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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五 汉代知识分子的六种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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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知识分子是先秦的诸子百家继承人，以儒法二家尤为重要。儒家与法家都以改革政治为其使命，因此汉代知识分子对政治有无法割舍的兴趣。正是儒家的士（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有政治的特征，这是本文必须包括政治性角色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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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出现的政治性角色，是叔孙通一类人物，以其知识的实用价值为政治权威服务。此种人物可称为政治权威的依附者，包括叔孙通之流，明礼仪知掌故的诸生，也包括明律法政令的文吏在内。事实上，这一类型是官僚制度的主要成员，符合韦伯所谓具有专门技能的专家。专家们并不具有任何个人的理想，可以为任何掌握统治机器的权威服务。规章条例繁杂苛细，不是普通人所能了解，处理政府簿书，已非专才不可。因此汉代法律与经学一样均多世家，父子相继，家世传授，西汉的于氏，东汉的郭氏，均是以律法传家，甚至地方吏掾，也有世袭的情形。同理，礼学专家也多世袭，如普徐氏世为礼官大夫，也是由于礼仪复杂，非素习不能。这一类型的人物，以知识为换取禄位的工具，夏侯胜每讲授，常告诉诸生：“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知识只是商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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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是理想型，如董仲舒一类知识分子，努力建立一套理论，希望用知识多少约束节制政治的权威。此中第一流人物，如贾谊，辕固生等人，颇能因为有道德勇气而不轻易屈服者，是以贾谊曾说：“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其中特出的极端人物，则是眭孟、夏贺良、京房诸人，持守理想，以至用理想要求皇帝退位。其次也可以儒家理想，纠弹现实政治，萧望之、鲍宣之类为数甚多。然而汉代的理论系统仍以维护君主政体为前提，因此儒家理想往往不免迁就专制政体。即使大儒如董仲舒，以及第一个拜相的儒生公孙弘都不免以儒术缘饰。西汉晚期的名相翟方进，以儒学起家，在朝方正，豪强侵服，然而仍不能自免于希旨以固位的毛病，所谓“知能有余，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缘饬法律，号为通明相”。是以班固在几位儒家丞相合传的传末感叹：“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以上二类政治性知识分子，事实上均为官僚组织的一部分。汉代的知识分子中，这二类无疑仍是最主要的部分，只是眭孟诸人不多见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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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获得极重大的社会影响力之后，有若干知识分子开始以理想的世界来绳墨现实世界，这是第三类的角色，可称之为批评性的角色。在西汉时，这种人物不算多，但《盐铁论》是儒生集体批评。在东汉则有好几位代表人物，如王符、仲长统、崔实，都能以在野的身份，论刺批评当世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的弊病。东汉由中期以后，社会危机重重，如土地集中，贫富悬殊，豪强显贵横行一时。王符、仲长统、崔实诸人的理论，确实是针对这些现象而发。然而若是知识分子没有针砭当世的使命感，没有一个衡量制度长短的尺度，没有一个好恶分际的理想，他们不可能具有批评的能力与决心。同时，没有大批知识分子作为读者听众，没有别的知识分子为他们传布和保存这些议论，他们名位不显，批评了也不会传留。因此，必须在知识分子群体已经成长到举足轻重的地位时，有群众，有影响，批评型的角色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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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类的角色是反抗型的知识分子。东汉的党锢事件，即是这一类的角色。由李固、陈蕃、李膺、张俭、范滂以下的知识分子，他们为了维持理想中儒家的君主政治，不畏强御，与外戚宦官生死相搏。殉者视死如归，生者前仆后继，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立一勇敢不屈的典型。他们之敢于如此，一则京师为人文荟萃之地，二则全国的知识分子经常接触，形成了舆论，可以评论时政，月旦人物。范晔在《党锢传》序谓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于是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声名，互相题拂，品覆公卿，裁量执政。又谓太学诸生三万余人，郭林宗、贾伟节为其冠；并与李膺、陈蕃、王畅更相褒重，自公卿以下畏惧他们的贬议。到发动时，加以援手者比比皆是，破家三族在所不顾。要言之，这批反抗型的知识分子有群众，在追捕党人时，天下少有群体的认同，而更要紧的，他们具有知识分子善善恶恶的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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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类可称之为隐逸型的知识分子。由汉初四皓不应高帝召命，汉代知识分子中已有了隐逸的典型。《史记》以伯夷、叔齐、鲁仲连为第一等人物多少象征了司马迁在专制压力下无所逃死的精神避世所。先秦诸家中，道家原以隐逸为重，儒家用进退藏，或任或清原有入世出世两条选择。东汉重名节，不应召辟也是时论所尊重。汉代《逸民传》中人物及终生不仕号为处士的学者，矫情沽誉的人不少，然而大多数知识分子若在目击时艰明摆着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无法妥协时，逃世自匿，也是诚实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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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类则是地方领袖型，这一类事实已兼跨上列各类中的若干人物，在其未仕前或退休后，大率都具有地方领袖的资格。