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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三 埃及文化经不起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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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位处尼罗河流域狭窄的河谷，两边都是石灰石山崖，此外就是沙漠。这块地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并不多。尼罗河谷的人利用冲积平原上的土壤来发展新型的农业。其中最要紧的事就是保有每年冲积的同一地方可以继续耕作，于是出现集体的所有权，因为个别的个人没有办法宣称这块地是我明年还要种的。在集体所有的原则下，每年重划土地，才能保有这块土地的使用权，这也是一种组织的需求。两河的组织需求是要获取新的物质，而尼罗河的需求是要在同一块土地上保有长期的使用权。尼罗河作为交通路线是非常便利的，使上游下游连接为一体，易于一统天下。对外却有很难跨越的阻隔，所以对内的认同很容易建立，这种情况之下造成尼罗河谷自成单位的现象。于是古代埃及人感觉到自己是选民，上帝造了这个地方给他们住的；他们自负甚高，而且认为神圣王权和神的世界是不分开的，除了神圣性外，古埃及文化也有排他性。他们以为没有别人应该享有埃及人所受的权利，同时也不去学别人的东西。这种群体缺少可以扩展的潜能及愿望。但等到需要扩张的时候，则是与两河地区的国家有了接触时，别人打到门口来了，或是自己具有足够的力量要去获取别人的资源，就不得不来往了。对埃及人来说，扩张等于文化自杀。因为扩张，埃及文化丧失了他的选民性及自信心，以至于变得无所适从，这样一种不能扩展的文明扩张太多或太快，或是外面的人进来太多，遂难免就灭亡。今天的埃及文化并不是古代埃及的后代，而是两河的后代，人种上虽是古埃及的后代，但文明已经消失了。埃及文化是排外的、自负的，也因此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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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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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四 两河流域人群结合的方式与普世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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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拿几个主要的古代文明来观察它们的发展过程。第一个是两河流域。两河流域是位在底格里斯（Tigris）河和幼发拉底（Euphrates）河之间，为什么我们用“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这个字呢？这个字是水中央，这两条河上游发源很近，中间下面稍为远一点，更下游又接近以至合成一个三角洲（delta），中间这块就称为“美索不达米亚”。这块地区是面积并不很大的冲积平原，从札格洛斯（Zagros）和安那托利亚（Anatolia）两个山系冲积下来的泥沙和沙漠里刮过来的沙合在一起而造成。当然我们谈两河文明的范围不该只谈美索不达米亚，旁边的山地即地中海末段的山地也该包括进去，不过文明出现，形成城邦，是在两河流域，所以还是以这里作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腹地。腹地数百里内没有丘陵，没有石头，往下挖也挖不出石头，要石头就得上山，到安那托利亚或是到伊朗的札格洛斯，或是到黎巴嫩去找石灰石。美索不达米亚的下游是三角洲的冲积平原，也是沼泽地，河流缓慢得找不出河道，长满了“阿拉伯苇草”，可是河中与沼泽地带，水产还相当丰富。要在这种生活环境下生存并不容易，热风常常吹袭，由上冲下来的雨水并不稳定，旁边山坡上本来居住环境相当好，可以种植麦子，但是日久地瘠了，就只好移到河域来。各位过去念到的“肥沃月湾”，其实月湾一点都不肥沃，荒凉不堪，连造房子的材料都没有，除了泥沙还是泥沙，两河文化的人们要在这个情况下，突破新石器时代的天然环境，另外创造一个环境。这地方最初出现的村落遗址并不很大，可是慢慢地村落与村落之间发生联盟，因为有许多工作是要大家一起做，做石器的石头，需要从远处取得，长途获取原料是很重要的工作。先是取硬石头，后来则是为了获取铜、锡、木材，而作长程的贸易。他们发现一个两个村落应付不来，只有大家合伙派人远征，派出去的远征队所带回来的东西是大家用，不是只有他们几个要用而已。