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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〇 比较李广与程不识的用兵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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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与程不识均为汉初之名将。程不识，除学历史的人之外，一般较少听说。当时二人齐名，一是如今河北省的太守，汉代的太守是边境的守将，并非文官；一是今山西省北部之太守。李广的部属中有许多奇才异能之士，而李广训练部队用恩不用威，完全以个人感情去接纳、信任、教导部属，因此每位将领都与他交情好。作战时，他的行军布阵采自由作风，不拘于一格，他所带领的骑兵非常精良，以机动性代替当时中国传统的行军布阵，所以李广的部队常获大胜，即使军力比匈奴薄弱许多，也常能反败为胜。他曾在战争中被匈奴俘虏，而途中竟能逃脱出来，带领部队再予匈奴反击，是一世之才，但他时运不济，一直不得封侯。然而，即使如此，在历史上他仍是汉代第一名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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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程不识，他是非常严谨的将领，将部队按照最严格之训练，分成部伍，层层级级的指挥系统。部队出战时，总是人不解甲马不卸鞍地戒备。他的军队以步兵为主，行军很慢，但很坚实。他从未让匈奴人得逞，却也从未大胜，是个稳重的将领。李广、程不识曾相互对调彼此的军队，结果程不识所到之处旌旗变色，而李广所到之处则活力充沛，这两支部队是汉朝时代戍守北边最有力的军力。这二个例子代表两种极端的指挥管理典型，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一是无赫赫之功，但也不致失败，另者则非大胜即大败。李广本身虽无大败记录，但其孙子李陵依其方式则大败。故二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好坏评断。就亲和力与团结力及对外作战的共拒性而言，李广军队的五千人可抵五万人之用，而程不识的一万人则永远是一万人，但也是绝对不致被打垮的铁军。程不识指挥军队的风格在汉朝延续了很长的时期，故汉朝时“军中只闻将军令，不闻天子诏”。换言之，指挥的命令只能下达至第二级，无法至第三级以下，因此其部队非常坚实，但扩张性与活动性则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这两类例证在中国历史上时而可见。具体言之，能居上风的时候，则是李广的军队较易成功；平常时候，程不识的作风可以维持不败。最好的方法当然是适当地调和两种风格，但如何调和则又是另一门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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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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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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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的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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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武帝末年，罢戍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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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使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的，然而逐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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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r Boserup讨论农业生产条件的名著，虽只是短短的一本小书，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修正。近年来，经济史家对这本小书，已有了不少辩论。她认为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常见的情形，因人口密度高，农夫才以为集约式耕种可以在同一单位面积的农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农夫已知道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若人口密度不到一定的水平，农夫也犯不着在一块小面积土地上用尽气力。另一方面，人力供应充分，也由人口增殖而不成问题。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夫势必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生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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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而新开放的公田也很快的不够分配。人口压力已很明显，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得到推广，当与人口压力的情形，有其对应关系。在此以前，汉室已长期实行劝农政策。而政府中人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也未尝不时时留意，例如董仲舒就曾建议鼓励三辅关中农户种植宿麦，董仲舒的奏疏说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足见其目的为以增加一次冬季农作，庶几因收入增加，而改善农户收入，使农民不致脱离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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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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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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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农作可利用妇女与儿童力从事较为不劳累的工作，如除草、除虫、施肥之类。同时集约农作要求长期而继续的工作。是以集约农作既可减少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又可使次级劳动力也投入生产。一年多作更缩短了土地休闲的时间。然而，中国的北方究竟有相当长期的霜期。汉帝国的核心区域为关中与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大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于是一岁之中，到底免不了有劳力需求分布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最为忙碌，而冬季则不失为闲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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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季中主要劳动力（男性）及全年中未完全使用的次要劳动力（女性及儿童），都可有相当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凡此多少吸收了一些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其成果不是农业活动的间接支援，即是生产可出售的货品。有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非农业性活动为“Z”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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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的《僮约》是两汉时代的幽默作品。髯奴便了，原属于成都杨家，在王褒由原主买得便了时，便了要求将一应工作全部开单列出。《僮约》中列举了一个假想农庄的各项农业活动，也包括了修缮、渔猎、畜牧、负贩、制造，各项非农业性的工作。农业活动包括耕种、果蔬园艺各类，修缮工作包括修葺房屋沟渠农具，负贩包括菜、家禽、杂货等等，制造则包括编席结索及竹木器用。负贩范围可到主要道路及小路上的大小市聚。而出售的货品都不外由上述非农业活动生产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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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宇都富清吉研究《僮约》，指出《僮约》中的当地贸易可达两个范围。一个大圈子以二百公里为半径，一个小圈子以五十公里为半径。《僮约》本身列举的贸易地点，也可分别为大都市、小城、市聚各级，符合网络分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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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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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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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东汉《四民月令》大约是缙绅之士的农庄生活，其中所说到的五谷交易，一年之中数度卖出买入，似乎不为消费性的购买，倒更像是为了营求利润。同时，《四民月令》的农庄也生产酒酤、浆醋、药物、腌渍食物；更不用说，还有丝帛织物。凡此各项，既可自家消费，也可供应市场。中国的“月令”式时宪书，古已有之。但《四民月令》似是第一次把商业活动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市场经济已整合于农业经济活动之中，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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