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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〇九 枢轴时代在中国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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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认为中国文化的枢轴转机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时代。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雅斯贝尔斯作更详细的说明，指出“道”的观念是先秦诸子的根本主题。“天不生孔子，万古如长夜”，孔子毕竟是先秦诸子中最早、最重要的思想家；其他儒家及诸子百家或推波助澜，或辩异责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来辩论。因此，以孔子思想来代表枢轴时代的中国思想，可谓理所当然。孔于自称“述而不作”，他所关心的问题，如礼、德、天命在诗书中都有相当的讨论。他的贡献在于他提出“仁”与“道”。孔子以前，中国古代思想最重要的一次变化是殷周革命之际的天命观念。傅孟真先生首先讨论性与命的演变，现在大家已经接受这种看法；天命靡常是思想理性化的产物，商代宗神的“帝”转变为普世化的道德尊神；不可思议的怪力乱神转变为“唯德是亲”、“天听自我民听”，更将神意与民意之间划上了等号。这一次大转变等于犹太教耶和华信仰普世化加上希腊文化的尊重人性，在古代各文化中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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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人以蕞尔小邦取代了大邑商，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遂发展了天命观念。这番理性化的过程是对一个大问号的回答。往前追溯，商代的思想形态史阙有间，难以细考。董彦堂先生在商代祀典及卜辞书法中发现祭祀仪式有新、旧两派的更迭。卜辞中的先王、先公及诸种神祇相当众多，新派的祭祀对象则削减了不少先公及杂神。由祀谱的排列，董彦堂先生发现新派的祭祀有整齐的系统，五种祭典周而复始。这种新派的改革可看作理性化的工作。商代的卜史在净化、简化祀典时，显然重现礼仪的价值，把对咒术及神话的顾忌置之一边。商代祭统中新派及旧派交替出现，我们可以推论，多一次更迭，主管祭仪的卜史对神祇及祖先的神秘即多一番疑问。这些疑问促使他们对宇宙本质、人间秩序，以及天人关系，多一番思考。周室东迁前后，封建社会起了极大的变动。《诗经 •小雅•十月之交》一类的诗歌对社会秩序提出疑问，甚至怀疑上天对人间是否真正关怀，上天是否确实维持人间的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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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问题才会有思考；有了思考才会有突破。枢轴时代王纲解纽、列国纷争的大变局促使孔子思考，从而在思想上有所突破。远而言之，商代卜史对祀典的疑问及周初天命的观念，都是思想突破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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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则，哪些人会提出疑问？商代贞人、卜人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掌握有关祭仪及占卜的知识，也负责记录的任务。由于祝、宗、卜、史有识字与写字的能力，遂成为承先启后持守、解释，及创造“传统”的知识分子。改朝换代，这批知识分子仍旧是知识分子。最近发现的史墙盘铭，记载史墙的祖先归顺周代的经过。在周王及列国的朝廷上，“殷士肤敏，裸将于京”，继续他们祖先的工作。《国语 •楚语》，观射父追述祝、宗、卜、史的世系远溯至夏代。在神人分离的时代，他们是神人之间的媒介，也仍是传统的持守人。当知识分子执行祖业时，他们一心一意维持传统的神圣性。但是商代新旧两派交替时，一定会有部分知识分子失势，甚至失业；在殷周之际也可能有一部分贞人、卜人失去祖业。周代的贵族大多是受六艺教育的新知识分子，在春秋战国翻天覆地的剧变中，不少贵族子孙失去贵族的地位。孔子世家即是由宋国卿大夫沦落为流亡鲁国的士。古代失业的知识分子仍保有知识分子的条件，知道礼仪和传统。当传统失去神圣性，传统的持守人不能不追问传统的意义何在，寻找传统的新解释，甚至提出新的宇宙观、社会观及人生观。这些人对过去视为当然的道理提出疑问，作进一步的思考。史华慈对英文“超越”（Transcendence）一词解释为“退后一步，往远处瞭望”（A kind of standing back and looking beyond），这批判与反省，往往开拓了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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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古代史的个案，我们可以归纳枢轴时代突破的几个先决条件。首先，要有相当程度的国家组织（例如三代的国家）蓄积与集中资源，以维持社会分工后的专业群。其次必须要有文字，有累积的经验及知识，以超越人际沟通的时空限制，也可以累积文化的传统。专业知识分子（例如祝、宗、卜、史）持守传统，发展出传统的神圣性。然而，单有专业知识分子而没有迫使他们作反省的机缘，突破与超越仍不能发生。因此，当族与族之间或文化与文化之间竞争和对比（例如夷夏之争、新旧之争）时，兴亡起伏的剧变（如商周之际的剧变，或周东迁以后的长期变迁），导致知识分子失去权贵的地位，失去专业，转化为游离的知识分子。他们对神圣传统产生疑问，由疑问而反省，而瞿然提出新的见解（如孔子及先秦诸子），终于突破与超越了习俗与神秘，把古代文化提升到枢轴时代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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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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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〇 秦汉的普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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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枢轴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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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体系及其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婆罗门、僧侣与隐居的贤人；如犹太的法利赛人、利未族与先知；如希腊的辩士与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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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体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够的扩张性，使枢轴时代文明扩散及其周围，吸纳其四邻参加体系。于是，普世体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势必涵盖四周，以达到其地理极限；普世的大帝国及大教团遂成为普世秩序的特征。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为中国，已及其古代的极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体系弥漫印度次大陆，甚至包含了邻近的锡兰与南亚各处。希腊文明体系的扩散，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犹太文明，则因其“选民”观念的自我设限，未能有类同的扩散；但犹太教普世真神的观念，却是后来基督教秩序能够扩散的基本原因。于是，如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语），印度也成为印度的印度、希腊也为希腊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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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普世体系，在汉代发展至极致；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仄，人事的发展每有如此辩证式的消长进退。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文官制度的重叠，使知识与政治权力有紧密的结合。权力腐蚀知识，终于因为儒家成了正统，而使儒家走向繁琐的学风。注疏之学的过度发展，使儒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识分子中有一批贵族。学术繁琐化及知识分子贵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组织上都趋于僵硬，不再能为体系作适时的修改与调整，也不再能为一代又一代提出当代关怀的问题与答案。东汉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则是古代秩序的崩解。与汉代秩序的发展相似，则有古代罗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溃。