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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〇 秦汉的普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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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枢轴时代之后期,即是秦汉大帝国。秦汉的普世性秩序,事实上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在政治上,这是天下共主的皇帝制度及与之相配的文官制度;在经济上,这是与小农精耕制相伴而生的全国市场网络;在社会上,这是编户齐民、选贤与能相叠的察举制度及其衍生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这是儒、道、法、阴阳家综合的中国型思想,所表现的现象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甚至《春秋繁露》、《法言》、《太玄经》诸种大著作,无不企图整合成一套放之六合而皆准的思想体系。同时,中国文明体系中,有一批胸存普世关怀的士或儒生,在野在朝,用进退藏,这批儒生、士大夫遂成为中国社会上长期存在的知识分子,为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开展而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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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文明,也各有其普世的体系及其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如印度的婆罗门、僧侣与隐居的贤人;如犹太的法利赛人、利未族与先知;如希腊的辩士与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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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世体系,正因其“普世”的特性有足够的扩张性,使枢轴时代文明扩散及其周围,吸纳其四邻参加体系。于是,普世体系代表者的普世秩序也势必涵盖四周,以达到其地理极限;普世的大帝国及大教团遂成为普世秩序的特征。中国的秦汉帝国由中原逐步扩散,终于东及于海,西至流沙,北到长城,南逾岭表:中国之为中国,已及其古代的极限。同理,印度文明的普世体系弥漫印度次大陆,甚至包含了邻近的锡兰与南亚各处。希腊文明体系的扩散,形成希腊化的地中海世界。古代犹太文明,则因其“选民”观念的自我设限,未能有类同的扩散;但犹太教普世真神的观念,却是后来基督教秩序能够扩散的基本原因。于是,如同中国之为“中国的中国”(借用梁任公先生之语),印度也成为印度的印度、希腊也为希腊的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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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的普世体系,在汉代发展至极致;然而物极必反,月盈则仄,人事的发展每有如此辩证式的消长进退。在汉代,知识分子与文官制度的重叠,使知识与政治权力有紧密的结合。权力腐蚀知识,终于因为儒家成了正统,而使儒家走向繁琐的学风。注疏之学的过度发展,使儒家丧失了创造的活力。儒生的世家大族,使知识分子中有一批贵族。学术繁琐化及知识分子贵族化使普世秩序在意念上及组织上都趋于僵硬,不再能为体系作适时的修改与调整,也不再能为一代又一代提出当代关怀的问题与答案。东汉的崩溃,不仅是一个政权的垮台,实则是古代秩序的崩解。与汉代秩序的发展相似,则有古代罗马的瓦解,及印度孔雀王朝的崩溃。罗马统治阶层的贵族化,与印度阿育王对佛教的过分保护,均可与汉代世家大族出现后,文明体系的崩解相比较,只是罗马统治贵族并非担负文化承先启后的知识分子;而印度的宗教繁多,佛教犹须与印度教及耆那教竞争,是以罗马与印度的知识分子并未与汉代儒生一般长期的独占知识资源,也未长期与政治权力紧密结合。然而,这两个古代文明也终于崩坏,这一现象,我称之为古代秩序的崩坏,崩坏的动力不来自外力,而来自内部生机的衰竭,而生机之衰竭部分原因可归结于文化之繁琐及知识分子的贵族化,腐败的过程是由内部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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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几个普世秩序,在其盛时,力量都足以抵御外来的侵略,甚至可以进行相当程度的扩张;如中国之拒匈奴于塞外,罗马之辟高庐的土地,及印度在五天竺(旁遮普)边外的扩张。但在其季世,则不足以抵抗外敌;西羌人众不及汉代一个大郡,武力不如匈奴,却能困扰东汉,使汉帝国疲于奔命。无他,汉帝国内部腐蚀已深,遂失去了抵抗的能力。同样的,罗马遂受蛮族之困,而贵霜可在印度建立皇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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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一 政治分裂下的文化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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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一词的定义,须有所厘清。大而言之,文化是人类生活各个面的总和,只要是人力所加,即是文化的表现。狭窄一点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尤其指那些可见的东西;在这一个范畴内,文化的产物是工艺的成果。