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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九 关于英雄造时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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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究竟是怎么一个面目呢？是由人创造的？还是人是被历史创造的呢？也就是说：究竟在历史上有必然性，还是人类有自由的选择权？在我们看来，这两者是一个混合的东西，从最初开始，就是纠缠在一起了。等到人创造了历史，历史就同样的加入了人类行为之中，变成了人类必须要考虑的因素。人类不再能摆脱他自己造下来的一些业，造下来的一些因，必须要拿这些因放入他四周围自然环境和自然遭遇里面，作为一个新的向度。人类创下了这许多业，创下了这许多因，人类在将来作决定的时候，要考虑到这许多过去的业，这许多过去的因，决定自己新的果和新的缘。这些因和缘已经无法避免，人类也不必避免。可是人类仍经常不断会有自己的意志，会有自己新的决定加入总和。人类自由意志的运用，不是在反抗或是取消历史造成的一些条件，因为历史也并不能够作为人类行为的唯一条件。除了历史因素以外，人类还有许多因素需要考虑的。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在这许多因素造成的错综复杂的图片中，选择他自己的某一种方向。每一个人做他当时当刻应做的选择，群体的大决定就是这许多个别决定的总和，而这些总和又变成了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变成了下一代要做决定时必须考虑的一些因素。人类究竟有一半是自己的主人，另一半的主权则属于过去的祖先，或者说，他过去的自己。他为自己播种，他也为自己收获；播种时他有某种程度决定权，收获的时候也有某种决定权。在我们看来，这就是历史上所谓自由与决定两者亘古未决的争辩之中，一个比较适当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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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这一点演变下去，我们可以不必再有更深的讨论，就可以自然的引导到一个所谓历史有没有定律这一个问题上。既然每一代的人类，每一个个人都应该有一些自由决定的意志，也常常有这种自由决定的意志，那么我们不能盼望人类的历史是遵照着某种决定的方向、规定的路线进行，也就是说：寻找永远有效的定律是徒劳的。我们习惯上认为太阳会从东方出，可是也未尝不可能在某一天，忽然太阳系到了结束的时候，太阳不再从东方起来。那么我们认为太阳从东方出这个定律，事实上只不过是许多事件屡次出现的叙述而已，这个叙述本身具有一种启发性，可并不具有约束力。假如我们要在历史上追寻一个具有约束力的规则，我们就必须要假定历史是有决定性的，是有某种决定力量的。可是，历史的决定力量事实上并不存在于某一个来源，或者某一个方向。那么我们也就不容易指望有这么一种历史的公式，让我们预见将来一定如何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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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然不能有一个公式，那么历史岂非不再是科学了吗？把科学假定为寻找公式、寻找定则的一种思考方式，是一个错误的定义。事实上科学应该只是一种合理的思维，系统的思维。在历史的研究上，系统的思维和合理的思维是照旧存在的。我们要有系统的在过去演变的许多事实中间，想办法探索出那些因和缘，排除自然或者其他人力没有办法控制的环境，看一看人自己造成的是一些什么？而自己造成的这些因素，又影响了些什么？也就是说追溯这些因和果，它们中间的一些支配的形态和发展的形态，但是并不就说这种支配与发展的形态必定会造成某种定理或法则。在我们讨论到因与果的变化形态及配合形态时，还必须要记取前面我们讨论因果关系时曾提到的论点：人类的行为是连续的，人群是广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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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既然只是人类行为的总记录，在这中间截取某一段或孤立某一段作为一个单元，从事史学研究工作者具有很大的决定权。这个决定权恐怕不是单单“兴趣”一词就可以说明的，我们不能够说我喜欢拿某一件历史事实切成这么一个单位，或喜欢拿某一个战争中间这几个小时作为一个单位；若有人竟如此想，那便完全是一种如意的想法，或是无谓的强辩。在切取这种单位，拿几种事情，拿一个时间的长度作为某一件事情的单位时，我们又往往必须考虑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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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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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 关于时势造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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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的俗话里面，我们常听见有人说某某人是落后了，某某人是超过他的时代。这种语气隐含着一个意义：某一个时代有它特定的因素，而这个人居然能脱开了这个时代。更常见的句子还有：某某事情是必然的，时势造成了如此；或者，这在历史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情。这种说法，就是我们现在所谓历史上的必然性。历史的必然与人类的自由意志是在史学上争辩不止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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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群人—我们甚至可以称之为历史论派—认为无所谓人类的性质，只强调人类的历史，一切人类的作为，事实上都决定于他过去的总和，也就是过去的历史的总和，这个历史的总和就决定了人的一切作为。