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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一 人口多是汉代精耕农业的一项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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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给未垦的公地，也只能有限度的解决人口增殖引起的粮食生产问题；在人口密度特高的核心地区，人口增殖的压力当更为可怕。汉代人口分布本不均匀；这种特殊拥挤的地区包括三辅地区、黄河中下游及四川的成都盆地。向南的移民使南方增加了不少人口，但整个汉代的人口重心仍在北方。中原始终是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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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耕地面积是增产的一法。另一方法则是增加单位面积的生产量。汉武内外多事，封禅、塞河、开边，已将过去几代的储积用尽，食粮不足的现象比以往任何一代更为严重。武帝末年，罢戍轮台，封车千秋为富民侯，象征武帝转而注意到农业的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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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正统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在生产技术达到一个水平时，人口也有一段稳定的时期。等到另一技术进步使食粮供应更多时，人口才再度丧失稳定。依此理论，人口是跟着经济情况改变的应变变数。然而人口与经济改变之间的关系似比马氏理论所假定的情形更为复杂。新技术的传播，甚至发明，往往可应人口增加而引起。人口学家Wrigley指出，人口与经济条件之间的互应关系，往往有助于解释何以在欧洲及其他地区工业化以前的社会，其经济基础的农业，仍可以缓慢的，然而逐步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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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er Boserup讨论农业生产条件的名著，虽只是短短的一本小书，却是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重要修正。近年来，经济史家对这本小书，已有了不少辩论。她认为人口增殖是农业技术进展的主要因素。历史上常见的情形，因人口密度高，农夫才以为集约式耕种可以在同一单位面积的农田获得更多的利润。换句话说，即使农夫已知道了精耕细作的技术，若人口密度不到一定的水平，农夫也犯不着在一块小面积土地上用尽气力。另一方面，人力供应充分，也由人口增殖而不成问题。人口密度高，土地供应少，农夫势必着眼于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也就是整个生产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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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帝时，中原郡国人口密度已超过每平方公里一百人，而新开放的公田也很快的不够分配。人口压力已很明显，赵过的“代田”法在武帝末年得到推广，当与人口压力的情形，有其对应关系。在此以前，汉室已长期实行劝农政策。而政府中人对于农业知识的推广，也未尝不时时留意，例如董仲舒就曾建议鼓励三辅关中农户种植宿麦，董仲舒的奏疏说到：“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幸诏大司农使关中民益种宿麦。”足见其目的为以增加一次冬季农作，庶几因收入增加，而改善农户收入，使农民不致脱离农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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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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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二 精耕农业产生农舍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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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农作可利用妇女与儿童力从事较为不劳累的工作，如除草、除虫、施肥之类。同时集约农作要求长期而继续的工作。是以集约农作既可减少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又可使次级劳动力也投入生产。一年多作更缩短了土地休闲的时间。然而，中国的北方究竟有相当长期的霜期。汉帝国的核心区域为关中与中原，冬季颇长，生长季节大受气候的影响而缩短。于是一岁之中，到底免不了有劳力需求分布季节性不均匀的现象。春耕秋获，最为忙碌，而冬季则不失为闲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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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季中主要劳动力（男性）及全年中未完全使用的次要劳动力（女性及儿童），都可有相当的时间从事其他非农业性的工作。凡此多少吸收了一些季节性的劳力闲置。其成果不是农业活动的间接支援，即是生产可出售的货品。有一些经济学家称这种非农业性活动为“Z”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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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褒的《僮约》是两汉时代的幽默作品。髯奴便了，原属于成都杨家，在王褒由原主买得便了时，便了要求将一应工作全部开单列出。《僮约》中列举了一个假想农庄的各项农业活动，也包括了修缮、渔猎、畜牧、负贩、制造，各项非农业性的工作。农业活动包括耕种、果蔬园艺各类，修缮工作包括修葺房屋沟渠农具，负贩包括菜、家禽、杂货等等，制造则包括编席结索及竹木器用。