罗马统治阶层的贵族化，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过分保护，均可与汉代世家大族出现后，文明体系的崩解相比较，只是罗马统治贵族并非担负文化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犹须与印度教及耆那教竞争，是以罗马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汉代儒生一般长期的独占知识资源，也未长期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然而，这两个古代文明也终于崩坏，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古代秩序的崩坏，崩坏的动力不来自外力，而来自内部生机的衰竭，而生机之衰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文化之繁琐及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腐败的过程是由内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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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几个普世秩序，在其盛时，力量都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甚至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扩张；如中国之拒匈奴于塞外，罗马之辟高庐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边外的扩张。但在其季世，则不足以抵抗外敌；西羌人众不及汉代一个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却能困扰东汉，使汉帝国疲于奔命。无他，汉帝国内部腐蚀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样的，罗马遂受蛮族之困，而贵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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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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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一 政治分裂下的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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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的定义，须有所厘清。大而言之，文化是人类生活各个面的总和，只要是人力所加，即是文化的表现。狭窄一点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尤其指那些可见的东西；在这一个范畴内，文化的产物是工艺的成果。更狭窄一点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心智活动之所及，这个无形无质的能量，却是创造各种可见可触形象的动力。在这个范畴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思想，而其中有创见有影响的则是哲学、宗教与文学。同时，我个人以为，最后一项定义下的文化活动，事实上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推动力。工艺是其表现，而人民生活是其推广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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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这三项不同的意义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我们不妨先排比一下在统一局面下哪些是开展的项目，在分裂局面下哪些是开展的项目。商周时代太远了，此处且不必提。中国古代最具有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是政治上极度分裂的局面，诸子百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至于人民的生活，谈不上安定，然而以农业而论，战国时代的中原，已发展相当程度的精耕制，以商业而论，货币也已流通。秦汉时代，中国是大一统的帝国。论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有过长期的安定，不过汉将开边，老百姓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工艺美术各方面，都留下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但是在思想方面毋宁是先秦的注脚，守成有余，开创则嫌不足。因为大家对秦汉的文化成就比较熟悉，我不必多谈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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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后到南北朝的终了，合久必分，中国有过长期分裂的局面。论人民的生括，频年战乱，中原的百姓日子不好过，在广阔的南方，百姓生计反而好些。在这一段分裂的时期，工艺与美术方面则颇有成就。大型的石刻，到今天仍是壮丽瑰伟。南北朝的书法开始了这一中国特有艺术的传统。化学与数学都有卓然可见的成绩，葛洪与祖冲之，在中国科技史上是闪亮的名字。在思想方面，佛教与道教都蔚然成宗，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成分。隋唐又统一了中国，早期对外战争，晚期内乱，百姓为此生者不得安，死者不得葬。但在治安良好时，百姓生活富足，生活的内容也因外来文化影响，而比前朝更为多姿多彩。在工艺方面，也普遍的有高度成就，而以工程、历算、冶金为最可称道。思想方面，唐代的儒家犹待复兴，佛教则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开创性的思想家，却是不多见。残唐五代，又是一个分裂的局面。中原百姓日子不好过，南唐与吴越的百姓生活却是不错。工艺方面，雕版印刷是一大成就。造纸与陶瓷也达中国传统的新高峰。思想方面，韩愈、李翱、柳宗元与刘禹锡都属唐代已衰乱的时候了，藩镇分割中国，其局面毋宁是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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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统一的王朝，然而北方先后由辽金占据，西边有夏，南边有大理，靖康以后，中原也不属宋有。这是一个列国并峙的局面，不能算真正的统一。宋代百姓的生活不能算安定，然而中国历史上都市化的过程，宋代占了重要的一页。工艺方面，在工程、天算、书法、绘画各方面，宋代的成就也到达了当世之冠的高峰。在思想方面，宋代的理学兼融儒佛，为中国近古思想开了一个新纪元。佛教的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开拓了全新的局面。明清两代，都是统一的大帝国。中国人的生活，大致算是安定的。即使长期衰败的北方，在明清时代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复苏。南方因逐步充分开拓而更为繁荣，中国的文化重心已渐向南移。工艺方面，明清的成就是在宋代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却未曾有新境界。思想方面，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到底只是理学的一个阶段，明清时代在思想方面，也只能说是延续宋代的传统而已。到清末，中国面临西方文化的激荡，才生了另一番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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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不必一定在统一时有长足的进步。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思想方面反而会出现对后世具有长远影响的新学说与新理论。在国家统一时，这些在前期萌生的思想，成为文化的主流，相对的也可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稳定，而使百姓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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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反而文化的动力会出现？我以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乱造成的不安，驱使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生死、天人、古今，各项永恒的关怀，都因为忧疑恐惧而呈现为直接而又具体的经验。人为此而思想，也经此刺激而提出新的解答。另一方面，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政治不定于一尊，思想也不定于一尊，思想的正统，更不能凭借政治的权威，排斥异端。为此，在统一的局面下，异端只能出现于边陲；在分裂的局面下，争鸣的百家可以在各地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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