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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退进的恶果——“亚父”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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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传统中有一个十分特殊而又奇怪的现象，这便是司马迁所说的“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弃英雄如敝履、杀功臣似饮茶的现象，其最早的例子也出自春秋时期的南方诸侯列国——吴、楚、越等国。那里专制集权统治机制比较早地建立并开始运转，于是屠戮功臣以巩固君主集权也开风气之先，早早粉墨登场，领导潮流了。楚国成得臣（即：子玉）、子反不得善终，吴国伍子胥衔恨而亡，越国文种大夫一命呜呼，都是典型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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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仅说伍子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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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初爆发的那场吴楚战争，伍子胥和孙武一样，是吴国大破楚军、高奏凯歌的主要功臣。为了夺取对楚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伍子胥向吴王阖闾提出了“疲楚误楚”的战略指导方针，将吴军分为三支，轮番出击，骚扰楚军，麻痹敌手，创造战机，制敌于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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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针为阖闾所欣然采纳，并且在具体军事行动中加以坚决的贯彻落实。这样六年时间实行下来，吴军先后袭击楚国弦、豫章等战略重地，使得楚军疲于奔命，斗志沮丧，士气低落。同时，吴军这种浅尝辄止、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打了就跑的迹近“无赖”做法，也给楚军统帅造成严重错觉，误以为吴军行动仅仅是武装骚扰而已，断定“小泥鰍掀不起什么大浪”，因而忽略了吴军这些“佯动”“捣乱”背后所包藏的大大“祸心”，放松了应有的警惕，到头来终于栽了大跟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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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各方面条件成熟后，伍子胥与孙子等人一起，捕捉时机，辅佐阖闾指挥吴军于公元前506年全面发起著名的柏举之战，正确选择有利的进攻方向，“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迅速穿越大隧、直辕、冥阨三关险隘（均在今河南信阳一带），实施远距离的战略奇袭，风卷残云，重创楚军，五战五捷，一举攻占楚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郢都（今湖北江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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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郢之战被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称道为“东周第一战”。它使得吴国一举击败多年老对手楚国，给长期称霸、顾盼自雄的楚国以十分沉重的打击，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春秋后期的整个战争格局，为吴国的进一步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伍子胥又辅佐阖闾之子夫差，在反击越国进犯的夫椒之战中，统率吴军长驱直入，连战连捷，杀得越军溃不成军，几近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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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伍子胥在“西破强楚”“南服越人”战争中的卓越贡献，在辅佐阖闾父子过程中的全身心投入，并没有给他的人生历程带来幸运。在夫椒之战后是乘胜灭越，还是北上伐齐战略方针的选择上，他与夫差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况且夫差目空一切，刚愎自用，对伍子胥的杰出战功怀有潜意识的妒嫉，夫差对伍子胥渐渐萌生了过河拆桥、杀驴卸磨的心思。当他看到伍子胥始终坚持南下灭越的初衷，知道伍子胥与齐国重臣有友好交往的消息时，不禁怒火攻心，气不打一处来，遂下决心诛杀伍子胥这位吴国兴盛的第一功臣。他派人给伍子胥送去属镂之剑，逼他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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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手捧属镂之剑，回想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念及辉煌功勋带给自己杀身之祸的大冤恶遇，忍不住悲从中来，涕泪滂沱。他沉痛地对下属说：“我死之后，一定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使其可作棺木以埋葬吴国。再挖出我的眼睛，将它悬挂在吴都东门之上，让我能看见越寇灭亡吴国这一幕吧！”说罢，他挥剑割喉，气绝身亡。一代英豪终于做了黑暗君主专制制度下“卸磨杀驴”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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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差听说了伍子胥临终前的遗言，更是怒不可遏，暴跳如雷。他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派人取来伍子胥的尸身，盛之以皮襄，抛入滔滔不绝的江水之中，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使得这幕悲剧更带上一则凄惨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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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之死，当然是一出悲剧。导致这场悲剧发生的，主要责任无疑该由吴王夫差来负。然而，一只巴掌拍不响，伍子胥在这中间也不是没有问题。他的才华，他的处事，尤其是他的性格，至少在他与夫差的矛盾激化中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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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极有才干，聪明睿智，深富韬略。