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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四 以班固《古今人表》考察东周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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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变动在当时已是人所周知的现象，但通盘的研讨似对于全貌更可有所认识。研究春秋现象自非用《左传》资料不可，然而《左传》经纬万端，所包括的人名无虑数千，一一胪列，势在难能。因此本文选择标准将以班固《古今人表》作为依据。班氏表中列名者有一千九百九十八人，区为九等，自上上至下下，按人品列等。其中六百四十八人在鲁隐之前，十三人在秦政统一之后。班氏自然并未尽列古人于表；事实上见于表内的人物大致有事迹可述，否则班氏也无法把他们区为九等。本文既然并不研究人物的道德行为，班氏的臧否褒贬因此并不致影响本文的选样。反之，班氏之表列人物正好可作为研究道德问题以外的任意选样（Random Sample）。同时，由于这些人大都不是碌碌无成之辈，选样不免犯失之过高的偏差，在本文作为期间比较是可以的，与别的时期或别的社会比较，就不能不顾及偏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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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表中春秋及战国的人物共有一千三百十七人。为求资料来源单纯，易于比较计，只选了其中名字见于《左传》者五百十六人为春秋社会的研究对象，一百九十七人见于战国典籍而时间可考者为战国社会的研究对象。剔除在外的人物包括时间不可考者、妇女及国君。国君未计入社会研究的主要原因系为了国君的社会地位无升沉可言，纵然国君的政治权力及经济利益有得失之时，国君的地位始终是不变的。本文既系社会研究，尤系社会变动（Social Mobility）之研究，把这一群包括于选样之内似无必要。妇女未被计入，实系由于人数过少难于计算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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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于《左传》的五百十六人则列入九代，每代三十年，第一年始于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最后终于穆公四年（公元前464年），起讫与《左传》相终始。分代标准不能不是硬性而人为的。若某人只见记传一次，其时代较易处理；若见过多次则以其第一次及最后一次之间取其中间数以定其年代；若无确切年代可据为定点者则取其同时代人之年代为其年代。凡此必然引起若干困难，但为标准划一计，少数人物的参差，甚至错列，也难于顾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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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假定凡列表内的人物大率有事迹可述；有事迹可述者，在历史上说来，应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然而有些人物也可能碰巧阑入，例如偶然被带到一笔的人物，这些人物自然难说有历史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列入研究范围的人数越多，这种阑入人物的数目越接近固定的比例数，其引致错误结论的可能性也可以因此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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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研究方式系以不同的社会群体相比较，由其历史性人物的多寡，及在诸群体总和中所占比例的增减，以觇见各该群体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至于春秋的社会群体，以横切面言之，分为公子、卿大夫、士三层；另有庶人、卜史工商等等，因人数过少只占全部百分之十五，聊备一格而不予讨论。某人由某一阶层升入或降下至另一阶层时，其分类所属仍用原属阶层，借便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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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五 东周时公子阶层的社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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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之属，身隶玉籍，职任亲贵，入参密勿，出总师旅；君位之定，每须咨询贵公子；国际会盟，也通常由身为卿大夫的公子担任折冲樽俎的任务。在附录人名分期表中，第一类即是公子集团。由他们在春秋的作为看来，早期的公子们直接参预政治，有的襄助国政，有的觊觎君位；而在后期则直接有政治活动的公子愈来愈少。这种说法，由于活动的重要性难于以一定尺度衡量，当然显得太笼统。以比较确定的说，未再见公子担任正卿者。同期以下，公子列名于班表的也未见曾立卿族于母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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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集团人数比例和卿大夫及士两个集团对比也显示下降的趋势。自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以后，公子集团的人数比每每在总人数百分之十以下。下降的曲线由第二期（公元前692年至663年）即开始，由百分之五十三骤跌至百分之十九点五。