更狭窄一点的定义:文化是人类心智活动之所及,这个无形无质的能量,却是创造各种可见可触形象的动力。在这个范畴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的思想,而其中有创见有影响的则是哲学、宗教与文学。同时,我个人以为,最后一项定义下的文化活动,事实上是人类文化创造活动的推动力。工艺是其表现,而人民生活是其推广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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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以这三项不同的意义来观察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发展,我们不妨先排比一下在统一局面下哪些是开展的项目,在分裂局面下哪些是开展的项目。商周时代太远了,此处且不必提。中国古代最具有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是政治上极度分裂的局面,诸子百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奠定了基础。至于人民的生活,谈不上安定,然而以农业而论,战国时代的中原,已发展相当程度的精耕制,以商业而论,货币也已流通。秦汉时代,中国是大一统的帝国。论人民的生活,中国人有过长期的安定,不过汉将开边,老百姓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在工艺美术各方面,都留下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但是在思想方面毋宁是先秦的注脚,守成有余,开创则嫌不足。因为大家对秦汉的文化成就比较熟悉,我不必多谈细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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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以后到南北朝的终了,合久必分,中国有过长期分裂的局面。论人民的生括,频年战乱,中原的百姓日子不好过,在广阔的南方,百姓生计反而好些。在这一段分裂的时期,工艺与美术方面则颇有成就。大型的石刻,到今天仍是壮丽瑰伟。南北朝的书法开始了这一中国特有艺术的传统。化学与数学都有卓然可见的成绩,葛洪与祖冲之,在中国科技史上是闪亮的名字。在思想方面,佛教与道教都蔚然成宗,成为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成分。隋唐又统一了中国,早期对外战争,晚期内乱,百姓为此生者不得安,死者不得葬。但在治安良好时,百姓生活富足,生活的内容也因外来文化影响,而比前朝更为多姿多彩。在工艺方面,也普遍的有高度成就,而以工程、历算、冶金为最可称道。思想方面,唐代的儒家犹待复兴,佛教则经历“中国化”的过程。开创性的思想家,却是不多见。残唐五代,又是一个分裂的局面。中原百姓日子不好过,南唐与吴越的百姓生活却是不错。工艺方面,雕版印刷是一大成就。造纸与陶瓷也达中国传统的新高峰。思想方面,韩愈、李翱、柳宗元与刘禹锡都属唐代已衰乱的时候了,藩镇分割中国,其局面毋宁是分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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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统一的王朝,然而北方先后由辽金占据,西边有夏,南边有大理,靖康以后,中原也不属宋有。这是一个列国并峙的局面,不能算真正的统一。宋代百姓的生活不能算安定,然而中国历史上都市化的过程,宋代占了重要的一页。工艺方面,在工程、天算、书法、绘画各方面,宋代的成就也到达了当世之冠的高峰。在思想方面,宋代的理学兼融儒佛,为中国近古思想开了一个新纪元。佛教的禅宗是中国化的佛教,开拓了全新的局面。明清两代,都是统一的大帝国。中国人的生活,大致算是安定的。即使长期衰败的北方,在明清时代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复苏。南方因逐步充分开拓而更为繁荣,中国的文化重心已渐向南移。工艺方面,明清的成就是在宋代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却未曾有新境界。思想方面,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到底只是理学的一个阶段,明清时代在思想方面,也只能说是延续宋代的传统而已。到清末,中国面临西方文化的激荡,才生了另一番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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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面这一段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文化的发展不必一定在统一时有长足的进步。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思想方面反而会出现对后世具有长远影响的新学说与新理论。在国家统一时,这些在前期萌生的思想,成为文化的主流,相对的也可能有助于政治权力的稳定,而使百姓过比较安定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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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反而文化的动力会出现?我以为,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战乱造成的不安,驱使一些有识之士去思考人生的许多大问题:生死、天人、古今,各项永恒的关怀,都因为忧疑恐惧而呈现为直接而又具体的经验。人为此而思想,也经此刺激而提出新的解答。另一方面,在政治分裂的局面下,政治不定于一尊,思想也不定于一尊,思想的正统,更不能凭借政治的权威,排斥异端。