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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 二 春秋鲁郑晋三国官制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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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与战国制度做一对比，仍须指出一些春秋时代若干国家官制的特质。特质之一，是各国的制度异致。以《左传》所见记载最多的鲁国与晋国言之，鲁国似乎缺乏一些制度化的政府系统。公元前492年，鲁国一次大火灾，烧去了桓、僖两公的宗庙，救火的贵族纷纷来到火场，每一个人都下了一些不同的命令，接受命令的下级官员显然各有专司，如周人管理典籍，宰人管理礼书，校人掌马，巾车掌车；然而发布命令的大夫们之间，显然没有明确的协调，至少比之郑国在公元前573年大火灾时的表现为逊色。那一次郑国的大火，从火发到火熄，子产分配了一切的工作，儆戒的任务由贵族们率众担任，而小官也各有专司，包括司马与司寇的防护外宾、列居火道、府人库人注意府库。然而，郑国的制度虽然在子产的统辖下稍觉有秩序，依旧未有组织化的指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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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的情形就不同了，自从文公复国以后，各军的将佐是执政的卿，其中的中军元帅是确定的主要行政官，在将佐之外，每军还有军尉司马一类官属，及统兵的什吏—十夫长，因此公元前560年时，由于新军没有适当的将佐人选，怀缺不补，让新军的“什吏率其卒乘官属，以从于下军”。由这一段记载推论，晋国的军是一个有组织的结构，即使没有首长，这一个结构仍旧存在。晋国的行政组织就是军事单位，但是首长既然就是政吏，军也随之可能发展为一个行政系统。军的单位下有一些常设的僚属，行政组织大致也会有一个常设僚属系统的。晋国的政府大约包含了“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至于其详，则史阙有间，无从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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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制度在官僚组织的意义上，还有值得称道的一点，即是职务的迁转略有规律性。春秋列国的卿位，通常由若干大贵族家包办，以鲁国为例，三桓之中，季氏总是高踞首席，全鲁的权力分属三家，而三家未有在一个职位上轮替的现象，所谓“叔出季处”，是鲁国的常态。宋、郑、楚三国的卿位，也略可推究，普遍的迹象似乎是非制度化的任贤（或任力），换句话说，某一个职位因死亡或政变而出缺时，或以亲，或以贤，或以势，另一个贵族接替了这个位置。只有在晋国，各军的将佐有一定的迁转次序，除少数特例以外，躐等上升的情形不多，至少，每一个高级贵族都有过由较低职位升级的经历。举例来说，荀林父由中行，经过上军佐、中军佐，然后升为中军元帅；栾书曾担任过下军佐、下军将，因能超迁为中军元帅；赵武始佐新下军，稍迁将新上军，升上军将，然后由上军将升为中军元帅。《左传》及《国语》都记载了晋国郤至的故事，这位有功然而傲慢的贵族，立功时不过是新军的将领，当时晋国有中、上、下及新军，共四军，他的位置据说是“位于七人之下”，而他妄想要做执政的中军元帅，有人就警告他：“吾子则贤矣，晋国之举，不失其次。吾惧政之未及子也。”当别的国家未有任何显而易见的规律时，晋国的这种制度化，即使偶有例外，终是值得称道的。战国时不少发生在三晋的行政制度及观念，晋国在春秋时代的发展方向，毋宁有其历史上的亲缘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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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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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三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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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时代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从秦始皇在各地的刻石来看，他也有目的性的关怀，他是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其实与儒家思想不抵触。固然秦始皇强调守法，与儒家墨家的观念并无抵触，不过在整个治理过程，秦代文官制度终究只是工具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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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制度的本身可以继续运作，所以在秦始皇死后，整个帝国的运作仍持续着。甚至在过去西周共和时候，厉王被逐的十四年中周室也仍然维持得很好，就是因为即使是刚萌芽的阶段，略具雏形的文官制度仍能继续运作一段时间，而不致立刻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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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与汉朝都是state与society斗争的时候，尤其在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不管是朱家、郭解一类的游侠，或是大财主、地方豪强、旧日权势人物，甚至连功臣的子孙也是打击的对象。最后终究是国家得势，打散了社会势力。国家得胜的结果是发展出察举制度，以察举制度提升新的社会里的才智之士参政，使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有了沟通，也建立了国家的社会基盘。本来汉代帝权利用新的成分来打击社会上旧的成分，过了一段时候，察举变成“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之士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于是文官系统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为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这一个新的文官体系便不断传承下去。这个体系的运作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甄选的过程。选拔人才的过程，始终普及于全国各地，始终想用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找人才，也始终要使人才具备儒家意念。这一工具性和目的性兼具的文官体系在中国继续了两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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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文官体系的社会性格在选拔的过程中出现，它的国家性格和治理机构则在文官体系运作中出现，所以能够使国家与社会形成均衡，发挥制衡的功用。