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1673
历史分光镜 [:1707110742]
1707111674
历史分光镜 二三 中国文官制度的目的性与制衡性
1707111675
1707111676
秦始皇时代文官制度已极为庞大，极有效率，从秦始皇在各地的刻石来看，他也有目的性的关怀，他是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其实与儒家思想不抵触。固然秦始皇强调守法，与儒家墨家的观念并无抵触，不过在整个治理过程，秦代文官制度终究只是工具性的。
1707111677
1707111678
文官制度的本身可以继续运作，所以在秦始皇死后，整个帝国的运作仍持续着。甚至在过去西周共和时候，厉王被逐的十四年中周室也仍然维持得很好，就是因为即使是刚萌芽的阶段，略具雏形的文官制度仍能继续运作一段时间，而不致立刻分崩离析。
1707111679
1707111680
秦朝与汉朝都是state与society斗争的时候，尤其在汉武帝时大力打击社会势力，不管是朱家、郭解一类的游侠，或是大财主、地方豪强、旧日权势人物，甚至连功臣的子孙也是打击的对象。最后终究是国家得势，打散了社会势力。国家得胜的结果是发展出察举制度，以察举制度提升新的社会里的才智之士参政，使国家（state）和社会（society）有了沟通，也建立了国家的社会基盘。本来汉代帝权利用新的成分来打击社会上旧的成分，过了一段时候，察举变成“国家”和“社会”的桥梁，使各地的俊杰之士经过察举而进入政府，政府的政令也经由各地俊杰之士达到各地，而文官系统也同时获得了儒家意念，于是文官系统在由纯工具性蜕变成兼顾工具性和目的性的过程中，竟蜕变为自成一格的合理制度。这一个新的文官体系便不断传承下去。这个体系的运作本身并不要紧，要紧的是甄选的过程。选拔人才的过程，始终普及于全国各地，始终想用最公平合理的方式来找人才，也始终要使人才具备儒家意念。这一工具性和目的性兼具的文官体系在中国继续了两千年。
1707111681
1707111682
这时文官体系的社会性格在选拔的过程中出现，它的国家性格和治理机构则在文官体系运作中出现，所以能够使国家与社会形成均衡，发挥制衡的功用。在选拔的过程中，选拔的方法逐渐趋于严格，汉代的察举最后形成世家大族独占，而隋唐的考试卷子是公卷，宋代改为弥封，到明清全国的考试中还有分区分榜，都是想要网罗全国人才，使野无遗才。而且分省分榜更具意义，这是为了顾全全国各地的社会性格。相反地，这一选拔方式也有国家的性格存在，运作时以制衡、考核为手段，不致滥用权力，也不致使组织完全瘫痪。
1707111683
1707111684
文官体系所具有的目的的性格又造成另一种形势：文官体系与王权的对抗。照理说，文官体系应该与国家互补，但因为文官体系具有儒家意念的目的论，所以与王权实际上不断有对峙的紧张。专业的官员总是怀有儒家的理想，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时，国家的文官系统就会用社会的后援力来与王权对抗，这也是韦伯的工具性文官制度所缺少的成分。
1707111685
1707111686
由于中国的文官体系具有地区的代表性，能网罗全国的人才，因此在与王权对抗的过程中往往并不落下风，所以说中国的王权并不绝对专制。文官体系在国家与社会的对抗过程中，是主要的抗衡力量，具有特别的功能。又因为文官制度选拔的背后有一大堆社会菁英，他们受过专业训练，等着出仕，但能够出仕者往往只是其中少数，而未出仕的人仍留在社会的一端，站在儒家意念的立场，监督政府的作为。为了培养文官制度，中国也同时培养了一大群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带动社会来抗衡国家。否则自从汉武帝打击社会经济势力后，社会上已无足够与王权抗衡的势力，而由国家自己培养出了制衡的力量，这也可说是辩证式的发展了。
1707111687
1707111688
中国文官体系在历史上担任很重要的角色，而因为中国这么大，不管谁来统治，都一定要有一个文官体系来治理，即使外族进来亦有此需要。但倒过来讲，文官体系固然有制衡的作用，但也会造成社会上的特权阶级，享有比他们人数比例为巨大的社会权力。他们既是社会上的菁英，也同时是过分享受权力和过分享受机会的人群。但这批人不是贵族，又不能称之为统治阶级，他们只是社会上层权力边缘的人群，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最活跃的一群人。
1707111689
1707111690
一九八八年
1707111691
1707111692
1707111693
1707111694
1707111695
历史分光镜 [:1707110743]
1707111696
历史分光镜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1707111697
1707111698