第五伦是一个例证，他在王莽时组织宗族闾里以自卫。后为乡啬夫，得人欢心。中途退隐以贩盐自给，变姓名以自匿。及仕光武，职任修理，而纠弹贵戚，方正峭直为时所惮，一身具有第一类、第二类、第三类及第五类诸种身份。《逸民传》中的逢萌曾任亭长，后来赴长安学《春秋经》，王莽时隐居劳山，吏来捕捉，当地人民居然集众捍御，俨然是当地的领袖。又如《独行传》中的刘翊，家世丰给，守志卧疾，不屈聘命，是第五型人物，及遇种拂守郡，为名公之子，则起为功曹。在任抗拒朝贵为民争利，行为同于第三型第四型人物。黄巾乱时，刘翊救济乡里孤寒乏绝，资食数百人，则是地方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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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这六个类型，后面四型都以东汉为盛，其原故为知识分子阶层已成气候。知识分子以理想世界来衡量现实世界，遂产生有淑世以救世及逃世以全节的矛盾。以个人言之，对于意念与理想，愈忠实愈认真，其以理想责备现实愈甚，则其对社会疏离的程度也愈深。反之，对于社会现实及正统观念愈深，则淑世之志愈切，于是投身政治直接参与。但因此一念之间，有太过迁就而损害其原有理想者，也有因抗拒而以身殉者。至于为乡里表率，为地方领袖，仍是知识分子的隽英地位所必致的角色。中国儒家治天下的任务原由乡党亲族开始；因此在无法治平时，为一方的福祉尽力，也是好的。再以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言之，群体力量越强大，群体的自觉与使命感也越迫切。因此，上述六型中第三、第四及第五三个类型，只能广泛的出现于东汉而罕见于西汉。大致中国的知识分子，时时都在淑世与自好两端之间动荡，圣之任者与圣之清者都不能两全，而圣之时者是一个高悬而难以达到的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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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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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六 汉以后大族形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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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方面，可以看见秦汉以来大家族形态的改变。南北朝的大家族由社会性转化为政治性，由地区领袖转而为中央官僚，终于在唐代成为中央统治层的一部分。但是唐代以后，演变方向逆转，一些全国性的大族分裂成许多地方性的大族。唐朝的大族往往已经分房分支，《唐书 • 宰相世系表》即指明了房与支。分房分支的现象实际上反映了全国性的大族已经名存实亡；而地方性的大族亦逐渐分裂。宋明以后，科举制度在社会变动方面有显著的作用，以致有地方性精英（即缙绅）出现。缙绅常在地方著姓中传承，但基本上以个人的方式出现。因此，明代以后，地方精英“富贵不过三代”，罕有长逾四五代而家声不坠的家族。最常见的情况是，一个家族的社会地位呈波状起伏。以我家家谱为例，祖上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九代一个大起伏，前三代起上去，后三代跌下来。这种大族延续的情况又与唐代宰相世系里面的大族不一样。明清时代的社会地位基本上是个人的，社会精英也是地方性的。精英持续的时期不过两三代，于是能够建立的关系网也因为持续的时间不够，而只有比较局限的影响力。整体说来，大族的影响在整个中古以后的演变，越来越趋向地方化、个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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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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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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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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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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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最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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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是越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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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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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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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今天，我们也该问问，三民主义成为正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中国，甚至执政党中，还有多少位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吗？信徒的人数多了？还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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