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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二 知识的用途在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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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以技艺与才能向统治者提供服务的知识分子，我们可称之为专业性的知识分子，其技艺与才能实际上是一种商品，统治者以利禄作为商品的代价。中国俗语，“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正是很恰切的比喻。凡是商品交易，都将受市场供应律的决定。战国时列国均须有人服务，“买主”多，则士贵。汉初有诸侯王作为中央政权以外的竞争者，士犹有可以抉择处。到大一统的局面逐步形成，天下只有一个服务的对象，“买主”只有一个了，“士”的地位就低落了。因此，东方朔遂有一段著名的牢骚：“夫苏秦、张仪之时，周室大坏，诸侯不朝，力政争权，相禽以兵，并为十二国，未有雌雄，得士者强，失士者亡，故谈说行焉。身处尊位，珍宝充内，外有廪仓，泽及后世，子孙长享。今则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慑，诸侯宾服，连四海之外以为带，安于覆盂，动犹运之掌，贤不肖何以异哉？遵天之道，顺地之理，物无不得其所；故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众，竭精谈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苏秦、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总之，士若只以知识为商品，其不受大一统的统治者钳制，几乎不可能。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自己争取另一条安身立命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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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良知，为社会提供对于世间事物的解释。知识不是商品，而是追寻解释与贯穿组织散乱的解释。没有这种系统性的解释，整个宇宙将在零乱之中，失去意义。人生价值也将因宇宙缺乏意义而无所附丽。先秦的知识分子，据司马谈以学问重点分类，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据刘歆《七略》又加上纵横、农家、杂家及小说家。司马谈的六家，选择甚为有道理，都为了建立某种秩序，以统摄包容散乱的现象：阴阳家为了自然的秩序，儒家为了人伦的秩序，墨家为了宗教的秩序，名家为了逻辑的秩序，法家为了统治的秩序，道家反秩序，却也有一种反秩序的秩序。相形之下，刘歆加添的四家，至少三家是实用的技艺或琐碎的知识（至于杂家另作别论），换句话说，太史公《六家要旨》包括的几派知识分子，原已有一定的规模与气象，足当前述知识分子为社会提供解释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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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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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三 汉代察举制度起连接上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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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间的桥梁中最要紧的一道是孝廉和博士弟子员的察举。汉代贤良方正和其他特科的察举在武帝以前及以后都有过许多次。劳贞一师已有丰长研究，兹不赘述。武帝还曾在有名的元朔元年诏书中规定，每郡必须举荐一人，“不举孝”及“不察廉”的二千石都须受罚。然而，武帝以前的贤良方正一类选出来的人物，虽也委任为常侍郎中，却未必都担任实际的职务，如《汉书 • 贾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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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陛下念思祖考，术追厥功，图所以昭光洪业休德，使天下举贤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今从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与之日日猎射，击兔伐狐，以伤大业，绝天下之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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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些由各方征来的贤良方正只成为宿卫之臣，也就是说与“保宫”中的质子差不多，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政府构成分子的新血液。两汉各科的察举似乎都不是定期的，往往每隔若干时候，政府下一次诏令，说明目前须察举的何种人才及命令某种官吏负责察举。若这些是定期举行的常例，就不必每次特地下诏了。只有元帝永光元年曾有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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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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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贞一师引《汉官仪》的西汉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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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甲寅诏书：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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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氏据此以为“四科”即是孝廉的察举标准，纵与永光诏书所列四条不尽一致，却只为了前后衍变而有不同。劳氏虽未明说，显然认为永光诏书也是指明孝廉的察举科目。永光诏书规定丞相御史以此举士，光禄以此每年科第见在郎及从官。虽然丞相是否每年察举，不得而知；由同一诏令光禄须每年考校，可以推知丞相察举也当是每岁举行的。更主要者，自此以后，诏书只书举茂才、贤良、直言等项，未再见专以孝廉为对象者。也许，自永光以后，孝廉成为常科了。孝廉之成为岁举恐怕还是由每年郡国上计的制度发展而来，如《汉书 • 儒林传》载武帝元朔五年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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郡国县官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常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第可以为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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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汉书 • 黄霸传》，记宣帝时张敞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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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令贵臣明饬长吏守丞，归告二千石，举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务得其人……”天子嘉纳敞言，召上计吏，使侍中临饬如敞指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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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吏上京时，大约把察举的名单一并带去，于是孝廉就变成岁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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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廉是可以即刻进入政府的，而与计吏相偕的那些博士弟子员，也可以算得上一条次要的人才登庸途径。正式的博士弟子员额更经过昭帝由五十人增为百人，宣帝由百人增为二百人，元帝增至千人，成帝增至三千人；郡国并置五经百石卒史。中央的太学，配合上武帝以后郡国仿文翁在蜀所设地方学校，使西汉人才之在郡国者不仅有了孝廉的登庸机构，又有了正式的训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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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以后，地方上智术之士可以期待经过正式的机构、确定的思想和定期的选拔方式，进入政治的权力结构中，参加这个权力的运行。纵然这时其他权力结构，如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都已经服属在政治权力结构之下了；一条较狭，但却远为稳定的上升途径反使各处的俊杰循规蹈矩的循序求上进。于是汉初的豪杰逐渐变成中叶以后的士大夫。对于任何权力结构，老百姓能否接受是这一结构是否能成为稳定和合法的第一要件；而老百姓中俊杰分子能否有公开的途径被选参加这一机构，则是老百姓愿否加以接受的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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