远征队出去时所带的食粮和家里的生计都是大家供给的，所以带回来的东西也不能待价而沽。于是为了大群体的共同利益就构成了超级村落。超级村落就是后来城邦的前身。城邦之成为国家，则是附近若干小一点的城邦屈服于大一点的城邦之下。从第一个王国的出现，可以看到大城邦和小城邦之间，存在着隶属关系，不完全是一字并肩的地位。换言之，就是人类感觉到需要拿团体的力量去获取资源，而这些资源有些是远征队带回来的，有些是集体交换的。但是拿什么东西去交换？种粮食、捕鱼……再以交换本地缺少的物资。长程的交换为贸易，在美索不达米亚是很重要的一点。其中神庙是最大的“贸易公司”，神庙派最多的人出去，神庙也是银行，也是屯聚与分配粮食的中心，城邦里真正的生产交换关系是以神意象征的集体利益。资源共享是分配最主要的事情，最早的泥版文献之一就是神庙分配物资的记录。这种国家的特点就是共享的与合约的。合约造成民主的现象，反映在神话里就是他们的神祇常常开会，譬如有个神说我要毁掉那一座城，而那座城的神说不行，于是大家必须会议决定，神的集会也一样有派系之争，开起会来热闹得很，一定要大家多多少少的取得协议才能执行。神的会议就是人间会议的反映，人间的城邦有长老院和市民大会，这种城邦的民主结构是由于生活需要而来的，这是人类历史上很特殊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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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城邦的人群结合原则是什么？不是亲缘，而是合约的：它是地缘的，因为它有个中心，以城邦本身为中心，地点固定，当地财富的收集也固定。地缘性可以扩张，因为它是合约式的、共享式的，可以一个城邦与另一个城邦联盟，可以许多城邦联盟成一个国家，甚至可以从王国变成帝国，到最后可以统一两河，并超越两河到达以外的地区。这样的团体有扩展的潜能，每次扩张的过程中，又都要有新的合约、新的协议和新的共享，包括神与神重新订定的关系，本来不相干的两个城市可用神与神之间拟定的新关系结合成一体，如有些神的地位升高，升高成新的大神，或则新被征服者要接受原有的大神作为他的保护神，也把新被征服者的神容纳在神的系统内，这整个过程有可以扩展的潜在可能，可以继续不断扩大的，到最后可以成为普世帝国。中东最终所表现出的普世帝国就是波斯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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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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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五 以色列与犹太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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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蕞尔小国，面积不过与美国的新泽西州相仿，也与台湾在伯仲之间，而且大半为贫瘠的干地，人口只有三百万多一点，国小人少，却能卓然自立于强邻环伺的包围圈中。论民族，犹太人在语言及体质两方面，都属闪族，原与阿拉伯人是同一族属，例如：阿语与西伯来语的问候语“夏隆”还出于同一字根，发音不过卷舌与不卷舌而已。但是数千年来，犹太人是一个独特的民族，不与闪族其他支派旅进旅退。凡此，都属于历史上罕见的特例，只能归之于人定胜天。犹太人硬是在种种不利的条件下，硬闯出自己的历史，不断的肯定自己的存在。人类历史上如果抽出犹太人的成就，不仅欠缺了马克思、弗洛伊德、爱因斯坦的名字，连整个西方文明源头的基督教文化，也将不见。这一个小小民族也就足以自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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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之能够做到这一步，答案仍须从犹太人的历史中去寻找。以色列的位置，在古代是两河流域与埃及南北两大之间的通道。俟希腊罗马与波斯兴起，东西争衡，以色列的地理位置又在海陆交接处。这是四战之地，中国古代战略名词称之为“午道”的交点。在这一地区，自古有不少民族来往。在古代以色列建国之前，此地有过别的国家，在古代以色列覆灭之后，此地也有过不少别民族建国。