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12030
历史分光镜 三四 汉代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
1707112031
1707112032
知识分子的定义是受过教育的人士，因此知识分子必然有另一项社会功能，即在于知识的追求及知识的传授。本文将由知识分子的学术活动分析其类型。
1707112033
1707112034
第一类是文学家，如司马相如一类人物，以辞藻之美为文学侍从，别无其他知性活动。不过在《后汉书 • 文苑传》中的文学家，则无复如西汉辞赋作者那样的专业性了。
1707112035
1707112036
第二类是经学家，其中当包括两《汉书 • 儒林传》的全部人物，并兼及马融、郑玄、贾逵诸人。自从五经立博士以后，每经各有立于学官的几家师说。经古文今文学派之争，事实上涉及意识观念少，涉及禄位利权者多。儒家典籍，因为排斥百家而取得了经典的地位（纬书是神圣传统的衍生物，故不另论）。一旦成为经典，必有其相应而生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于是经学家最重师承，以保持其神圣传统。经学每多在一个家族中屡世继承。西汉如此，东汉也如此。欧阳氏传《尚书》，一家担任博士八世之久。经学传统也因此一方面具有保守的特征；另一方面，支派曼衍，越分越细，重训诂辞章，而失落了经学义理的本旨。《汉书 • 艺文志》有一段评论：“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交，至于二三万言。”
1707112037
1707112038
烦琐之极必有反正。汉世两次由皇帝召集经学会议，一次在宣帝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临制决焉”；又一次在章帝建初四年，也为了“《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大夫、博士、议郎、议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最后皇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均是由皇帝以政治权威肯定经典的权威。
1707112039
1707112040
另一方面，又有若干不拘守家法的通儒，如马融、郑玄诸人都兼通数经，担起综合的责任，贯通各家异文，甚至打破今古文的界限，使经文通读恢复本来面目。除郑、马二人以外，郑兴、郑众、范升、贾逵，也当属于这一类综合工作者之中。在经典因为信仰而居于神圣地位时，学者持守传统甚严，这种综合的工作殆不可能。但一旦经典因烦琐而必须乞灵政治权威肯定其地位时，这一番整理梳爬的工作反而有其必要了。
1707112041
1707112042
经学家的职业大抵为讲学教授。立于学官任博士的经学家讲学于太学。其支派弟子则为私家讲学。一位大师，弟子少则数百，多则逾千成万。尤以东汉为盛。据《汉书 • 儒林传》赞：“一经说至百万余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后汉书 • 儒林列传》论：“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对比两书，西汉大师中只有《申公传》中有弟子千余，眭孟有弟子百余人。而在东汉《儒林列传》中，几乎触处均有成千累百的弟子。由此也可见东汉知识分子的众多及活跃。
1707112043
1707112044
第三类为著作家，包括所有有创作的学者。其中当然又可大别为两个分类。一是博学多闻，整理已有的知识。如刘歆之整齐旧书，班固、蔡邕之史学著作，甚至桓宽之《盐铁论》，桓谭之《新论》，都当归入此类。另一类则是有创见的著作，如：《淮南子》，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太史公之《史记》及扬雄之《太玄经》，甚至《京房传》，延寿之卦气理论，此类作者志在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立一家之言。两类相比，第一分类撰述为主，其方法是历史性的；第二分类则往往是形而上学的著作，方法是哲学的。即如《史记》，明明是史学作品，但太史公的抉择出于自己历史哲学的观点，组织也戛戛独造，前无古人。凡此著作家，倾向于创造性的学术活动。扬雄尤为其中最有创作能力者。《太玄经》虽说仿《易》，但以玄代道，以数字象征代表现象，组织一个以数字为语言的形上学以解释宇宙的本体与变化。
1707112045
1707112046
第四类则是方术之士，汉代的方术包括星象历算医药以至风角占卜，《汉书 • 艺文志》列有方术三十六家。其实还可加上农家如《氾胜之书》等。这些著作大抵可以相当于今日所谓科技类的作品（风角占卜在今日为迷信，在古代则也是原始科学的一部分）。其作者则只有张衡稍有事迹可考，他的天文理论及技术也足以称道。论方术之士的社会地位，除张衡本身别有功业外，大致都不甚高，或倡优畜之，或在市肆逐微末之利。
1707112047
1707112048
第五类则是批评家，如王充，而扬雄、桓谭也常有对学术的批评。《论衡》一书其论据未必服人，攻击精神则十分勇猛。王充不依傍学派，疾忌虚妄，重视知识。虽然其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不必如胡适之先生所强调的重要，仍不失为着重知性的知识分子。
1707112049
1707112050
