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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八 实现理想的两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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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上，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明，都有过一些特出的人物，不满于当时当地的现状，提出若干理想，作为更美好的远景。这些人物，有的把希望放在天国，也有的把希望放在人间。有的人只是提出这一番希望；有的人则更提出了使希望实现的途径。他们悬为鹄的的远景可称之为乌托邦，因为在他们提出这番理想时，天地间还没有这样具体的一个社会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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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所说的乌托邦，其定义远比语源Thomas Moore的Utopia为广泛，乌托邦当是代表人类企求的完美境界。因此，柏拉图的“共和国”是一个乌托邦，孟子的井田制度是乌托邦，《礼记•礼运》的大同世界也是乌托邦，孔子的老怀少安、墨子的兼爱、耶稣的复活重生，也都是乌托邦的意念。说得更具体一点，人类任何求改善生活的理想，都当在乌托邦定义中有其一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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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由浑浑噩噩求生活的日子，一步一步的扩大了生活圈子，丰富了生活的内容，也不外是为了不甘心只是满足现状。大致说来，自古以来，人类求改善自身生活的途径不外两途，一是追求人的超度与解脱，一是寻索完美社会的实现。前者是自了汉的作法，大多数的宗教理想属于这一范畴。后者是淑世的作法，中国的儒家最能代表这种精神。自了汉及身而止，社会的改善，仍是淑世圣哲的贡献；人类历史的开展，在我看来，大半有赖于这些圣哲提出不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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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类的理想，也会部分的实现。今天的世界，即使最落后的地区，也已文质彬彬，不再是赤裸裸强凌弱的局面，至于几个主要的文明，几乎已弥漫及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主要的文明，可说都是人类努力使理想渐渐实现的实验工作。然而，人类终究还离完美的理想境界十分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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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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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三九 比较诸葛亮与曾国藩的用人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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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几近于完美的政治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评诸葛亮“将略非其所长”，结果他自己被后世责骂了一千多年。诸葛亮是历史上我们几乎无法触及的完美人物。曾国藩则是近代史上优秀的人物之一，姑且不论他是否应该攻打太平天国，他挽回了濒临灭亡的清朝，在他的带领之下，几乎瘫痪的清朝军队制度、政治制度、地方制度、税收制度都开创了新的局面。而他的手下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都是中国接受现代化的科技、管理制度、政治制度最主要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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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和曾国藩的不同点在于继承人的栽培，诸葛亮是了不起的政治人才，他还未出山前就看清了天下大势，其实他很明白蜀汉无法中兴，它所领导的根据地不够，荆州失陷之后，蜀汉就没有复兴的希望了。诸葛亮对于这些看得很清楚，但他“逆天行事”，硬打下了三国分立的局势。然而他在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上则做得不尽理想，诸葛亮用人无地域偏见，与之同时掌权的人是由荆州、襄阳之间所谓“荆襄集团”延揽至四川，他将这些人与巴蜀人物并用，而其所培养的接班人，《前出师表》所提及者，一半以上后来确实担任了他所期望的职务，包括蒋琬、费祎、姜维，都相继接下领导蜀国的责任，然而衡量这三个人才，却无一真正足以担任栋梁之材。诸葛亮一生谨慎，这三人也正因其行事谨慎而受重视，但诸葛亮除谨慎细心之外，有敏锐的观察力与广博的眼光，而这些人却远逊于他。这是他观察错误之处，忽略了一旦环境改变时，他们没有独到的眼界，便无从发展。晚年所培养的姜维，确是有气魄、有热诚、有眼光，但缺乏谨慎细腻。诸葛亮布局错误，倘若能以有眼界、有气魄者为接班人，再以谨慎细心者辅佐，或能避免他死后令人棘手的难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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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因告丧返乡，后来以湘军一旅之众开创出天下新局，湘军的将领均出身曾国藩的门下弟子，皆是儒生，武将出身者并不多。在这一过程中，湘军诸人就是靠彼此之间的归属感而结合为共同体。等到创出局面后，曾国藩便着手栽培接替人，左宗棠才大气足，但非常傲慢，而曾国藩愿意栽培他，给予兵饷，给予发展之机会，使他有机会从浙江、福建打出新的天下。曾国藩的幕僚之中人才济济，而李鸿章，除好吃懒做外，没有其他特长。但曾国藩却看出他眼光敏锐，对问题的判断能一针见血正中要害，所以曾国藩常责骂李鸿章，折他的骄气，一方面却训练他，与他讨论策略。曾国藩所栽培的人才，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领导者，甚至到今日仍有所影响，现今的财经人物，追溯其源流是自曾国藩一脉而下的技术官僚管理系统。整体而言，对中国贡献着实不小；这些人才，都是在栽培接替者的过程中相继被训练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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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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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〇 比较李广与程不识的用兵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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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与程不识均为汉初之名将。程不识，除学历史的人之外，一般较少听说。当时二人齐名，一是如今河北省的太守，汉代的太守是边境的守将，并非文官；一是今山西省北部之太守。李广的部属中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而李广训练部队用恩不用威，完全以个人感情去接纳、信任、教导部属，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自由作风，不拘于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获大胜，即使军力比匈奴薄弱许多，也常能反败为胜。他曾在战争中被匈奴俘虏，而途中竟能逃脱出来，带领部队再予匈奴反击，是一世之才，但他时运不济，一直不得封侯。然而，即使如此，在历史上他仍是汉代第一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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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程不识，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之训练，分成部伍，层层级级的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戒备。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却也从未大胜，是个稳重的将领。李广、程不识曾相互对调彼此的军队，结果程不识所到之处旌旗变色，而李广所到之处则活力充沛，这两支部队是汉朝时代戍守北边最有力的军力。这二个例子代表两种极端的指挥管理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一是无赫赫之功，但也不致失败，另者则非大胜即大败。李广本身虽无大败记录，但其孙子李陵依其方式则大败。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及对外作战的共拒性而言，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抵五万人之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绝对不致被打垮的铁军。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故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言之，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至第二级，无法至第三级以下，因此其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则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时而可见。具体言之，能居上风的时候，则是李广的军队较易成功；平常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当地调和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又是另一门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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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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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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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的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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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武帝末年，罢戍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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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使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的，然而逐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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