兽为然，稷契之圣母，安有此事？生息于后世天泽名分之社会中，以夺嫡为篡逆，谓周公大圣，岂容以此相污？是以数千年，非惟无人敢倡此说，并无人敢作此念；其有按诸史迹而矛盾不可通者，宁枉弃事实以迂回传会之而已。吾侪生当今日，有种种“离经畔道”之社会进化说以变易吾脑识，吾于是乃敢于怀疑，乃敢于立假说。假说既立，经几番归纳的研究之后，而假说竟变为定案，亦意中事耳。然则此类之怀疑，此类之研究，在学问上为有用耶，为无用耶？吾敢断言曰有用也。就表面论，以数千年三五陈死人之年龄关系为研究之出发点，剌剌考证，与现代生活风马牛不相及，毋乃玩物丧志？殊不知苟能由此而得一定案，则消极方面，最少可以将多年来经学家之传会的聚讼一扫而空，省却人无限精力；积极方面，最少可以将社会学上所提出社会组织进化阶段之假说，加一种有力之证明。信能如是，则其贡献于学界者不已多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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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史迹，而史料矛盾，当何所适从耶？论原则，自当以最先最近者为最可信。先者以时代言，谓距史迹发生时愈近者，其所制成传留之史料愈可信也。近者以地方言，亦以人的关系言，谓距史迹发生地愈近，且其记述之人与本史迹关系愈深者，则其所言愈可信也。例如此次欧战史料，百年后人所记者，不如现时人所记者之详确；现时人所记者，又不如五年前人所记之详确：此先后之说也。同是五年前人，中国人所记，必不如欧洲人；欧洲普通人所记，必不如从军新闻记者；新闻记者所记，必不如在营之军士；同是在营军士，仅听号令之小卒所记，必不如指挥战事之将校；同是将校，专担任一战线之裨将所记，必不如综览全局之总参谋：此远近之说也。是故凡有当时当地当局之人所留下之史料，吾侪应认为第一等史料。例如1876年之普奥战争，两国事后皆在总参谋部妙选人才编成战史，此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十九世纪末欧洲外交界之内幕，则《俾斯麦日记》其第一等史料也。欲知卢梭科尔璞特金之事迹及其感想，彼所作《自传》或《忏悔录》，其第一等史料也。如司马迁之《自序》，王充之《自纪》，法显、玄奘、义净等之游记或自传，此考证各本人之事迹思想或其所游地当时状态之第一等史料也。【1】如辛弃疾《南烬纪闻录》、《窃愤录》所采阿计替笔记，此考证宋徽、钦二宗在北庭受辱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2】如李秀成被俘时之供状，此考证洪杨内部情状之第一等史料也。【3】此类史料，无论在何国，皆不易多得，年代愈远，则其流传愈稀。苟有一焉，则史家宜视为瑰宝。彼其本身，饶有陵盖他种史料之权威；他种史料有与彼矛盾者，可据彼以正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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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所论，不过举其概括的原则，以示鉴别之大略标准；但此原则之应用，有时尚须分别观之。试仍借此次欧战史料为例：若专以时代接近程度定史料价值之高下，则今日已在战后两三年，其所编集自不如战时出版物之尤为接近，宜若彼优于此；然而实际上殊不尔。当时所记，不过断片的史迹，全不能觑出其联络关系。凡事物之时间的联络关系，往往非俟时间完全经过之后不能比勘而得。故完美可观之战史，不出在战时而出在战后也。若以事局接近程度定价值之高下，则观战新闻记者所编述，自应不如军中人；一般著作家所编述，自应不如观战之新闻记者。然实际上亦未必尽然。盖局中人为剧烈之感情所蔽，极易失其真相；即不尔者，或缠绵于枝叶事项，而对于史迹全体，反不能得要领。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又不特局中者为然也；即在局外者，犹当视其人提絮观察之能力如何，视其人串叙描写之技术如何，而其作品之价值，相去可以悬绝焉。是故以战史论，若得一文学技术极优长之专门大史家而又精通军事学者，在总司令部中为总书记，对于一战役始终其事（最好能兼为两军总司令之总书记），则其所记述者，自然为史料之无上上品。然而具备此条件者则安能得？既已不能，则战场上一寻常军士所记，或不如作壁上观之一有常识的新闻记者；奔走战线仅有常识之一新闻记者，其所记，或不如安坐室中参稽战报之一专门史学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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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最近之史料则最可信，此固原则也。