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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六九 周代城邑的层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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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民的分封诸侯，其“国”中的成分，因时而异。但一个诸侯管领的属民，至少是二分（周人及殷人），甚至是三分（周人、殷人及土著），是即杜正胜所谓“武装殖民”的邦国。“国”即是由城墙围筑的防御基地。国的原意不是疆域，也不是仅指首都。《左传》隐公五年：“郑人以王师会之，伐宋，入其郛。……公闻其入郛也，将救之，问于使者曰：‘师何及？’对曰：‘未及国。’公怒，乃止。”焦循据此，以为郭以内方为国。焦氏遂以经典，“国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国，如惟王建国，以佐王治邦国是也；其一，郊内曰国，《国语》、《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国，小司徒稽国中及四郊之都鄙夫家……是也。盖合天下言之，则每一封为一国；而就一国言之，则郊以内为国，外为野；就郊以内言之，则城内为国，城外为郊”。这三重意义，大约城邑为国的用法最早，而邦国的用法最晚。三重意义象征了封国成长的过程。第一步是殖民队伍的筑城邑自保；第二阶段扩充管内的领地到近郊；第三步则封国与封国接界了，界内的领土就都认为国中的土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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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意义在第一阶段时，国人或邑人也就是原先殖民队伍的成员及其子孙。对于分封的国君，这批人是亲信的自己人；对于当地原来的居民，这批人是统治者。君子野人有别，“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则到孔子的时代，两者之间的分野仍旧存在。杨宽以此观点，讨论乡遂制度，指出了西周及春秋时代国野两分的现象，邑与野（田）的居民具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杜正胜则用“城邦”一词称周代的封国，国人与邑人并有问政的权力。杨、杜二人都以为都邑以外的田野、聚落是在古代村社，或古代“氏族共同体”的基础上建立的农庄。这种农村，也叫做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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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中国古代的城邑，具备了城市国家（城邦）的性质，李宗侗在讨论中国古代社会时，即往往引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为比证，然而西周邦国城邑，实与希腊罗马的城邦有很大的不同。希腊罗马城邦与两河流域的古代城邦，属于同类，在统一帝国崛起前，个别的城邦都是独立的政治单元，上无统属，下无分支。西周的城邑则不然。由姬姜分封而产生的封国，固是周王朝体系中的一部分。即使原来独立的中原古国，在西周建立之后，也从此纳入王朝的体系。春秋时代，王纲不振，诸侯纷纷竞争，王朝体系已无约束力。但是这些事实上已独立的邦国城邑，均已是相当不小的领土国家，发展的方向更是走向战国的君主制的领土国家，其情形不能与希腊罗马的古代城邦相提并论。如有可以比较处，大约也只是古代城邑残留下的一些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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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邦国城邑，不仅上有统属，而且还下有分支。《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是以都与邑无极大的差别。邑为分封的基本单位，一个春秋时代的卿大夫有数十邑及至数百邑，不为罕见。这种邑当只是很小的聚落，可以小至十家之邑，也可以大到百家之邑。春秋之初，都邑之中，有些地位特殊的邑，或因地居冲要，或因次级分封出去的小贵族较善经营，诸侯的封国之内“大都耦国”（《左传》闵公二年）的现象十分常见。《左传》隐公元年“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正是为了郑国国内有了足以与都城颉颃的大邑。《国语 •楚语上》：“国为大城，未有利者。昔郑有京、栎，卫有蒲、戚，宋有萧、蒙，鲁有弁、费，齐有渠丘，晋有曲沃，秦有征、衙。”一个诸侯的领地内，已至少有了两层城邑，构成了行政系统的层级。晋献公派遣儿子们分别出镇重邑，“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正是反映晋国城邑的属级化。鄙，又在邑的下一级，则晋国至少有三级城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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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代初期的城邑层级化，在西周末叶已有其萌芽。王官中已有若干管理地方城邑的官员。“五邑”虽不知确切地望，但有金文中五邑祝、五邑走马及五邑甸人，也有管理“直鄙”的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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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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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〇 西周的封建由授民转为授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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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城邑，当是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宗周成周是顶点的大邑，诸侯的国是次级的邑，国以下有贰宗大都，有卿大夫的家邑，最下层则是直接控制田野的邑，如散氏盘、鬲从盨二器铭文所代表“某”地的邑，这种层级结构，与分封制度相伴而生。