负贩范围可到主要道路及小路上的大小市聚。而出售的货品都不外由上述非农业活动生产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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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舍生产无疑会由近村贸易逐步发展为一个贸易市场网，其网络足以联系若干分散的聚落，使当地交易构成一种市场性质的农业经济。宇都富清吉研究《僮约》，指出《僮约》中的当地贸易可达两个范围。一个大圈子以二百公里为半径，一个小圈子以五十公里为半径。《僮约》本身列举的贸易地点，也可分别为大都市、小城、市聚各级，符合网络分支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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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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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四三 精耕农业发展出经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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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交易，一定程度的专业性也就势所必至了。东汉《四民月令》大约是缙绅之士的农庄生活，其中所说到的五谷交易，一年之中数度卖出买入，似乎不为消费性的购买，倒更像是为了营求利润。同时，《四民月令》的农庄也生产酒酤、浆醋、药物、腌渍食物；更不用说，还有丝帛织物。凡此各项，既可自家消费，也可供应市场。中国的“月令”式时宪书，古已有之。但《四民月令》似是第一次把商业活动包括在内。由此可见，东汉时的市场经济已整合于农业经济活动之中，成为不可分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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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书》也提到了经济作物的种植，例如种植瓠，不仅瓠白可作饲料，瓠瓢可作水勺，瓠脂也可作蜡烛。凡此都可在市易之后变换金钱。地区性的商业化，逐级提升，最后可以形成全国性的经济网。倒过来，区间的专业化，也因区间贸易而更为发展。《史记 •货殖列传》已列了不少各地的土产，例如安邑的枣，燕秦栗，蜀汉江陵的桔，淮南常山以南、河济之间的萩，陈夏的漆，齐晋的桑麻，渭川的竹，凡此都是以运销别处为目的而种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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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史料未见如此全国性的资料，但赵岐即曾见陈留以种蓝为业，弥望皆是，不植其他。杨震也曾以种蓝为业。织物的地域性专业化，在居延及敦煌的汉简中也可看到。远在西陲边塞，戍军使用的纺织品则来自河内、广汉及任城。一帛之微，远输千里，而其品质也不过是寻常的货品，并非什么罕有的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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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发现的考古资料更说明此点。辽阳三道壕的西汉村落出土了至少七个烧制砖瓦的窑，窑的容量足可烧制一千八百块砖。据经手的考古学家报告：两窑成一组，轮流生火，可以连续生产，不致中断。在三道壕生产的砖瓦，不仅见于本村遗址，同样的砖也见于辽阳地区的其他同时代遗址。村外有一条道路遗迹，卵石累积三四层作为路基，高达零点三五公尺。路面上有两条大车的辙痕。路宽七公尺，足够两车并驶。辽阳在汉仍为边地，经济上绝非高度发展的地区。一个边地的村落，可在农业之余，有此专业化的烧窑生产，有此运输道路，则非农业性的经济活动，也就相当可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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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交易网把农业社会中的个别成员结合于一个巨大的经济网之中。这种观点多少不同于一般习见的看法。后者总以为中国的农业社会由许多自给自足的村落合成，彼此之间各不相涉。事实上，汉代已有不下二三十个具相当规模的城市，坐落于联络各地区的大小干道上。汉代的生产力，足可产生繁荣的工商业。但是汉代的重农政策，尤其武帝时代杀鸡取卵的措施，使甫萌活泼生机的工商业，刚发芽即告夭折，夭折于强大皇权的压力之下。武宣以降，汉代的官僚机构渐渐形成气候，士大夫不容政治之外的工商力量构成对其政治独占挑战。中国将发财与升官联合为一个成语，即可见政治之外，甚至不再容许另一平行的致富途径。商业活动，是以在武帝以后不可能有全面发展的机会。于是生产食物的责任固已由农民担任，连原可由工商专业担任的其他货品的生产工作，也不得不由农村担任，转而也吸引了农村中季节性的多余劳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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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活动的水平随着政治安定度而升降。国家统一，内部交通无阻隔，则货畅其流，不仅局部性的经济整合，易于做到，甚至全国性的整合，也并非不可能。反之，若国家分裂，伏莽遍野，举步荆棘，则商旅裹足。在这种情形下，农村经济的触须，逐步缩回。第一步当为区域性的经济自足，也就是区域性的经济割据。逐步缩小，到最后一步即可能构成关着寨门的坞堡自给自足。这种小地区的自给自足，不能与当地的自卫分开。地方领袖即由此脱颖而出，成为地方豪强。光武舅氏樊宏父子，即是此等人物。大约全国即已分割为许多经济上独立的小单位，凡事不假外求。西汉末如此，东汉末的坞堡，也正是这种关闭性的单位。其中农民非农业性活动，遂不免由生产可赴市售卖的货品，转变为生产外来供应中断后的代用品。然而，这种由互相隔离自给自足的独立状态，终究只是暂时的现象。到国家再度统一时，孤立的小单位会再度由交易而逐步整合，再度发展为一个全国性的经济网络。中国的集约农业，终究会使农民把非农业活动的资金与劳力，转化为专业货品的生产，让农民在农业收入之外，享有可观比例的农舍工业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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