然若过信此原则，有时亦可以陷于大误。试举吾经历之两小事为例：（一）明末大探险家、大地理学者徐霞客，卒后其挚友某为之作墓志，宜若最可信矣。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徐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归，越年余而逝。吾固悔吾前此读游记之粗心；然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二）玄奘者，我国留学生宗匠，而思想界一巨子也；吾因欲研究其一生学业进步之迹，乃发心为之作年谱。吾所凭藉之资料甚富，合计殆不下二十余种；而其最重要者，一为道宣之《续高僧传》，二为慧立之《慈恩法师传》，二人皆奘之亲受业弟子，为其师作传，正吾所谓第一等史料也。乃吾研究愈进，而愈感困难，两传中矛盾之点甚多，或甲误，或乙误，或甲乙俱误。吾列举若干问题，欲一一悉求其真，有略已解决者，有卒未能解决者。试举吾所认为略已解决之一事，借此以示吾研究之径路：——玄奘留学凡十七年，此既定之事实也；其归国在贞观十九年正月，此又既定之事实也。然则其初出游果在何年乎？自两传以及其他有关系之资料，皆云贞观三年八月，咸无异辞。吾则因怀疑而研究，研究之结果，考定为贞观元年。吾曷为忽对于三年说而起怀疑耶？三年至十九年。恰为十七个年头，本无甚可疑也；吾因读《慈恩传》，见奘在于阗所上表中有“贞观三年出游今已十七年”等语；上表年月传虽失载，然循按上下文，确知其在贞观十八年春夏之交；吾忽觉此语有矛盾。此为吾怀疑之出发点。从贞观十八年上溯，所谓十七年者，若作十七个年头解，其出游时可云在贞观二年；若作满十七年解，则应为贞观元年。吾于是姑立元年二年之两种假说以从事研究，吾乃将《慈恩传》中所记行程及各地淹留岁月详细调查。觉奘自初发长安以迄归达于阗，最少亦须满十六年有半之时日，乃敷分配；吾于是渐弃其二年之假说而倾向于元年之假说。虽然，现存数十种资料皆云三年，仅恃此区区之反证而臆改之，非学者态度所宜出也。然吾不忍弃吾之假说，吾仍努力前进。吾已知奘之出游，为冒禁越境；然冒禁何以能无阻？吾查《续高僧传》本传，见有“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随丰四出”，数语；吾因此知奘之出境，乃搀在饥民队中，而其年之饥，实因霜灾。吾乃亟查贞观三年是否有霜灾，取《新旧唐书太宗记》阅之，确无是事。于是三年说已消极的得一有力之反证。再查元年，则《新书》云“八月，河南陇右边州霜”，又云“十月丁酉，以岁饥减膳”，《旧书》云“八月……关东及河南陇右沿边诸州霜害秋稼”，又云“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是元年确有饥荒，而成灾又确由霜害，于是吾之元年说，忽积极的得一极有力之正证矣。惟《旧书》于二年复有“八月河南河北大霜人饥”一语，《新书》则无有；不知为《旧书》误复耶？抑两年连遭霜灾，而《新书》于二年有阙文耶？如是则二年之假说，仍有存立之余地。吾决意再觅证据以决此疑。吾乃研究奘途中所遇之人，其名之可考见者凡三：一曰凉州都督李大亮，二曰高昌王麴文泰，三曰西突厥可汗叶护。吾查《大亮传》及《高昌传》，见二人皆自元年至四年在其位，不成问题。及查《西突厥传》，乃忽有意外之获：两书皆言叶护于贞观初被其叔所弑，其叔僭立，称俟毗可汗；然皆未著其被弑在何年。惟《新书》云：“贞观四年俟毗可汗来请昏，太宗诏曰，突厥方乱，何以昏为。”是叶护被弑，最晚亦当在贞观三年前。再按《慈恩传》所记奘行程，若果以贞观三年八月发长安者，则当以四年五月初乃抵突厥，其时之可汗，已为俟毗而非叶护矣。于是三年说之不能成立，又得一强有力之反证。吾犹不满足，必欲得叶护被弑确年以为快。吾查《资治通鉴》，得之矣！贞观二年也！吾固知《通鉴》必有所本，然终以不得之于正史，未能踌躇满志。吾发愤取《新旧唐书》诸蛮夷传凡与突厥有关系之国遍缙之，卒乃在《新书·薛延陀传》得一条云：“值贞观二年突厥叶护可汗见弑”，于是叶护弑年无问题矣。玄奘之行，既假霜灾，则无论为元年为二年为三年，皆以八月后首涂，盖无可疑；然则非惟三年说不能成立，即二年说亦不能成立。何则？二年八月后首涂，必三年五月乃抵突厥，即已不及见叶护也。吾至是乃大乐，自觉吾之怀疑有效，吾之研究不虚，吾所立“玄奘贞观元年首涂留学”之假说，殆成铁案矣！其有小小不可解者，则何以诸书皆同出一辙，竟无歧异？然此亦易解，诸书所采同一蓝本，蓝本误则悉随之而误矣。再问蓝本何故误？则或因逆溯十七个年头，偶未细思，致有此失；甚至或为传写之讹，亦未可知也。再问十八年玄奘自上之表文何以亦误？则或后人据他书校改，亦在情理中耳。吾为此问题，凡费三日之力，其所得结果如此。——吾知读者必生厌矣。此本一极琐末之问题，区区一事件三两年之出入，非惟在全部历史中无关宏旨，即在玄奘本传中亦无关宏旨。吾自治此，已不免玩物丧志之诮；乃复缕述千余言以滥占本书之篇幅，吾不能不向读者告罪。虽然，吾著本篇之宗旨，凡务举例以明义而已。吾今详述此一例，将告读者以读书曷为而不可以盲从。