古代以色列在覆亡以前，不过中东若干小国之一；甚至在大卫与所罗门两大名王的时代，以色列号为兴盛，也至多当得了中东的第二级强国，论文化与武力，都不能与南北或东西的头等大帝国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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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之脱颖而出，不在其鼎盛的时代，而在其艰难困苦的时候。犹太教的一神信仰，诚然为古代中东各族中绝无仅有的特色，然而其由一神信仰的基础发展出一套犹太人特有的伦理与人生观，也是在宗社覆灭之后。犹太人自从所罗门王的子孙分裂祖业，一分为二，国力骤衰。此后一亡于巴比伦，再亡于波斯，三沦为希腊的属邦，接着被塞琉西王朝及罗马帝国统治，在罗马手上，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犹太的孑遗从此四散流亡，达一千九百余年，直到1948年才得以重建今日的以色列。每一次亡国之后，犹太人在悲痛之余，却也反省自己的遭遇，最后归结为上帝对自己的选民，有特严的考验。各种耻辱与苦难，都是上帝磨炼犹太人的德性与能力。秉此信念，犹太人父以教子，长以教幼，莫不加意培养训练子弟刻苦勤奋，在种种逆境中求生存。犹太人家教严，凡有犹太友人者，都熟知所谓“犹太妈妈”对子女的鞭策与督促。千百年来，犹太人以返乡建国为愿望。老实说，那一块土地土壤贫瘠，世上更好的地方比比皆是。这一番返乡建国的憧憬，其实是犹太人自我鞭策的象征而已。今天，以色列已在故土再建，却又有强邻虎视鹰睨，遂使犹太人依然必须鼓足了勇气，以在危局中求生存为目标，究其实际，仍是在艰难困苦中，继续保持其文化的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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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文化的韧力，不是单纯由上帝选民的信念而来，国亡家破，流离四散，犹太人没有了自己的政府与法律，犹太教的教师（拉比）们，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同胞仍在犹太的律法下过日子，另一方面又不能不顾及避难侨居地的风俗与法律。于是早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夷为平地的那一年，一些教师们就组织了研究律法与讨论律法的学院。连续四百年之久，律法在教师们手里不断的修正，也不断调整；后面三百年则又加上解律的注疏。这一大批律与疏，遂成为犹太人在客地生活的行为准则。各地的学院与教师，继续不断通信，往复讨论，律法保持原有的精神，却又不断调整修正，以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势。既然犹太人已没有自己的政府执法，律法是否可行，只有全仗理论的说服力了。因此，犹太人在散居各地时，他们的宗教及传统，却能渐渐走向以“理”服人的方向，而不是仗国家权力来建立权威。这种以“理”服人的习惯，可能是犹太人在学术界往往出人头地的原因—学术上的是非，也只能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力来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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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的复国运动，颇得力于这种论“理”不论“力”处。固然犹太人也常有以暴力为手段的时候，在古代如耶稣的大弟子西门彼得就是奋锐党的一员，在近世，如比金就曾是恐怖激烈组织的行动员。同时，在用武力为必要时，以色列也从未放弃武力。犹太人不会是甘地的信徒。不过，从大原则说，以色列的政治仍以“理”为先。1919年以色列复国运动领袖魏兹曼与阿拉伯费赛王子签了合约，自此开始，犹太人不断运用时机，经由各种各样的条约及协议，为以色列独立建国争得一步一步的进展。1967年，我参观以色列国会，当时六日战争方过，国会中照旧有若干在野党的议员，责备以色列内阁用武力太早，用武力太过。今年元旦，我们的古史讨论会放假一日，外来的客人都去参观旧城。约旦王已兵败十六年，圣城已纳入耶路撒冷市的行政系统内。可是根据旧日的约定，圣城中的伊斯兰教金顶寺及附近地区归约旦王管理，是以金顶寺仍由约旦兵士守卫，连旁边的博物馆也是约旦领土。犹太人认为金顶寺恰巧建在犹太教“至圣所”的地点，一日金顶寺在阿拉伯人手里，犹太教徒就一日不能进入“至圣所”祷告。因此，不少狂热的犹太教徒，尝试用武力驱逐约旦卫士，每次防卫金顶寺的武力，竟都是以色列政府的正规军。以色列的老百姓言下甚为不平，嘲笑他们的政府，花纳税人的钱，用以色列子弟来阻挡自己百姓夺回圣地。今年年初，以色列的报纸上最热烈的辩论，也是在于以色列由黎巴嫩撤兵的问题。以色列的比金，能与埃及强人萨达特协议和平，拱手让出富于石油及铜矿的西奈半岛，固然是形势使然，和比战贵，而比金说服国内的异议，也还须仗说“理”一途。以色列的议会中，大小党派十余个，开会时的辩论唇枪舌剑，激烈无比。