这种历史学派是近两世纪来的产品，可是它的渊源可追溯到神的意志的不可违抗，追溯到西方基督教教义最盛时，中古时期上帝的城的降临是不可免的命运，人无论做什么事都不可能避免这个已决定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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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种学派的发展，可以说是从同一个根源来的，也就是现在一种逃避与消极的、被人误称为存在主义的思想。在存在主义的思想之下，过去没有意义，未来也没有意义，人类并没有活着的价值，人活着只是拖下去。严格讲起来，从存在主义真正的定义看，这种说法颇有加以商榷的余地，可是不幸这种思想在今天各地相当流行，在今日的台湾，这种存在主义思想也是相当流行的。他们认为人类只是历史下面一个很可怜的生物，人自己很少有可以做决定的地方，也很少有可以由他自己发生影响、发生作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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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以说也主张历史是已经命定了的。这一派中有很多分支。譬如说，唯物史观的一派，认为物质和生产工具决定了人类演化的阶段，没有一个进化的阶段是可以避免的。至少最后一个阶段，在他们认为是社会主义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否定了许多个人因素，认为一切人类的历史，不管是哪一种国家，哪一种民族，哪一种文化，都要遵循着一定的轨道去走，没有一个人可以跳出这个轨道之外。也有一些人认为地理是决定的因素，于是将历史的情况都归结到地理的条件而解释之。这种所谓归结于某一个原因的学派，为数是很多的，我们现在不容易一个一个的来细说。对于历史学上的种种学派，可以由商务印书馆丛书中一部西洋史学研究法的书去讨论，我们现在不用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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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个学派可以叫做循环论者，换言之，他们认为人类是注定了要一圈一圈、周而复始的走自己已经走过的老路。对于这种学派，最著名的如Spengler由西方文化的衰老而发展出来的一套理论，认为人类有生老病死种种阶段。这一派最近的典型就是现在很红的书：《历史的研究》。（固然这部书的作者汤恩比的理论，严格讲起来是和历史的循环论者不太一样的。不过其中的细节讨论，也应当可以在西洋史研究法中出现，我们不用在这里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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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上述的哪一种理论，总而言之，我们看见：或者是一个神，或者是一种力量，或者是一种法则，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好像历史就是整个在人类的掌握之外，人类变成了历史魔爪下无法逃避的一个很可怜的小动物。这种说法和过去曾流行的，如西方的Carlyle，或者是中国史家注重英雄个人的作为的传统，两者是太不相同了。在Carlyle的书中，他认为一切的作为，事实上都操之于少数的个人。中国的传统历史观，也往往决之于个人的行为，治乱都操之于少数人，也就是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种由个人决定造成历史的理论和上面所讲的历史的必然性的理论显然背道而驰。两相对比之下，我们可发现这两条路事实上都犯了偏执的毛病。没有一个人能够选出他自己的环境，也投有一个人能逃出他成长的过程以及成长过程中间发生的一些事件。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决定论似乎有很大的分量；换言之，人类是历史的产品。但从另一方面看，人类的历史是自然史中具有文化意义的一段。历史与自然史的差别在此：自然史是整个自然界的变化，其中并没有放进人类的自己行为，人类正如同许多生物的一分子；因此我们不能够说鸟类有很长的历史，除非说鸟类这种族的演化是具有很长的历史。假如用文化的意义来说，我们应当说人类历史的起源是文化的起源。在亿万年前，有一个猿人也许拣起了一个石块而灵光一闪，拿这块石头用来击打核桃，而第二次他又觉得同样的用石头还可以做同样的用处，甚至于他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用处，这正是人类历史的起源。在这位猿人开始用工具以前，他的环境正如他周围别的生物的环境一样，可是他创造了一个历史。在这种意义下面讲，我们不能说历史决定了他，而是他创造了历史。也就是说，历史决定论在历史刚起源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个很严重的困难：历史刚起头的时候并没有历史可以决定人类，而人类的性质，人类的行为居然就产生了。这个难题是历史决定论不容易跨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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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讨论所谓存在主义论。存在主义论者他们不承认过去具有意义，也不承认未来具有意义，对他们唯一具有意义的只是在今天。诚然，人类不是为过去而活，人类也不是为未来而活。不过今天假如是一个很短的时间，短得只有独立的分和秒，瞬间与瞬间各各独立，没有延续，那么我们根本不能谈任何生存。生存必须具有一个时期，具有一个时间的长度；只要有时间的长度，而时间之中前一个时刻与后一个时刻是延续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认识在延续之中有变化，而且变化必有其因素。一旦讨论到这个因素，我们就不能不讨论到历史中的人物；这些人物自己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周围？还是他们只是坐在那里一无所动一无所事，而听任环境来决定支配？这是存在主义者最大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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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一种因素决定历史的学派，其中有很多分派，不过这些分派可能都有相似处，都单独排出某一个单一的因素，认为这个因素比其他一切的因素具有更早的决定权，也就是说具有发动历史的力量。