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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七 理想成为正统后常会发生僵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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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人类的历史，崇高的理想，都曾有过被曲解与僵化的时候。我以为，曲解与僵化理想的情况，竟往往正是在理想成为正统的时候发生的。当理想只是在圣哲的少数信徒中流传时，理想不会被曲解，因为他们往往不惜牺牲自己已有的一切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也未必能由此中获得一己的私利。在这个阶段，理想也不会僵化，因为这些早期的领导人，仍会继续不断的修正其理想的内容，使其周延更开阔，内涵更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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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理想成为正统，信徒成为当权派时，乌托邦固然有了付之实现的机会，理想却也就难免被曲解与僵化了。举历史的实例来说，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后，经学失去了活力，可以为了“曰若稽古”四个字，或是“春王正月”一句话，经生可以写上几十万字的解释，经、传、注、疏，一层一层的解释，虽白首穷经，仍只是在零零碎碎的地方钻牛角尖。基督教在中古欧洲是正统，于是也有繁琐神学专做钻牛角尖的工作。甚至有人研究针尖上可以站多少天使。汉代的儒生及欧洲中古的僧侣都变成了当权派。他们的心思，大约放在保持禄位的时候多，放在实现理想的时候少。繁琐经学及神学的出现，并不为了加深与扩大原有的乌托邦理想，却是为了加强正统思想不容冒犯的神圣地位。因此，理想成为正统的日子，也就是理想死亡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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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理想不致死亡，信徒中必须有人放弃当权派的地位，站在旁边时时针砭缺失，拾遗补阙，提醒当权派不要买椟还珠，不要本末倒置，不要放弃了理想。这些真正的信徒更必须认清，理想永远要有提升的过程，理想方能常继续作为人群憧憬的目标。因此，这些真正的信徒中，必须有人不把理想当作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而经常不断的为理想汰旧换新，不断的灌注新的生命，添加新的成分，使理想不致僵化，使理想的内容经常与时代的需要相呼应。当然，理想中最主要的精神，如果真正有价值，真金不怕火来烧，应仍旧可以保持不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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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权派往往念兹在兹以保持地位为首要任务，他们必将上述那些信徒当作叛徒，他们也必将提升修正后的理想当作异端。耶稣自己就因此而上了十字架，朱子在世时，其学说被当作伪学。因此，在当权派的力量是越稳固，当权的组织越严密时，敢于挑战的人越难以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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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先生一生从事革命，即是对于那时当权派的挑战，要为古老的中国翻出一个美好的未来。他的理想，终其一生，继续在提升扩大，也不断的丰富其内容。由素朴的种族革命，添加社会革命，添加民主制度，一步一步继长增高，终于完成了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也提出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为具体的方案。孙中山先生的乌托邦，包容了儒家、基督教、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及近代民族国家，各种来源的思想中因素。他的思想体系并不僵化，因为他经常不断的在修正与扩大。他的朋友与信徒之中，也颇有人为他的思想作修正与阐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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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孙中山先生的思想成为“遗教”，到三民主义成为正统时，我想，在生都还记得，当年在文武学校的三民主义课上，讲解与讨论的繁琐有多么严重！于是，三民主义僵化了，三民主义也失去了应有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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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理想成为正统时，信徒变成当权派，或则囿于私心，或则为日常事务限制，忘了当权的意义是为了实现理想。于是，理想成为正统时，真正的信徒不见了，攀龙附凤的权力集团出现了，欧洲中古的僧侣，中国传统社会的缙绅，都是这种权力集权的实例。今天，我们也该问问，三民主义成为正统已有半个世纪以上，中国，甚至执政党中，还有多少位真正的三民主义信徒吗？信徒的人数多了？还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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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上，正统思想也有起死回生复活重生的纪录。基督教的宗教改革，结束了中古时代僵化的局面，欧洲中古的文化中心在地中海区，而宗教改革的几个主要教派都在中心区以外的边陲出现。中国的儒家，有过宋代理学的一番大改革，而集大成的朱子，在中央政府只有过极短暂的经历，他的思想发展及传布，都在福建、江西与湖南，其他类似的例证还很多，此处也难以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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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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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有过一些特出的人物，不满于当时当地的现状，提出若干理想，作为更美好的远景。