不论当年老妈妈梅尔夫人，战时独眼英雄戴阳，任何人都须时时在舌战中求取信任投票。以色列人虽然都是犹太人，却来自世界各地，各群的利益及观点迥异，国会内小党林立，也正是因此而产生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单以爱国热情来号召团结，可以收功于一时，却难以持久。以色列国会吵吵闹闹，而终能团结一致者，民主讲理是其最主要的原因。大凡一个国家，在危急时，可以倚靠天纵英明的领袖，以其个人的威望维系国命。若真要长治久安，表面上看来最没有效率的民主讲理，反而是最能生效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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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分光镜 一二六 西方世界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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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之间有几种形态。例如法国是个国家权力极强的国家，社会权力几乎没有，自从黎希留和马萨琳开始就极力打击社会势力，直到戴高乐时代，基本上国家权力绝对高涨。法国国家权力十分中央化，由于法国是从巴黎为中心而成长的，因此地方没有力量。虽然在这个国家内有一个极为制度化、极为工具性的文官组织，但是这个文官组织没有儒家意念，甚至没有基督教意念，只是纯工具性，哪一个人抓住文官组织，国家就必须听从他。拿破仑可以当皇帝，拿破仑三世也可以当皇帝，还可以第一共和、第二共和、第三共和、第四共和、第五共和，法国经常大乱而居然没有分崩离析，就是依靠这个工具性的文官体系。法国没有强大的社会力量，幸而文官体系有力量维持国家于不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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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国家与社会各一端排列各种政体，从国家权力极强，一点点移到仍有社会力量存在的国家是普鲁士。普鲁士的建国是由许多单位合并起来的，因此各地都有地方势力及社会势力。普国的缙绅（容克），相当于中国的士绅，但中国的士绅是文的，德国的缙绅是武的；就像中国的士绅一样，他们很多在地方上有钱有势，但也有些无钱有势。普国缙绅所代表的社会力量构成德国文官组织最主要的成分，然而德国的文官组织没有中国的选拔体系，只有有点类似汉朝的察举的推荐，缙绅代表社会势力，对文官体系也有一定的作用；同时国家权力并不十分的集中于中央，各邦也仍有属于地方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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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国家—社会延续线社会的一端挪一挪，则是英国与美国。英、美的议会力量很大，国家权力相当萎缩，地方权力相当高涨。英国的文官体系比美国好，英国文官系统要考试，多少有点保障，也不能随便免职，而且英国的常务官是不随政治走的。内阁部长是政务官，部长是国会选出来的，国会又是地方选出来的，因此英国的社会力量比较强。实际上，英国的治权是社会的行使，政权相对的微弱。美国亦复如此。美国只有治权没有政权，国家就是治权。美国的政务官都不是经过考试进来的，而是商人、企业家、律师、地方绅士从政，代表社会力量。从前美国的文官系统有分赃制的恶名，今天分赃的情形稍微好些，可是还是“转门”（rolling door）的方式，今天这个人转出去，那个人转进来，明天那个人转出去，这个人又转进来，社会力量表现在文官制度上。英、美在国家权力方面萎缩，在法律方面也可睹见。大陆法系的德、法是由国家制定法律，法官代表国家来判罪，解释法律；而英、美是陪审制，由社会来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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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延续带上，几乎全在社会一端的例子是瑞士。瑞士是社会权大到国家权几乎没有了，瑞士是几个语言群合并的国家，等于没有中央政府，真正的事情由地方政府管理，可说是纯粹的社会权力当家。瑞士的中央政府是委员会，名义上是多数决，实际上是协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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