在选拔的过程中，选拔的方法逐渐趋于严格，汉代的察举最后形成世家大族独占，而隋唐的考试卷子是公卷，宋代改为弥封，到明清全国的考试中还有分区分榜，都是想要网罗全国人才，使野无遗才。而且分省分榜更具意义，这是为了顾全全国各地的社会性格。相反地，这一选拔方式也有国家的性格存在，运作时以制衡、考核为手段，不致滥用权力，也不致使组织完全瘫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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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体系所具有的目的的性格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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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地区的代表性，能网罗全国的人才，因此在与王权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并不落下风，所以说中国的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堆社会菁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培养文官制度，中国也同时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否则自从汉武帝打击社会经济势力后，社会上已无足够与王权抗衡的势力，而由国家自己培养出了制衡的力量，这也可说是辩证式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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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官体系在历史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而因为中国这么大，不管谁来统治，都一定要有一个文官体系来治理，即使外族进来亦有此需要。但倒过来讲，文官体系固然有制衡的作用，但也会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享有比他们人数比例为巨大的社会权力。他们既是社会上的菁英，也同时是过分享受权力和过分享受机会的人群。但这批人不是贵族，又不能称之为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社会上层权力边缘的人群，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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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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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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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动在当时已是人所周知的现象，但通盘的研讨似对于全貌更可有所认识。研究春秋现象自非用《左传》资料不可，然而《左传》经纬万端，所包括的人名无虑数千，一一胪列，势在难能。因此本文选择标准将以班固《古今人表》作为依据。班氏表中列名者有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区为九等，自上上至下下，按人品列等。其中六百四十八人在鲁隐之前，十三人在秦政统一之后。班氏自然并未尽列古人于表；事实上见于表内的人物大致有事迹可述，否则班氏也无法把他们区为九等。本文既然并不研究人物的道德行为，班氏的臧否褒贬因此并不致影响本文的选样。反之，班氏之表列人物正好可作为研究道德问题以外的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同时，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是碌碌无成之辈，选样不免犯失之过高的偏差，在本文作为期间比较是可以的，与别的时期或别的社会比较，就不能不顾及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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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中春秋及战国的人物共有一千三百十七人。为求资料来源单纯，易于比较计，只选了其中名字见于《左传》者五百十六人为春秋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百九十七人见于战国典籍而时间可考者为战国社会的研究对象。剔除在外的人物包括时间不可考者、妇女及国君。国君未计入社会研究的主要原因系为了国君的社会地位无升沉可言，纵然国君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有得失之时，国君的地位始终是不变的。本文既系社会研究，尤系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研究，把这一群包括于选样之内似无必要。妇女未被计入，实系由于人数过少难于计算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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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左传》的五百十六人则列入九代，每代三十年，第一年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后终于穆公四年（公元前464年），起讫与《左传》相终始。分代标准不能不是硬性而人为的。若某人只见记传一次，其时代较易处理；若见过多次则以其第一次及最后一次之间取其中间数以定其年代；若无确切年代可据为定点者则取其同时代人之年代为其年代。凡此必然引起若干困难，但为标准划一计，少数人物的参差，甚至错列，也难于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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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定凡列表内的人物大率有事迹可述；有事迹可述者，在历史上说来，应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有些人物也可能碰巧阑入，例如偶然被带到一笔的人物，这些人物自然难说有历史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列入研究范围的人数越多，这种阑入人物的数目越接近固定的比例数，其引致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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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另有庶人、卜史工商等等，因人数过少只占全部百分之十五，聊备一格而不予讨论。某人由某一阶层升入或降下至另一阶层时，其分类所属仍用原属阶层，借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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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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