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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七 汉代四川人才的分布与道路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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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的史料有限，对经济关系作量化分析几乎不可能。因此本文将借人才—“人力资源”的分析作为指标，分析四川各地的发展差距。《华阳国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了，该书对巴蜀、汉中、南中分区叙述，有不少郡县列有“大姓”、“冠冕”、“四姓”之类的姓民。这些大姓有的是当地土著豪强的后代，如南中的焦雍娄爨，但秦汉世迁民的后代可能更多，如江阳的王董张赵、魏赵先周，及阆中的三狐五马，大半是三晋的旧族。除大姓以外，《华阳国志》也胪列各地名贤，这些人几乎全是在中央或在地方担任官职的人物及其家属，此处可以称为缙绅。大姓与缙绅可分可合，有的大姓出过缙绅，有的未出过；有的缙绅属于大姓的姓氏，有的缙绅则不出于当地的大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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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观察大姓与缙绅的地理分析，可以就数点分析。第一，三巴地区郡县有大姓的是江州、枳县、临江、平都、垫江、鱼腹、南浦、阆中、朐忍、南充国、安汉及汉昌。蜀地有大姓的郡县是成都、郫县、繁县、江原、临邛、广都、雒县、绵竹、什邡、新都、郪县、广汉、德阳、武阳、南安、僰道、牛鞞、资中、江阳及汉安。汉中有大姓的是牂牁、鄨县、同乐、朱提、永昌及兴古。这些县大致都分布在陆路交通路线及河谷地带与平原富庶的地区。反过来说，没有大姓的郡县，大致都在偏僻的地区，如汉中的东南角与西北角，都远离川陕交通线。在三蜀地区，只有西边和南部的郡县没有大姓。在三巴地区，东边郡县没有大姓。在南中则只有交通线上的郡治所在有一些大姓。大姓之所在，当可作为汉人移民所至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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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点，《华阳国志》叙述地方大事，若干大姓常是其中主角。例如桓帝时巴郡的掾吏与缙绅联名请求分巴郡为二，署名者的姓氏与各县大姓若合符节。这些大姓亦因此往往为察举征辟的主要来源，缙绅与大姓也由是而可能重叠。不过，也有些大姓未曾有过名贤。《华阳国志》的先贤后贤与先汉以来士女，列举益梁诸州的著名人物（亦即缙绅层），大率出于二七处：南郑，梓潼、涪县、成都、郫县、江县、江阳、庆都、广汉、新都、绵竹、雒县、什邡、郪县、德阳、武阳、资中、南安、僰道、阆中、安汉、江州、垫江、临江、汉昌、南充国、永昌、同乐。这个名单与前节有大姓的四十四个县分名单相比，少了三分之一。有名贤的县，当可视为已有人力资源流向中国体系，则较之未有名贤的县份，又更进一步的属于中国体系了。审察这些县份的地理位置，几乎全是在交通路线上及成都平原上。名贤出现的时间，也显示相当有趣的迹象；汉中南部的名贤早在西汉即已出现，梓潼的名贤于两汉之际即开始出现，成都的名贤人数多，而且出现最早，郫县的名贤也在西汉即已出现。南郑、梓潼都在由关中至益州的大道上，为入川必经之地；成都与郫县则是成都平原上的中心。这几处名贤出现较早，代表其纳入中国体系为时最早。相对的，南充国的焦氏，在蜀汉至晋，四代有名，同乐的名人爨氏也在蜀汉以后出名，则表示这几处纳入中国体系最晚。不过，永昌与同乐的地方大姓与名贤相叠的现象，当归之于当地土豪的垄断政治权力。这是边陲地区的特色，不能与成都地区名贤不必出自大姓的情形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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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有些大姓不出名贤，而不少名贤的姓氏不在当地大姓之列。在《华阳国志》列出的一百零八个姓氏中，这两类各占二十八个。不出名贤的大姓，大致分布在益州南部与东部，而不在大姓的名贤集中在三蜀的腹地。前者不见于汉中，后者不见于南中。这一个分野的意义，可能由于不出名贤的大姓只是地方豪强，而不在大姓的名贤则只能在教育文化水平最高、中国体系已充分建立的地区始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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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三点综合言之，益梁两州大姓与名贤的分布情形应符合前文讨论的地方区划。川陕大道及成都平原是中国体系充分建立的地区，成都也是中国西南的副中心。三巴郡以及入南中的两条大路，则是由成都辐射的延长线，可说是中国体系的外围。南中与西边东边都是边陲。以上的等级可由树枝形交通网为主要线索。由副中心外延的交通线，只是支线，联络的地方在中国体系内的地位，也就以序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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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八 汉代网络中的核心、边陲与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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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主要交通网由关中为中心，有五条路线向四方辐射；由中原为中心，也有六条路线向四方辐射。整个交通网是一个双中心的结构。长安与洛阳两个中心间则有三条平行的道路贯穿其间。关中是政治中心，中原是文化与经济的中心，中原一带，在洛阳与鲁国之间，名都毗邻相接，道路纵横交午。人口多，腹地大，其核心区的重要性，不是关中以帝国都城的地位可以比拟。东汉迁都洛阳，一方面迁就经济中心，另一方面又加强了核心区扩大与成长的潜力。是以东汉的关中，无复为两个中心之一，只能当作一个区域性的中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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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核心地区辐射的路线，又往往分为几节，离中心地区稍近的一段，主要功能为联络区域性中心与核心区的交流，如汉中与成都，如邯郸，如彭城，如南阳，甚至如东汉的长安，都属此类。