虽以第一等史料如慧立道宣之传玄奘者，其误谬犹且如是也；其劳吾侪以鉴别犹且如是也，又将告读者以治学当如何大无畏；虽以数十种书万口同声所持之说，苟不惬于吾心，不妨持异同；但能得有完证，则绝无凭藉之新说，固自可以成立也。吾又以为善治学者，不应以问题之大小而起差别观问题有大小，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大固当真，小亦当真。一问题不入吾手则已，一入吾手，必郑重忠实以赴之，夫大小岂有绝对标准，小者轻轻放过浸假而大者亦轻轻放过，则研究精神替矣。吾又以为学者而诚欲以学饷人，则宜勿徒饷以自己研究所得之结果，而当兼饷以自己何以能研究得此结果之途径及其进行次第；夫然后所饷者乃为有源之水而挹之不竭也。吾诚不敢自信为善于研究，但本篇既以研究法命名，吾窃思宜择一机会，将吾自己研究所历之甘苦，委曲传出，未尝不可以为学者之一助。吾故于此处选此一小问题可以用千余言说明无遗者，详述吾思路所从入，与夫考证所取资，以渎读者之清听。吾研究此问题所得结果虽甚微末，然不得不谓为甚良。其所用研究法，纯为前清乾嘉诸老之严格的考证法，亦即近代科学家所应用之归纳研究法也。读者举一反三，则任研究若何大问题，其精神皆若是而已。吾此一段，乃与吾全书行文体例不相应；读者恕我！吾今当循吾故轨，不更为此喋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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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可分为直接的史料与间接的史料。直接的史料者，其史料当该史迹发生时或其稍后时，即已成立。如前所述《慈恩传》、《窃愤录》之类皆是也。此类史料，难得而可贵，吾既言之矣。然欲其多数永存，在势实有所不能。书籍新陈代谢，本属一般公例；而史部书之容易湮废，尤有其特别原因焉：（一）所记事实每易触时主之忌，故秦焚书而“诸侯史记”受祸最烈；试检明清两朝之禁毁书目，什有九皆史部也。（二）此类书真有价值者本不多，或太琐碎，或涉虚诞，因此不为世所重，容易失传。不惟本书间有精要处，因杂糅于粗恶材料中而湮没；而且凡与彼同性质之书，亦往往被同视而俱湮没。（三）其书愈精要者，其所叙述愈为局部的；凡局部的致密研究，非专门家无此兴味；一般人对于此类书籍，辄淡漠置之，任其流失。以此种种原因，故此类直接史料，如浪淘沙，滔滔代尽，势不能以多存。就令存者甚多，又岂人生精力所能遍读？于是乎在史学界占最要之位置者，实为间接的史料。间接的史料者，例如左丘以百二十国宝书为资料而作《国语》，司马迁以《国语》、《世本》、《战国策》……等书为资料而作《史记》。《国语》、《史记》之成立，与其书中所叙史迹发生时代之距离，或远至百年千年；彼所述者，皆以其所见之直接史料为蓝本，今则彼所见者吾侪已大半不复得见：故谓之间接。譬诸纺绩，直接史料则其原料之棉团，间接史料则其粗制品之纱线也。吾侪无论为读史为作史，其所接触者多属间接史料；故鉴别此种史料方法，为当面最切要之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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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别间接史料，其第一步自当仍以年代为标准。年代愈早者，则其可信据之程度愈强。何则？彼所见之直接史料多，而后人所见者少也。例如研究三代以前史迹，吾侪应信司马迁之《史记》，而不信谯周之《古史考》，皇甫谧之《帝王世纪》，罗泌之《路史》。何则？吾侪推断谯周、皇甫谧、罗泌所见直接史料，不能出司马迁所见者以外；迁所不知者，周等何由知之也？是故彼诸书与《史记》有异同者，吾侪宜引《史记》以驳正诸书。反之，若《竹书纪年》与《史记》有异同，吾侪可以引《纪年》以驳正《史记》。何则？魏史官所见之直接原料，或多为迁之所不及见也。此最简单之鉴别标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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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适用此标准，尚应有种种例外焉。有极可贵之史料而晚出或再现者，则其史料遂为后人所及见，而为前人所不及见何谓晚出者？例如德皇威廉第二与俄皇尼古拉第二来往私函数十通，研究十九世纪末外交史之极好史料也；然1920年以前之人不及见，以后之人乃得见之。例如《元史》修自明初，岂非时代极早？然吾侪宁信任五百年后魏源或柯劭忞之《新元史》，而不信任宋濂等之《旧元史》。何则？吾侪所认为元代重要史料如《元秘史》、《亲征录》……等书，魏柯辈得见，而明初史馆诸人不得见也。何谓再现者？例如罗马之福林，邦渒之古城，埋没土中二千年，近乃发现；故十九世纪末人所著罗马史其可信任之程度，乃过于千年前人所著也。