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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三 西周中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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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由建国分封以后，西周的政权基本上掌握了夏商以来的中国腹地。在这个基础上，周人运用中原的资源，以支持其商周合流的核心力量，向各方面扩张。大致说来，西周对北方不算很成功。由东北到西北，西周军事努力以守势为主。但西周留下的几个据点，如燕，如晋，都能撑持下去，以待来日的发展。西周对南方，大体上采积极的攻势。南方的战争，周人常是胜利者，终于使淮夷降服，成为贡纳南方资源的属邦。在长江中游及四川一带，则西周攻势未必十分显著，遂使四川的巴蜀及长江中游的楚能有发展为独立势力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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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文化圈，大致比西周政治力量所及更为广大。东北到辽西，与夏家店上层文化相接，终于因为戎人的力量强大而不能继续发展。北到汾水中游，更北又是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所笼罩。西北到泾水上游，却不能西越湟水，又被寺洼—安国文化代表的羌氐系统挡住。华夏文化在这三边，正如西周在北方的军事活动一样，采守势的成分较大。要等春秋战国以后，由燕、三晋、秦诸国努力开边，方得推进一步。西南方面，四川虽有西周文化进入，究因地方文化的势力太强，西周澌灭，四川的巴蜀文化得以充分发展。南方的形势，又可分两条路线。在汉上以至长江中游的一条线上，西周文化可以深入两湖，甚至远达两广，终于与当地土著文化合流，滥觞为春秋时代独具一格的楚文化。楚文化的势力，甚至回头影响了汉淮之间的若干中原地区。淮上一线，西周文化逐步取代了徐舒系统。徐人只有南趋皖南。但长江下游的土著文化，有湖熟文化的后裔与印纹硬陶两系，始终不失为当地的优势力量。西周文化在南方只是点状的文化孤岛。可是当地文化终究也因为中原青铜文化的刺激，在各地都发展了具地方色彩的青铜文化。等到春秋战国时代更多的接触与交换发生时，以上各边缘地区地方文化，以其新获得的活力，遂表现为南有楚吴越，北有燕赵秦，分别崛起的局面。论其文化活力的来源，仍当在西周的扩张过程中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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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四 西周中期后内朝逐渐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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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开国之韧，若干领袖人物担任了政府中最重要的工作。周公、召公、明保、师懋父……都是常出现的名字。他们的职位是太保、太师一类的官职。《尚书 •酒诰》列举的官职，在内服还只是相当简单的百僚庶尹，唯亚唯服宗工，在外服也是仿佛殷制的侯甸男卫邦伯。到周公儿子明保当政时，由令彝铭文代表的西周政府就比较复杂了，内有三事及卿事寮，外有四方诸侯。《尚书 •立政》篇的官名正是令彝铭所见政府组织的补充。大约西周在天下安定后，王朝的政府就开始制度化。世官制度给周人贵族以充分共享政权的机会，史官系统（包括祝宗卜史与乐宫）由于其承受知识的圣职性格，成为王朝政府中的专门人材，举凡典故、纪录与档案方面的事务，王室必须依仗他们的服务。殷士肤敏，裸将于京，这一系统的殷遗多士，应即官府幕僚的主要成分。中期以后，制度化的趋势日强，世官制度渐起变化，可见的迹象则是共和时代毛公鼎铭代表的政府组织。宫中及府中的权力在卿事寮与太史寮，三有司的执掌，与小子、虎臣是并列的。舀由太卜而任军中司土，以及程伯休父由史官而任领兵大将，都可象征内朝人物的出头。《诗经 •小雅 •十月之交》中，掌权的官员有卿士、司徒、宰、膳夫、内史、趣马、师氏，三有司中的成员远少于内朝直接控制的文武官员。这一现象，不同于以家内臣仆参政的原始状态。《十月之交》描述的掌权人物，毋宁是政府制度化过程中的一种变态：内朝人物的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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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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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五 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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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剧的社会升降，好处在新陈代谢迅速，社会增加了活力；坏处在社会成员一时会有失调的感觉。社会结构中居领袖地位的旧时贵族，更会为此失去信心，新兴分子中不能得到预期升迁的人，则又不免有怨望之心。西周末叶，正是这样的时代。《诗经》中抱怨的诗歌，多在末世，殆是此故。西周上层社会成员，在晚期已颇有逃难的想法。《诗经•小雅 •十月之交》：“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慭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屈万里解释为皇父预先安排避难之所。同样的情景，也可由郑伯早作东迁之计一事观之。《国语 •郑语》：“桓公为司徒，甚得周众与东土之人，问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惧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终于迁国在虢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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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未作充分准备的西周贵族，大难来时，唯有仓促逃难，而将重器宝物窖藏在地下。若干窖藏到今天又重见，仍完整如新入土。早在1940年时，陕西扶风有农民发现一个深洞，内藏各种铜器百余件。据说深洞是一有建筑性的悬坑，不是埋藏的土穴。诸器整齐排列，金色灿烂，俨然如新，据推测是宗周贵族遭遇变乱时的窖藏。 1961年，陕西长安张家坡，出土铜器五三件。诸器时代不一，有早到成王时代的，有在西周中叶或更晚的。诸器也并非作于一家，有作于他姓，似为媵赠。埋藏情况，不似殉葬，而是窖藏。裘卫诸器，1975年出土于岐山董家村，是一批三七件铜器的窖藏。诸器作于三四代，时限由西周中期到宣王幽王之时。扶风县庄白的徽史一家铜器一○三件，也是窖藏，时代由共王时起，下限在西周末。凡此窖藏，若是厉王奔彘时所藏，宣王复辟，一切恢复正常，原主会启封。唯有幽王郦山之祸，有些贵族仓猝逃难，窖藏才永未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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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大雅”和“小雅”中，颇有一些忧愁怨叹之词。若抛开诗序的刻板解释，有不少诗句显然是描述逃难的痛苦。这些周余黎民，在颠沛流离中的心情，颇可以《诗经•小雅 •小弁》的几章作为代表：“弁彼鸴斯，归飞提提，民莫不谷，我独于罹。”自己的命运，比不上有巢可归的乌鸦，难怪他要仰首向天，问自己“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平易可行的周道，已长满了茂草，自己却不得不离开桑梓，离开父母。流亡生涯，譬如河上飘浮的小船，不知何处可以届止。末尾两句，“我躬不阅，惶恤我后”，大约所有流亡的人士都不难有此体会。在《诗经•大雅 •桑柔》一诗中，难民的感叹亡国之痛，无人能先去兵寇之害，“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人民栖栖皇皇，不知何往，“国步蔑资，天不我将。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自西徂东，靡所定处”。他们怨叹天道的无情，降下灾难，他们也诅骂人谋的不臧，及执政的非人。例如《诗经•大雅 •瞻卬》、《诗经•小雅 •雨无正》、《诗经•小雅 •北山》诸篇，都充满了呼天不应，不免怨恨人事的情绪。终日不得一饱，流亡的人会兴起“生不如死”之感。乱世之音怨而怒，亡国之音哀以思。西周的覆亡，当时人的哀伤，由不朽的诗句，长为后人有相同经历的人掩卷悲泣：“知我如此，不如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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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七六 西周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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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各个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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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于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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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段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族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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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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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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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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