今日知识分子在学术工作上的任务，以追求知识最为首要。知识的累积是由已知求未知，其中包括整理旧学、探索新知两个阶段。但是在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整理旧学（已知）只是为了由已知更迈进一步。另外一面，在任何神圣传统下，学问不是为了探索未知，而是在肯定神圣传统已经是圆足的前提下，重新组合神圣的内容，其目的在为先圣立言，搜寻未发挥的意义，以及引申神圣传统未解释经典未载的事物或现象。这种知性活动，当可称为求智慧。智慧与知识实在是不同的。智慧求圆足，知识则不以圆足为其特点。以此标准，汉代经学家一型的学术活动，当属求智慧，只有创作家的分型，虽然往往是形而上学的思想家，其知性活动有求知识的趋向。不过董仲舒、扬雄的创作也在求取一个圆足的系统，其目的仍是为了智慧。王充对于神圣系统的知性活动取怀疑的态度，是有所破；但是他的《论衡》中并未有所立，这也是受其时代的限制了。至于文学及方术二类人物，前者追寻的是文字的表现艺术，后者以实用为目的，求知识只是手段而已。
1707112051
1707112052
汉代知识分子的主流，由其知性活动的性质说，与今日的知识分子并不同科，在政治活动的角度来看，汉代知识分子逐渐肯定了一个理想的秩序，因此可以自己悬道德为个人修养的鹄的，也因此可以用理想世界来督责现实世界。知识分子与官僚组织的结合，则一方面赋予知识分子扩大影响力的机会，另一方面也使知识分子的视野永远被局限在政治活动的范畴内了。神圣传统与政治视野相重叠的结果，汉代的知识分子虽有空前的影响力，虽有十分优越的教育机会，使知识分子扩大与延续，然而知性的活动势必表现为保守的与排他的，能“炒冷饭”，而不能以大批受教育的知识分子，以开放与批判的精神，领导文化走向更高层次。汉代的知识分子因为浓重的政治趋向而获得社会上无可否认的领袖地位，但是这番胜利也限制了此后的发展。这也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两难之局，由汉代直到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始终受困于这个难题。
1707112053
1707112054
一九八二年
1707112055
1707112056
1707112057
1707112058
1707112060
历史分光镜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1707112061
1707112062
汉代知识分子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继承人，以儒法二家尤为重要。儒家与法家都以改革政治为其使命，因此汉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有无法割舍的兴趣。正是儒家的士（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政治的特征，这是本文必须包括政治性角色的主要原因。
1707112063
1707112064
最早出现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孙通一类人物，以其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威服务。此种人物可称为政治权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孙通之流，明礼仪知掌故的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内。事实上，这一类型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成员，符合韦伯所谓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专家们并不具有任何个人的理想，可以为任何掌握统治机器的权威服务。规章条例繁杂苛细，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处理政府簿书，已非专才不可。因此汉代法律与经学一样均多世家，父子相继，家世传授，西汉的于氏，东汉的郭氏，均是以律法传家，甚至地方吏掾，也有世袭的情形。同理，礼学专家也多世袭，如普徐氏世为礼官大夫，也是由于礼仪复杂，非素习不能。这一类型的人物，以知识为换取禄位的工具，夏侯胜每讲授，常告诉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知识只是商品而已。
1707112065
1707112066
第二类是理想型，如董仲舒一类知识分子，努力建立一套理论，希望用知识多少约束节制政治的权威。此中第一流人物，如贾谊，辕固生等人，颇能因为有道德勇气而不轻易屈服者，是以贾谊曾说：“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其中特出的极端人物，则是眭孟、夏贺良、京房诸人，持守理想，以至用理想要求皇帝退位。其次也可以儒家理想，纠弹现实政治，萧望之、鲍宣之类为数甚多。然而汉代的理论系统仍以维护君主政体为前提，因此儒家理想往往不免迁就专制政体。即使大儒如董仲舒，以及第一个拜相的儒生公孙弘都不免以儒术缘饰。西汉晚期的名相翟方进，以儒学起家，在朝方正，豪强侵服，然而仍不能自免于希旨以固位的毛病，所谓“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是以班固在几位儒家丞相合传的传末感叹：“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以上二类政治性知识分子，事实上均为官僚组织的一部分。汉代的知识分子中，这二类无疑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是眭孟诸人不多见耳。
1707112067
1707112068
