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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一 士大夫对政权的依附与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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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讨论文化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中国文化在于士大夫，文化力量与社会力量的结合也在于士大夫。宋明以后，中国士大夫文化阶层的性质有了改变。唐代行科举制以后，士大夫为国家揽于彀中；但是，具体的变化在宋代以后始逐渐发生。南北朝时，天子可以命官，却不能封士大夫。士大夫的资格决定于大族的力量。士大夫的身份、社会地位是继承而来的；然而宋明以后，士大夫的身份却由科举功名而生。场屋不利，不得意的秀才多得很；即使得意的也需耗上十年寒窗才能脱下青衫换紫袍。士大夫透过文官制度变成政治力量的附庸。士原是中国最有独立自主力量的社会群，现在却附丽在政治力量上面。正如萨孟武先生指出，近代知识分子已没有独立谋生、求得一粥一饭之饱的本钱；知识分子仰人鼻息，自然不能有任何自主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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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自宋以后，中国的士大夫依附国家、依附政治；相对来说，士大夫也还有一些特殊的力量可以制衡君权。国家虽有凌驾社会力量的优势，但是国家的力量是建立在地方权与文官权双重结构之上的。中国的官与儒家意念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他们是有“信仰”、有思想立场的社会精英，不是为生活而奔波的雇员群。这些文官固然是谋求禄位权势的现实分子，却也秉持用进退藏的原则，为实现儒家理想而出仕，并时时以儒家理想为尺度，绳墨实际的政治。这些文官有集体的实力可以制衡君权；又有自主的科举不断补充新血。从科举制度衍生的文官制度既是政治力量，也是社会力量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分野有一段是重叠的，有一段则是对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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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读书人可以进，也可以退。在朝，他可以抗争，但是抗争的力量不大。真正有力量的抗争是在辞官归故里，不再为五斗米折腰的时候。这种情况，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读书人不依靠政治力量，全凭学问与良知针砭纠弹实际的政治。在明代，读书人多多少少有些不靠政府的自立性；于是，在明代政治腐败、国家机器衰败的时候，民间的社会力量可以昂然抬头。东林、复社便是这种力量的代表。这种机会在中国历史上不多见，常见的是社会力量与国家政治力量之间的分合。在微妙的平衡下，政治与社会可以合，也可以分。更微妙的是，在君权过分干涉文官制度时，文官制度的运作随之失灵，甚至瘫痪；国家权力遂为之不张，社会力量却站起来了。可以假定中国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对抗不是两极的平衡，而是三方面的平衡。在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中间有一层文化力量。知识分子的影响在于文化力量透过社会力量发挥制衡政治力量中的君权。反之，如果文化力量有单独发挥的机会，则又是思想内向转化的时候。思想一旦脱离社会，像宋明思想减少对社会的关怀，强调个人内心的反省，强调个人的道德，则文化力量制衡政治力量的机缘随之而减少了。与汉代知识分子社会参与性很强的情况对比，宋明以后知识分子强调内省导致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相对减弱。明清以来社会力量有可以发挥的机会，士大夫反而不能配合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平衡政治力量。这两者之间的升降消长，颇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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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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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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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以技艺与才能向统治者提供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可称之为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其技艺与才能实际上是一种商品，统治者以利禄作为商品的代价。中国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正是很恰切的比喻。凡是商品交易，都将受市场供应律的决定。战国时列国均须有人服务，“买主”多，则士贵。汉初有诸侯王作为中央政权以外的竞争者，士犹有可以抉择处。到大一统的局面逐步形成，天下只有一个服务的对象，“买主”只有一个了，“士”的地位就低落了。因此，东方朔遂有一段著名的牢骚：“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总之，士若只以知识为商品，其不受大一统的统治者钳制，几乎不可能。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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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提供对于世间事物的解释。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追寻解释与贯穿组织散乱的解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解释，整个宇宙将在零乱之中，失去意义。人生价值也将因宇宙缺乏意义而无所附丽。先秦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谈以学问重点分类，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又加上纵横、农家、杂家及小说家。司马谈的六家，选择甚为有道理，都为了建立某种秩序，以统摄包容散乱的现象：阴阳家为了自然的秩序，儒家为了人伦的秩序，墨家为了宗教的秩序，名家为了逻辑的秩序，法家为了统治的秩序，道家反秩序，却也有一种反秩序的秩序。相形之下，刘歆加添的四家，至少三家是实用的技艺或琐碎的知识（至于杂家另作别论），换句话说，太史公《六家要旨》包括的几派知识分子，原已有一定的规模与气象，足当前述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解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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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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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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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间的桥梁中最要紧的一道是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汉代贤良方正和其他特科的察举在武帝以前及以后都有过许多次。劳贞一师已有丰长研究，兹不赘述。武帝还曾在有名的元朔元年诏书中规定，每郡必须举荐一人，“不举孝”及“不察廉”的二千石都须受罚。然而，武帝以前的贤良方正一类选出来的人物，虽也委任为常侍郎中，却未必都担任实际的职务，如《汉书 • 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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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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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由各方征来的贤良方正只成为宿卫之臣，也就是说与“保宫”中的质子差不多，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政府构成分子的新血液。两汉各科的察举似乎都不是定期的，往往每隔若干时候，政府下一次诏令，说明目前须察举的何种人才及命令某种官吏负责察举。若这些是定期举行的常例，就不必每次特地下诏了。只有元帝永光元年曾有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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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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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贞一师引《汉官仪》的西汉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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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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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氏据此以为“四科”即是孝廉的察举标准，纵与永光诏书所列四条不尽一致，却只为了前后衍变而有不同。劳氏虽未明说，显然认为永光诏书也是指明孝廉的察举科目。永光诏书规定丞相御史以此举士，光禄以此每年科第见在郎及从官。虽然丞相是否每年察举，不得而知；由同一诏令光禄须每年考校，可以推知丞相察举也当是每岁举行的。更主要者，自此以后，诏书只书举茂才、贤良、直言等项，未再见专以孝廉为对象者。也许，自永光以后，孝廉成为常科了。孝廉之成为岁举恐怕还是由每年郡国上计的制度发展而来，如《汉书 • 儒林传》载武帝元朔五年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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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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