由第三期到第六期，比率始终徘徊于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六间。在第四期时，比率跌落到百分之十，同时期也正好是卿大夫集团上升的时期。这下降的曲线似乎表示公子集团的重要性及活动性随时遽减，政治活动的重心由统治的公室转移入大夫集团。（参见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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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与国家间密切联系终止；公子王子不复因其身份自动的获一部分统治权力，正以显示此点。在春秋末世，除楚国外，诸国公子不复是各国的执政者。大多数的公子可能仍得到封邑，衣食可以无虞。但他们处理国事的重要性已不能与春秋初期同日而语。公子集团权力与重要性递衰仅是秦始皇最后废除封建的张本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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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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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二六 东周时士阶层的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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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的身份为大夫的家臣和武士。士可能世代是士，也可能是大夫庶孽不能承宗而变为士。士可能在本宗本族服役，也可能被雇于其他宗族。以人数论，士应该超过公子和大夫很多，但是位置卑下，不足称道，史家笔下很少带到。在班固《古今人表》中，第一第二两期不见士的踪迹；直到第三期（公元前662年至633年）以后，士方见于经传。由第三期到第六期间，活动而见于记载的士都只是平平常常的家臣的武士。可是在第七期（公元前542年至513年），士集团包括了一位志在张公室而叛季氏和南蒯。一个邑宰可以据邑称兵，其实力就可想而知了。专诸刺吴王也开了后世战国侠士的风气。第八期（公元前512年至483年）有一位最了不起的人物崛起于士集团。孔子生于士的家庭，少时做过许多“贱事”，但是晚年显然已升入不能徒行的大夫之列。他的弟子替他扬声于天下，死时已成为鲁国的元老，但是他自己的社会地位似乎从未超过下层的大夫。孔门弟子中有为家宰的子路，有统率鲁国军队半数的冉有，和他的车右樊迟。他们的出身则都是士。家臣中最成话柄的自是阳虎。他以陪臣执国命，成为鲁国实际统治者达五年之久：鲁国的季氏在他掌握之中，孟氏和叔孙更不必提了。士集团中爬得最高的要算孔子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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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集团在每一期的人数都不多，但是增加的趋势则显而易见。自第三期开始有士而后，士在每期全人数的百分比由百分之一至百分之八，最后两期则达到百分之十六和百分之二十二。不仅士集团在最后二期有上升现象，同时大夫集团有显著的下降趋势。这一尖锐的对比暗示部分的权力由大夫转移到士的可能倾向。阳虎和董安于的个例正可补充说明这种一般性的结论。假使士集团和大夫集团重要性的相对地位继续以同一轨迹发展下去，这两条曲线大约可在第九期结束后不久相交。在这个交点应可看到春秋大夫集团的崩溃和士集团的获得优势地位。可惜春秋战国间在《左传》结束之后有一片空白，史阙有间，只好付诸阙如。国史上这一决定阶段就不免成为难答的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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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史料可考时，国史上出现完全与春秋面目不同的时期。重要的改变趋于完成。班固的《古今人表》将用来讨论社会上的“新人”，或出身寒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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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新人”的标准如次：第一，没有正面的证据提起他是任何贵族家庭的成员或亲属；第二，姓氏不是巨家大族的姓氏；第三，姓氏中不包含官衔或称号，因为很多“以官为氏”的人有贵族祖宗；然有一点必须记住，有贵族姓氏的人，或“以官为氏”的人，可能是没落王孙，早就沦为齐民，除了旧姓氏外已一无所有。本文设立第二和第三两条标准，目的只是更为矜慎，避免不小心把贵裔算在“新人”之列，但是史阙有间，其未被发觉者当仍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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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略）是春秋战国两时代“新人”的对比。表中可以看出，在公元前464年以前，来历不明者的百分比平均数为总人数百分之二十六；彼时以后则平均数达百分之五十五。如果在总人数中剔除不可能来历不明者的公子，则春秋战国两时代来历不明分子百分比平均各为百分之三十二及百分之六十。这个对比显示战国时社会上的流动性倍于春秋时代。尤须注意者，这个趋向，再加上春秋期大夫集团的衰落，或可表示不特在战国初期社会有高度流动性，而且前一时代显赫的大夫集团已完全崩溃。那些旧家的消失可以是列国兼并的后果；小国被合并于大国之后，其卿大夫的家族也就无所附丽了。不过，假如原来的社会秩序依然当令，新的家族应当由新贵继续产生，以补故家留下的空缺。但是对战国宰相的背景作一调查后，本文发现这种新兴巨族的迹象实在微乎其微。简而言之，在战国似乎不仅是单纯的存在着阶级间更自由的流动性，而且尤须看作旧有社会分化层的消失和新分化层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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