例如殷墟甲文，近乃出土，吾侪因此得知殷代有两古王为《史记》、《三代》、《世表》所失载者，盖此史料为吾侪所见，而为司马迁所不得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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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特此也，又当察其人史德何如，又当察其人史识何如，又当察其人所处地位何如。所谓史德者：著者品格劣下，则其所记载者宜格外慎察。魏收《魏书》，虽时代极近；然吾侪对于彼之信任，断不能如信任司马迁、班固也。所谓地位者，一事件之真相，有时在近代不能尽情宣布，在远时代乃能之。例如陈寿时代，早于范晔；然记汉魏易代事，晔反视寿为可信。盖二人所及见之直接史料，本略相等；而寿书所不能昌言者，晔书能昌言也。所谓史识者：同是一直接史料，而去取别择之能力，存乎其人。假使刘知几自著一史，必非李延寿令狐德棻辈所能及；元人修《宋史》，清人修《明史》，同为在异族之朝编前代之史；然以万斯同史稿作蓝本所成之《明史》，决非脱脱辈监修之《宋史》所能及也。要而论之，吾侪读史作史，既不能不乞灵于间接的史料，则对于某时代某部门之史料，自应先择定一两种价值较高之著述以作研究基本选择之法，合上列数种标准以衡之，庶无大过。至于书中所叙史实，则任何名著，总不免有一部分不实不尽之处质言之，则无论何项史料，皆须打几分折头。吾侪宜刻刻用怀疑精神唤起注意，而努力以施忠实之研究，则真相庶可次第呈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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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论正误的鉴别法竟。次论辨伪的鉴别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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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伪法先辨伪书，次辨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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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者，其书全部分或一部分纯属后人伪作，而以托诸古人也。例如现存之《本草》号称神农作，《素问内经》号称黄帝作，《周礼》号称周公作，《六韬》《阴符》号称太公作，《管子》号称管仲作，……假使此诸书而悉真者，则吾国历史便成一怪物，盖社会进化说全不适用，而原因结果之理法亦将破坏也。文字未兴时代之神农，已能作《本草》，是谓无因；《本草》出现后若干千年，而医学药学上更无他表见，是谓无果。无因无果，是无进化。如是，则吾侪治史学为徒劳。是故苟无鉴别伪书之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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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愈古者，伪品愈多。大抵战国秦汉之交有一大批伪书出现，《汉书·艺文志》所载三代以前书，伪者殆不少。新莽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周礼》及其他古文经皆是。晋时复有一大批出现，如晚出《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其他各时代零碎伪品亦尚不少，且有伪中出伪者，如今本《鬼谷子》、《鹖冠子》等。莽晋两期，刘歆王肃作伪老手，其作伪之动机及所作伪品，前清学者多已言之，今不赘引。战国秦汉间所以多伪书者：（一）因当时学者，本有好“托古”的风气；己所主张，恒引古人以自重。（说详下）本非有意捏造一书，指为古人所作；而后人读之，则几与伪托无异。（二）因当时著述家，本未尝标立一定之书名；且亦少泐成定本。展转传钞，或合数种而漫题一名；或因书中多涉及某人，即指为某人所作。（三）因经秦焚以后，汉初朝野人士，皆汲汲以求遗书为务。献书者往往剿钞旧籍，托为古代某名人所作以售炫。前两项为战国末多伪书之原因，后一项为汉初多伪书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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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书有经前人考定已成铁案者，吾侪宜具知之，否则征引考证，徒费精神。