各条交通线的末梢则伸入边远地区吐纳边陲的资源外，兼有开拓与国防的功能，如蓟，如太原，如会稽，如河西四郡，如长沙，都属此类。是以汉代交通网上实有三级区分：核心区是全国的中心；次之则为区域性的中心，可称为核心区的外围；更往外走则是边陲地区，有些早期的边陲，如吴会，如蓟州，在东汉时则已开发为外围了。同时，核心区也在扩大，东汉的核心区，包含南阳、汝南，超越了原有核心区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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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交通工具，陆路以车乘为主，是以道路所经，不是平原，便是河谷走廊。山路崎岖，车行不宜，众流横截，也不便行人。中国的地形，山地不算少。黄河下游，播为九河，是漫流的地带，旧日云梦大泽及大野诸泽的遗迹，在汉代比今日为显著。因此，在道路干线的近侧，竟往往有开发程度甚差的隙地。举例言之，太行山区夹在两条干线中间，却是山胡，甚至羌人活动的地区。山东半岛的沂蒙—鲁山山区，南阳一线两侧的伏牛—荆山及大洪山—桐柏山山区，太行山以东平原至渤海间的冲积平原，均是本文所称的“隙地”。木村正雄以为中国农业区有第一次及第二次农地之分，第一次农地不需依靠水利，第二次农地则借人工灌溉工程为主要耕作条件。这些地区开发为农业区，人工水利灌溉诚属必要。木村的定义，有助于说明密迩交通要道的地区，何以有这种发展较差的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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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边陲地区，天高皇帝远，中国体系的秩序不能充分伸展到边地。边陲地区自然有其地方势力，控制当地的秩序。例如班超的祖先班壹，在秦末避地楼烦，放马牛羊数千群，汉初以财雄边，出入弋猎都可旌旗鼓吹。其子孺也任侠州郡，即是边陲的地方豪强。甚至数世以后，班伯为汉定襄太守，仍因地方名豪，收捕盗贼，在当地建立了汉室的权威。东汉末年，田畴在徐无山区建立自治性的社区，也是相类似的个例。甚至项梁项羽在吴中避仇，以兵法部勒宾客子弟，可认为也是这类边陲地方势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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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汉代交通网上的干线，实际上已是核心区的延长。审视汉代交通网，各种盐官、铁官、工官几乎大都分布在交通干线上：陇西道上有三处，五原的直道上有三处，太原道上有七处，长安洛阳联轴的通道上有五处，邯郸—蓟道上有八处，临淄道上有十一处，山东沿海有十五处，会稽道上有三处，庐江丹阳道上有四处，阳翟至番禺道上有十处，巴蜀南中道上有十一处。以上各处合计为八十处，不在交通线上的不过十处而已。汉代盐铁专卖，各种工官则为中央政府的分支，其所在之处，不仅是产地（如盐池盐田及铁矿），也是管理与分配资源的机关。这些盐铁工官的分布情形，应是反映汉代经济体系的指标，说明了经济体系的所及，同时也是政治权力之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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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围地区的隙地，受天然环境的限制，生活条件比较外围区的一般情形已可能差一些，较之交通干道上的都邑，尤其不能相比。有过曾在中国内地居住的经验的人，即使今日仍可充分了解这种差异的存在。今且如此，于古尤甚。因此，外围地区也可说是内部差异较严重的地区。干线上的城邑已与核心地区认同；交通路线以外，已开发了而尚未十分认同；而若干特殊的隙地则恐怕尚待开发。汉代的地方豪强，经过察举制度，逐渐转化为缙绅，是汉代皇帝制度中官僚系统的基层。这些缙绅为了保持自己在官僚系统中的地位，往往群聚在郡县政府所及处，有些担任地方掾吏，更必须留在郡县。即使一般的地方豪强，所拥有的土地也在农业条件较好的地区。因此，“隙地”不仅经济未开发，也未必有缙绅或地方豪强；易言之，隙地是汉代政治秩序所不及，却又不像边陲有土皇帝一般的地方秩序。在这种地方，被摒于政治秩序以外的穷民，在衣食有困难时，或政治不良时，遂不免酝酿巨变，向政治秩序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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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五九 两汉民变多发生在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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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有关两汉大规模变乱的记载，可知变乱的酝酿不在核心区，也不在边陲区。核心区是中国体系的政治权力能充分控制的地区，一方面资源较丰富，穷民不致完全走投无路，另一方面，政治权力的控制力强，足以迅速的应付挑战。边陲地区犹未完全纳入中国体系之内，却有土皇帝一类的地方豪强，为了自己的利益，就近控制，不许可变乱产生，向体系挑战的活动也不易成形。在核心的外围区，大路干线是核心区的延长，叛乱也不易产生。只有在干线外的外围区，甚至密迩干线而因天然限制而成的隙地，这里一般生活环境差，又有一些由核心排出来的亡命者担任组织与领导的工作，大规模的变乱最易滋生。因此，以汉代地方性的变乱为指标，颇可标示汉代的中国体系在各地区的整合程度颇有差别，由核心放射到各方的交通干道，维系了一个网状的结构，若以区间的情形说，则各区并非同质的。汉代全国实际上有等级性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边陲可以成为外围，外围中的若干部分可以融合在核心区内，而核心区也可能残破而沦为外围，却有另一个地区形成新的核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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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〇 中国经济交换网是金字塔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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