在知识分子获得极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有若干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想的世界来绳墨现实世界，这是第三类的角色，可称之为批评性的角色。在西汉时，这种人物不算多，但《盐铁论》是儒生集体批评。在东汉则有好几位代表人物，如王符、仲长统、崔实，都能以在野的身份，论刺批评当世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弊病。东汉由中期以后，社会危机重重，如土地集中，贫富悬殊，豪强显贵横行一时。王符、仲长统、崔实诸人的理论，确实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发。然而若是知识分子没有针砭当世的使命感，没有一个衡量制度长短的尺度，没有一个好恶分际的理想，他们不可能具有批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没有大批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听众，没有别的知识分子为他们传布和保存这些议论，他们名位不显，批评了也不会传留。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成长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时，有群众，有影响，批评型的角色才会出现。
1707112069
1707112070
第四类的角色是反抗型的知识分子。东汉的党锢事件，即是这一类的角色。由李固、陈蕃、李膺、张俭、范滂以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维持理想中儒家的君主政治，不畏强御，与外戚宦官生死相搏。殉者视死如归，生者前仆后继，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立一勇敢不屈的典型。他们之敢于如此，一则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二则全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形成了舆论，可以评论时政，月旦人物。范晔在《党锢传》序谓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又谓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畏惧他们的贬议。到发动时，加以援手者比比皆是，破家三族在所不顾。要言之，这批反抗型的知识分子有群众，在追捕党人时，天下少有群体的认同，而更要紧的，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善善恶恶的自觉。
1707112071
1707112072
第五类可称之为隐逸型的知识分子。由汉初四皓不应高帝召命，汉代知识分子中已有了隐逸的典型。《史记》以伯夷、叔齐、鲁仲连为第一等人物多少象征了司马迁在专制压力下无所逃死的精神避世所。先秦诸家中，道家原以隐逸为重，儒家用进退藏，或任或清原有入世出世两条选择。东汉重名节，不应召辟也是时论所尊重。汉代《逸民传》中人物及终生不仕号为处士的学者，矫情沽誉的人不少，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若在目击时艰明摆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法妥协时，逃世自匿，也是诚实的作法。
1707112073
1707112074
第六类则是地方领袖型，这一类事实已兼跨上列各类中的若干人物，在其未仕前或退休后，大率都具有地方领袖的资格。第五伦是一个例证，他在王莽时组织宗族闾里以自卫。后为乡啬夫，得人欢心。中途退隐以贩盐自给，变姓名以自匿。及仕光武，职任修理，而纠弹贵戚，方正峭直为时所惮，一身具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及第五类诸种身份。《逸民传》中的逢萌曾任亭长，后来赴长安学《春秋经》，王莽时隐居劳山，吏来捕捉，当地人民居然集众捍御，俨然是当地的领袖。又如《独行传》中的刘翊，家世丰给，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是第五型人物，及遇种拂守郡，为名公之子，则起为功曹。在任抗拒朝贵为民争利，行为同于第三型第四型人物。黄巾乱时，刘翊救济乡里孤寒乏绝，资食数百人，则是地方领袖。
1707112075
1707112076
综合这六个类型，后面四型都以东汉为盛，其原故为知识分子阶层已成气候。知识分子以理想世界来衡量现实世界，遂产生有淑世以救世及逃世以全节的矛盾。以个人言之，对于意念与理想，愈忠实愈认真，其以理想责备现实愈甚，则其对社会疏离的程度也愈深。反之，对于社会现实及正统观念愈深，则淑世之志愈切，于是投身政治直接参与。但因此一念之间，有太过迁就而损害其原有理想者，也有因抗拒而以身殉者。至于为乡里表率，为地方领袖，仍是知识分子的隽英地位所必致的角色。中国儒家治天下的任务原由乡党亲族开始；因此在无法治平时，为一方的福祉尽力，也是好的。再以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言之，群体力量越强大，群体的自觉与使命感也越迫切。因此，上述六型中第三、第四及第五三个类型，只能广泛的出现于东汉而罕见于西汉。大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都在淑世与自好两端之间动荡，圣之任者与圣之清者都不能两全，而圣之时者是一个高悬而难以达到的鹄的。
1707112077
1707112078
一九八二年
[
上一页 ]
[ :1.70711202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