为此,在统一的局面下,异端只能出现于边陲;在分裂的局面下,争鸣的百家可以在各地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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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工艺方面的成就,统一的局面固因财力物力及人力的丰足,而易于跻登高峰;然而,即使在分裂的局面下,有些地区也可因为人才的异常集中,而在若干项目获得异常的突破。甚至在人民生活方面,同样的现象也会发生。例如五代时的吴越,百姓殷富,生活安乐,与中原的衰败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一现象,我称之为“隔舱现象”。在政治统一时,各地资源经过流通而相当分散,个别地区的生活水平难得大幅度的超越于其他地区的水平。在政治分裂时,一个一个隔离的地区,不易有充分的流通以分配个别的资源,于是有些地区,凭借独特的条件,可能创造了特别优异的成绩,使当地的百姓过更好的日子。这一地区的高水平生活,可能孕育了一批优质的人才,凭当地的富源而培养了工艺方面的潜力。在再一次统一时,这因隔离而具有成就的人口,对整个中国,竟可产生“反馈”作用。在新的统一局面下,一旦内乱外患都消失时,那些局部地区蓄积的潜力,竟可以成为提高全国性生活水平的动力与种子。我认为唐代的富实,得力于南朝在南方的开发;唐代的上层文化,也因南朝的优雅传统,而得以充实。同样的,南方的思想与工艺,为明清打下了厚实的基础,使统一局面下的中国,出现了近古的繁荣与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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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时期交替出现。分裂时的忧患,及局促一隅的困境,都可能促使局部地区的奋发,其因为战争而造成的业绩,在统一局面再出现时,往往成为新局面下文化建设的新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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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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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一二 分裂有助于科技而统一有助于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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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时期—春秋战国时代、魏晋南北朝及宋元时代都是分裂的时代。(也许各位认为宋代是个大一统的时代,其实并不是,宋代还有好几个外族与之抗衡并存。)三个时代,不仅政治上是个分裂的时代,而且是思想上变动极大的时代。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这不必细说;魏晋南北朝时,佛、道、儒三家争辩,玄学与正宗儒学的争辩,各式各样的争辩同时发生,没有一家可以号称为正统的。宋元之际,宋代本身诸儒的争辩,还有道家本身出现新的教派参与争辩,再加上外国进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的参与,所以宋元之时,实是思想活泼的时代,亦很难说它有一个学术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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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是中国的科学,即使是实用的科学,其萌芽固在任何时都可以发生,但是最灿烂的时代,是思想上不归于一、政治上不归于一的时代。这时最容易因竞争而开花结果。另一方面,工艺的发展则属另一模式。中国工艺的成就,总结地说,需有一个大有力的政府,掌握大量的资源,给予工匠几乎是无限的支援与长期的时间去发展。所以古代工艺的发展,往往在中国国力最高峰的时代,就是大一统的时代,也是政府力量最强、国家最富庶的时候。宋元以后的近古中国情形又有变动。由宋至明,中国的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化与商业化,这两个运动使得中国经济进入了崭新的形态,于是工艺变成民间的工艺,不再是官家的了。汉朝最好的工匠是属于官府的,最好的工艺品(如漆器)皆是由官府所造;而宋代的名磁则为民间的工匠所造。大规模的冶炼亦在民间。所以宋元以后的工艺发展不依靠一个大有为政府的支持。宋元以后的工艺呈直线的发展,在数量上、质地上都有改进,一直到清朝中叶未停顿过向上走的趋势。反之,因为明清两代是极端专制的时代,尤其是清初,压迫精神及知识的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于是整个科学的发展就迟滞停止了。如果17世纪的中国小型科学革命能够继长增高,我想中国的科学发展可以和欧洲齐头并进。中国失败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没有经济基础,工艺既可以由民间得到支助,科学亦应当可以得到支助。科学家大多也是知识分子,明代的知识分子不仅是靠种田生话,有很多也靠工商业过日子。可是,明朝的政府太专制,清朝的政府更加专制,遂将精神的活动完全抹煞了。于是,明清的工艺一直直线向上,而科学的进展都停顿了,代替的是考证的史学及内观的形而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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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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