可是这个根本因素，我们往往会发现，追溯到最后的时候，并不是如此的自我发动。因为在这个时候，“根本因”仍须等待别的东西来触发。那么，那些触发的东西如果是别的因素，我们就不能说所谓“根本因”的那一个因素就是最后的原因了。有些学派，譬如说赞成地理决定论者，认为地理或是气候，或是人群居住的自然环境是决定这个地区人类历史和这个文化的最重要条件。可是大地不变，高山常青，四周围的环境变化，往往比环境中人的改变要缓慢，要微小。在这微小改变的舞台上，为什么这些剧中人物还有变动呢？为什么同一个长江大河中间的中国人，长江没有改变它的流量，大河也没有改变它的方向，可是中国在这多少年中遭遇了许多不同的命运，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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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历史决定的学派是所谓循环论。循环论者如Spengler那种用生物来比较的学派，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假若人类文化有生命的过程，假若生命的过程类似一个生物体的话，过程中间还必然会有许多其他的因素，例如新陈代谢或者别的自然的条件，影响到他的生命过程的长短与休咎。在一种文化或者一个社会，生老病死就只不过是一个现象，正如同任何一个生物体，生老病死只是一个现象，决定现象的必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这些因素方是解释变化的造因。也就是说循环论派只是提供我们一个现象的观察，事实上并没有提供我们一个答案。所以在循环派最近的一位大师汤恩比的理论里，有些文化是要死亡，有些文化是要重生，有些文化是要僵固在那里，有些文化要夭折，而有些文化要融入其他的文化成为其中一个支派。这一论点已根本的改变了历史决定论的论调，而加进了“人”自己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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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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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 史学与其他学科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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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开始注意到文化的问题，例如最近有不少史家借用文化人类学的观念来讨论正在形成中的全世界文化以及各文化如何在各处逐渐成形，还讨论在所谓近代化的过程中，文化转变怎样影响到本身具有特性的各个地方文化。在讨论这些资料时，不仅要讨论社会现象，同时还要顾虑到经济的因素对社会现象的影响如何；过去的文化背景对于适应方式有何影响以及各地观念形态又如何影响到他们的组织与适应的能力。凡此种种，本来是列入许多不同科目的课题：变成了统一在历史总题目之下无法分割的人类现象的各部分。我们拿这些现象列入一个讨论人类过去活动总记录的总图表中的各部分，而不作为分割成许多个别单独的现象来讨论。这种全盘性的讨论是近来历史无法避免的趋势。在讨论这些事时，过去大家对英雄人物的注意不免减轻了。个人的因素在历史演化的比重上虽然减轻了，但这并不是说个人行为，尤其领袖人物的行为，就完全存而不论了。相反，这种个人行为也往往在史家所需注意许多因素之中；不过，史家不再把个人行为作为唯一应当注意的对象。历史到此地步，范围就比以前更加扩大了许多，而范围的扩大，也使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同时也使所谓史料的定义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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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知识单纯记载一孤立历史事件时，历史学似乎并没有和许多其他学科发生关系的现象，至多历史是与文学有较大的关系而已。历史学始终在人文科学之中居一席地。这一席地，常是以文载史的。换言之，一支文辞优美的彩笔及其驾繁御简的表达能力，都是史家必须掌握的工具。因此中国史学评论家对于史笔一向是非常注意的。这并非仅因史笔良好的人，会将一件极繁复的事，很清楚地记载下来，更因为一支史笔能把一件事描述得娓娓动人，而不是枯干的流水账。显然地，我们在史学著作中看到不少良好的文学著作，甚至有些著作，与其说是历史作品，还不如说它是文学的创作。史家应用文学家的想象力、同情心和史料，使过去了的古人又重新活在他的笔下，甚至让古人说出话来，说出一些史家认为他应该说的话。在中国史书中，《史记》的《项羽本纪》有如此动人的描述。希腊史学家笔下的帕里克里斯（Pericles）也对群众说出具有永恒价值的葬词。这种传统直到今日还始终列为史家重要修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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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逐渐地，文学不是史家唯一的工具，史家必须开始掌握其他知识。当外交史开始成为史学的重要课题时，史家开始注意到战略地理；当经济成为历史所关切的课题之一时，经济上的一些现象就不容史家自居门外汉，史家不得不向经济学家请教，借用一些经济学上的理论，设法了解物价涨落、货币交换的现象，以及国际贸易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史家若要避免一种粗糙的假说，就不得不从经济学本身获得一些方法去找寻它们。相同的，历史包括社会史时，社会学上关于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与阶层的流动，人与人间的关系，都不再是史家自己能独力去发现的东西，而必须要从社会学家获取这方面的帮助。在文化成为历史的重要课题时，文化人类学上许多观念，如文化的借用，文化的改变，文化的发展，都成为史家不能独力寻找解答的一些工作。史家必须向文化人类学家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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