随着封国由中心城邑向四周扩散，一级一级的次级城邑也陆续控制了原居民的田野。城邑的扩散，在春秋时犹继续不断进行。比较西周城邑的分布、春秋城邑与东周古城遗址的分布，其变化立刻可见。然而西周的城邑分布也不是由开始即是如此的，也是数百年演变的结果。当然，许多金文中的次级城邑及更小的田邑，事实上根本无法确定其位置，势难容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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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邑层级分化的现象，也正反映了授民的封建已渐渐转变为授土地的封建。揆以人情，诸侯在当地定居日久，不再以驻防自居。据《礼记 •檀弓》，太公封于营丘以后，“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第六世以后，显然已与当地“认同”了。城邑日多，田野日辟，由点而扩展为面。旧日国都与国都之间，榛莽遍布，点与点之间，不必有清楚的分界。西周末叶的封建，由《诗经》与金文的史料观之，授土地的观念，已比授民观念强烈。《诗经 •大雅》中《崧高》与《韩奕》两篇，都是韵文的锡命策。《崧高》：“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其中固有“因是谢人”及“迁其私人”，代表授民的意义，也强调了“彻土田”、“彻土疆”的意义。《韩奕》：“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干不庭方，以佐戎辟。’……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藉。”韩侯再受锡命，未见授民，倒是强调了对田亩与赋役的权利。两诗对于土地与人民的语气，已异于以前征引周初策命之偏重授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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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末克氏作器传世颇多，克盨：“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王才周康穆宫，王令尹氏，友史趛，典善夫克田人。”大克鼎：“王若曰：克，昔余既令女出内朕令，今余隹堇乃令，易女叔市，参冋悤，易女由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田于，以厥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原，易女田于寒山，易女史小臣，霝龠鼓钟，易女井人，易女井人奔于。敬夙夜，用事，勿朕令。”这二铭中，土地人民都在赏赐之列。至于锡土地的仔细明确，竟是一片一片田土列举不遗。据王国维考证，克的领土，建都渭水南岸，然而其封地远在渭北，北至泾水，奄有渭河南北，俨然岐下一个大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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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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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一 西周墓葬制的系统化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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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中期以后，亦即穆王以后，墓葬制度呈现系统化的等级位序。各种铜器出土的数量及组合，逐渐形成一定的比倒。一般言之，甗、豆、盘、匜只出一器，壶出二器，鼎为奇数，簋按鼎数少一器，为偶数，鬲也随之而增减。同墓诸鼎的形制、花纹及铭文均相似，只是尺寸依次递减，号为列鼎。《春秋公羊传》桓公二年，何休注：“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也。”《仪礼 •聘礼》和《仪礼•公食大夫礼》都记载了天子九鼎，国君所用。大牢的肉食种类为牛、羊、豕、鱼、腊、肠、胃、肤、鲜鱼、鲜腊。七鼎大牢是卿大夫所用，比前者的食单中减去鲜鱼、鲜腊。五鼎少牢，以羊为首，《仪礼》的《聘礼》、《既夕礼》、《少牢馈食礼》和《有司彻》诸篇均有记载，减去了大牢的牛及肤，是大夫食用的标准。《孟子 •梁惠王章句下》，“前以士，后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后以五鼎”也证实了这一级是大夫所用。三鼎较五鼎的肉类又减去羊及肠、胃，只剩了豕、鱼、腊，是士一级的食用标准。《仪礼》的《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特牲馈食礼》都如此说，只有《有司彻》的三鼎是羊、豕与鱼。最低的一鼎食则盛豚，属于士的常食，《士冠礼》、《士昏礼》、《士丧礼》、《士虞礼》和《特牲馈食礼》均有记载。簋用来盛黍稷，偶数，《礼记•郊特牲》：“鼎俎奇而笾豆偶。”比鼎数少一件。传世铜器中也有过列鼎，如颂鼎有三件，小克鼎有七件，仲义父鼎有八件。考古资料，可列出鼎数多少与墓室大小、棺椁层数、铜礼器数字、兵器种类与数量、车马器与车马之数量等各项间相应关系。陕西张家坡第二二二号墓出土的五件陶质列鼎，及扶风庄白的一批青铜器中的四件铜列鼎，这两处发现，均属西周中期，在穆王以前，当为列鼎制度开始系统化的时候，也是礼仪反映封建已经在制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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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鼎出自湖北京山的曾国国君墓中，墓已残破，出土九鼎七簋缺了一簋。与曾侯墓相当的是河南浚县辛村的卫侯墓，墓道及棺椁俱尚可见，但墓中鼎簋已被盗。卫侯三墓中有一墓出土青石编磬的两件，也只有诸侯方可有之。卫墓附近有车马坑，埋车十二辆、马七十二匹，一车六马，正是国君身份的车仗。九鼎墓无疑是国君一级的墓葬，与典籍所记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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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鼎墓可以上村岭的虢太子墓为代表。随葬品丰富，车马坑中有车十辆马二十匹。该墓出土七鼎六簋，另有一套编钟，正是国君级稍逊一级的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