社会变动在当时已是人所周知的现象，但通盘的研讨似对于全貌更可有所认识。研究春秋现象自非用《左传》资料不可，然而《左传》经纬万端，所包括的人名无虑数千，一一胪列，势在难能。因此本文选择标准将以班固《古今人表》作为依据。班氏表中列名者有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区为九等，自上上至下下，按人品列等。其中六百四十八人在鲁隐之前，十三人在秦政统一之后。班氏自然并未尽列古人于表；事实上见于表内的人物大致有事迹可述，否则班氏也无法把他们区为九等。本文既然并不研究人物的道德行为，班氏的臧否褒贬因此并不致影响本文的选样。反之，班氏之表列人物正好可作为研究道德问题以外的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同时，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是碌碌无成之辈，选样不免犯失之过高的偏差，在本文作为期间比较是可以的，与别的时期或别的社会比较，就不能不顾及偏差了。
1707111699
1707111700
班表中春秋及战国的人物共有一千三百十七人。为求资料来源单纯，易于比较计，只选了其中名字见于《左传》者五百十六人为春秋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百九十七人见于战国典籍而时间可考者为战国社会的研究对象。剔除在外的人物包括时间不可考者、妇女及国君。国君未计入社会研究的主要原因系为了国君的社会地位无升沉可言，纵然国君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有得失之时，国君的地位始终是不变的。本文既系社会研究，尤系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研究，把这一群包括于选样之内似无必要。妇女未被计入，实系由于人数过少难于计算之故。
1707111701
1707111702
见于《左传》的五百十六人则列入九代，每代三十年，第一年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后终于穆公四年（公元前464年），起讫与《左传》相终始。分代标准不能不是硬性而人为的。若某人只见记传一次，其时代较易处理；若见过多次则以其第一次及最后一次之间取其中间数以定其年代；若无确切年代可据为定点者则取其同时代人之年代为其年代。凡此必然引起若干困难，但为标准划一计，少数人物的参差，甚至错列，也难于顾及了。
1707111703
1707111704
本文假定凡列表内的人物大率有事迹可述；有事迹可述者，在历史上说来，应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有些人物也可能碰巧阑入，例如偶然被带到一笔的人物，这些人物自然难说有历史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列入研究范围的人数越多，这种阑入人物的数目越接近固定的比例数，其引致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减少。
1707111705
1707111706
本文的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另有庶人、卜史工商等等，因人数过少只占全部百分之十五，聊备一格而不予讨论。某人由某一阶层升入或降下至另一阶层时，其分类所属仍用原属阶层，借便讨论。
1707111707
1707111708
一九六二年
1707111709
1707111710
1707111711
1707111712
1707111713
历史分光镜 [:1707110744]
1707111714
历史分光镜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1707111715
1707111716
公子之属，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参密勿，出总师旅；君位之定，每须咨询贵公子；国际会盟，也通常由身为卿大夫的公子担任折冲樽俎的任务。在附录人名分期表中，第一类即是公子集团。由他们在春秋的作为看来，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有的襄助国政，有的觊觎君位；而在后期则直接有政治活动的公子愈来愈少。这种说法，由于活动的重要性难于以一定尺度衡量，当然显得太笼统。以比较确定的说，未再见公子担任正卿者。同期以下，公子列名于班表的也未见曾立卿族于母国者。
1707111717
1707111718
1707111719
1707111720
1707111721
公子集团人数比例和卿大夫及士两个集团对比也显示下降的趋势。自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以后，公子集团的人数比每每在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下。下降的曲线由第二期（公元前692年至663年）即开始，由百分之五十三骤跌至百分之十九点五。由第三期到第六期，比率始终徘徊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间。在第四期时，比率跌落到百分之十，同时期也正好是卿大夫集团上升的时期。这下降的曲线似乎表示公子集团的重要性及活动性随时遽减，政治活动的重心由统治的公室转移入大夫集团。（参见附表一。）
1707111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