这些人物，有的把希望放在天国，也有的把希望放在人间。有的人只是提出这一番希望；有的人则更提出了使希望实现的途径。他们悬为鹄的的远景可称之为乌托邦，因为在他们提出这番理想时，天地间还没有这样具体的一个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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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说的乌托邦，其定义远比语源Thomas Moore的Utopia为广泛，乌托邦当是代表人类企求的完美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孟子的井田制度是乌托邦，《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也是乌托邦，孔子的老怀少安、墨子的兼爱、耶稣的复活重生，也都是乌托邦的意念。说得更具体一点，人类任何求改善生活的理想，都当在乌托邦定义中有其一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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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由浑浑噩噩求生活的日子，一步一步的扩大了生活圈子，丰富了生活的内容，也不外是为了不甘心只是满足现状。大致说来，自古以来，人类求改善自身生活的途径不外两途，一是追求人的超度与解脱，一是寻索完美社会的实现。前者是自了汉的作法，大多数的宗教理想属于这一范畴。后者是淑世的作法，中国的儒家最能代表这种精神。自了汉及身而止，社会的改善，仍是淑世圣哲的贡献；人类历史的开展，在我看来，大半有赖于这些圣哲提出不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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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类的理想，也会部分的实现。今天的世界，即使最落后的地区，也已文质彬彬，不再是赤裸裸强凌弱的局面，至于几个主要的文明，几乎已弥漫及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主要的文明，可说都是人类努力使理想渐渐实现的实验工作。然而，人类终究还离完美的理想境界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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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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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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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几近于完美的政治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结果他自己被后世责骂了一千多年。诸葛亮是历史上我们几乎无法触及的完美人物。曾国藩则是近代史上优秀的人物之一，姑且不论他是否应该攻打太平天国，他挽回了濒临灭亡的清朝，在他的带领之下，几乎瘫痪的清朝军队制度、政治制度、地方制度、税收制度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他的手下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中国接受现代化的科技、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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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和曾国藩的不同点在于继承人的栽培，诸葛亮是了不起的政治人才，他还未出山前就看清了天下大势，其实他很明白蜀汉无法中兴，它所领导的根据地不够，荆州失陷之后，蜀汉就没有复兴的希望了。诸葛亮对于这些看得很清楚，但他“逆天行事”，硬打下了三国分立的局势。然而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则做得不尽理想，诸葛亮用人无地域偏见，与之同时掌权的人是由荆州、襄阳之间所谓“荆襄集团”延揽至四川，他将这些人与巴蜀人物并用，而其所培养的接班人，《前出师表》所提及者，一半以上后来确实担任了他所期望的职务，包括蒋琬、费祎、姜维，都相继接下领导蜀国的责任，然而衡量这三个人才，却无一真正足以担任栋梁之材。诸葛亮一生谨慎，这三人也正因其行事谨慎而受重视，但诸葛亮除谨慎细心之外，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广博的眼光，而这些人却远逊于他。这是他观察错误之处，忽略了一旦环境改变时，他们没有独到的眼界，便无从发展。晚年所培养的姜维，确是有气魄、有热诚、有眼光，但缺乏谨慎细腻。诸葛亮布局错误，倘若能以有眼界、有气魄者为接班人，再以谨慎细心者辅佐，或能避免他死后令人棘手的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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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因告丧返乡，后来以湘军一旅之众开创出天下新局，湘军的将领均出身曾国藩的门下弟子，皆是儒生，武将出身者并不多。在这一过程中，湘军诸人就是靠彼此之间的归属感而结合为共同体。等到创出局面后，曾国藩便着手栽培接替人，左宗棠才大气足，但非常傲慢，而曾国藩愿意栽培他，给予兵饷，给予发展之机会，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打出新的天下。曾国藩的幕僚之中人才济济，而李鸿章，除好吃懒做外，没有其他特长。但曾国藩却看出他眼光敏锐，对问题的判断能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所以曾国藩常责骂李鸿章，折他的骄气，一方面却训练他，与他讨论策略。曾国藩所栽培的人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甚至到今日仍有所影响，现今的财经人物，追溯其源流是自曾国藩一脉而下的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对中国贡献着实不小；这些人才，都是在栽培接替者的过程中相继被训练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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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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