例如今本《尚书》有《胤征》一篇，载有夏仲康时日食事，近数十年来，成为欧洲学界一问题。异说纷争，殆将十数，致劳汉学专门家天文学专门家合著专书以讨论。【4】殊不知胤征篇纯属东晋晚出之伪古文，经清儒阎若璩惠栋辈考证，久成定谳；仲康其人之有无，且未可知，遑论其时之史迹？欧人不知此桩公案，至今犹剌剌论难，由吾侪观之，可笑亦可怜也。欲知此类伪书，略清《四库书目提要》，便可得梗概，《提要》中指为真者未必遂真，指为伪者大抵必伪，此学者应有之常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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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伪书孔多，现所考定者什仅二三耳；此外古书或全部皆伪或真伪杂糅者，尚不知凡几。吾侪宜拈出若干条鉴别伪书之公例，作自己研究标准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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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其书前代从未著录或绝无人征引而忽然出现者，什有九皆伪例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名，虽见《左传》；“《晋乘》、《楚梼杌》”之名，虽见《孟子》；然汉隋唐《艺文》、《经籍》诸志从未著录，司马迁以下未尝有一人征引。可想见古代或并未尝有此书，即有之，亦必秦火前后早已亡佚。而明人所刻《古逸史》，忽有所谓《三坟记》、《晋史乘》、《楚史梼杌》等书。凡此类书，殆可以不必调查内容，但问名即可知其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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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例如最近忽发现明钞本《慎子》一种，与今行之《四库》本守山阁本全异；与《隋唐志崇文总目》、《直斋书录解题》等所记篇数，无一相符。其流传之绪又绝无可考。吾侪乍睹此类书目，便应怀疑。再一检阅内容，则可定为明人伪作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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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书不问有无旧本，但今本来历不明者，即不可轻信。例如汉河内女子所得《泰誓》，晋梅赜所上《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皆因来历暧昧，故后人得怀疑而考定其伪。又如今本《列子》八篇，据张湛序言由数本拼成，而数本皆出湛戚属之家，可证当时社会，绝无此书，则吾辈不能不致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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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书流传之绪，从他方面可以考见，而因以证明今本题某人旧撰为不确者。例如今所称《神农本草》，《汉书·艺文志》无其目，知刘向时决未有此书。再检《隋书·经籍志》以后诸书目，及其他史传，则知此书殆与蔡邕吴普陶弘景诸人有甚深之关系，直至宋代然后规模大具。质言之，则此书殆经千年间许多人心力所集成；但其书不惟非出神农，即西汉以前人，参预者尚极少，殆可断言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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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真书原本，经前人称引，确有左证，而今本与之歧异者，则今本必伪。例如古本《竹书纪年》有夏启杀伯益，商太甲杀伊尹等事；又其书不及夏禹以前事。此皆原书初出土时诸人所亲见，信而有征者。【7】而今本记伯益伊尹等文，全与彼相反，其年代又托始于黄帝。故知决非汲冢之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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