当年伍氏遭遇灭门之祸时，伍子胥识破楚平王传召的险恶用心，没有像兄长那样犯傻回郢都自投罗网，而是选择了辗转出逃，使楚平王的斩草除根计划未能完全得逞。这种在生死关头的沉着、冷静，是成就事业的基础、战胜挑战的本钱。可见伍子胥在政治舞台亮相伊始，便是一个极有主见、极有远略的非比寻常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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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大臣出奔是很常见的事情，但是对出奔目的地的选择，却能反映该人的政治智慧与斗争韬略的高下。伍子胥没有逗留齐晋等大国，也不曾飘泊于郑宋等小国，而是选择了南方的吴国，实在是高明之至。因为他懂得齐晋等大国有的是各类人才，物以稀为贵，多了便不值钱。在能人扎堆成窝的环境里，他想要立马脱颖而出、出人头地可是老大不容易。常言道：“宁为鸡口，不为牛后”，他去齐晋实在不是上策。宋、郑等小国倒会热情欢迎他去投靠，努力一把，谋个一官半职也大有机会。可是这些国家都小了一些，根本不能成为楚国的对手。其主观上也丝毫没有向楚国叫板的胆量。他去了那里不等于是白忙乎一场吗？父兄之仇又是猴年马月可以报得！所以，郑、宋等小国也无需成为他考虑投奔的选项。而强大起来的吴国必然会与近邻的楚国发生利益的冲突，双方对江淮流域的争夺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他要报父兄被杀之仇，必须借助于吴国之手。而吴国要实现削弱楚国实力，取代楚国成为南方霸主，也必然离不开他的帮助，必须借助于他的智谋。双方之间合则双赢，这个注，值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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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的核心是高明预判战略形势，在多种可供选择的行动方案中选定最合理的方案。正如流行歌曲《当爱情经过的时候》所唱的“到了下一个路口，不知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谁来为我做参谋”。战略就是决定向“左”或向“右”的“参谋”。伍子胥作出了向“左”向“右”的正确选择，证明他无愧为不世出的谋略大师、战略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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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破楚之后吴国新的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伍子胥的识见和判断也是完全正确的。当时，吴国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在“南服越人”或“北威齐晋”当中作出正确的选择。区别主次轻重，循序渐进，以避免两线作战，陷于战略上的被动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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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伍子胥是最坚定的“南进”派。他认为，齐、鲁等国对吴国来说，不过是“疥癣”之疾：“夫齐、鲁譬诸疾，犹疥癣也，岂能涉江、淮而与我争此地哉……破齐，譬犹石田，无所用之。”（《国语·吴语》）何足畏惧。反之，越国则是楚的盟国，长期以来为虎作伥，同吴国对着干，兵锋咄咄，得寸进尺。其有亡吴之心，实乃吴国的心腹大患。吴国只有首先彻底打败越国，才能国基永固，霸业有成。总算苍天保佑，吴军在夫椒之战中大获全胜。此时灭越，有如探囊取物，不费吹灰之力。伍子胥自然不愿错过这样的良机，所以坚持“宜将剩勇追穷寇”，要求夫差当断则断，把灭越大业进行到底。因为他心里十分明白，越王勾践不是等闲人物，其左右股肱范蠡、文种更不是省油的灯。眼下越国虽然遭受严重挫折，但是只要其一息尚存，就有可能死灰复燃，卷土重来。所以吴国必须一鼓作气，乘势一举灭亡它，绝不能养虎贻患。另外，他认为灭亡越国还可以确保他日吴国北进时没有后顾之忧，避免出现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因此从战略角度考虑，灭越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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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的意见没有错。他对吴国的忠诚也是无可置疑。可是为什么他的好心没有得到好报，正确的主张未被采纳姑且不说，甚至连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了进去，酿成最终的悲剧呢？这不能不联系到他的性格弱点和处事方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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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说，“性格即命运”。这一点在伍子胥的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从有限的史料记载来看，伍子胥的性格特征是刚强有余，圆通不足。他疾恶如仇，秉直而行，这固然有值得肯定的地方。可是过于执着，有时不免不识时务，僵硬固执，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或做法异化为不合人情、不可理喻的言行，引起旁人的反感，惹来不必要的麻烦。真所谓“皎皎者易污，峣峣者易折，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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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他攻入郢都后的许多做法上有鲜明的反映。在双足踏上郢都土地的那一刻起，伍子胥就像疯了似的实施最坚决的复仇。他这样做，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的。的确，他的父亲和兄长惨死在楚王的斧钺之下。他则被迫背井离乡，四处逃亡，历尽人间的沧桑，尝遍不幸的苦酒。家仇如山，身恨似海，这让人日夜衔思，怒火填膺，唯求手刃仇人，报仇雪恨。如今苍天有眼，青山作证，他终于以胜利者的身份踏上这片洒满自己泪血的土地。他百感交集，万般慨然。他回想起当年的遭遇，不禁热血沸腾，怒火中烧，悠悠万事，唯此为大，这就是彻底复仇，一泄心头之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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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说“以直报怨”，伍子胥不是不该复仇，问题是复仇的方式应该按常理出牌，能符合一般人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方式，能够得到局外人的理解和认可。其复仇的最高原则，便是一切要适可而止，见好便收，切忌忘乎所以，失去方寸。按这个原则来对照伍子胥的复仇举动，我们会觉得他这方面显然做过头了：统领士兵掘开楚平王的坟墓，亲自鞭尸三百，并且“左足践腹，右手挟目”，大骂平王以泄愤恨。这的确是不顾社会舆论与影响，只图一时痛快的行为，是典型的仇恨与怨忿蒙蔽理智的结果。这当然是很难为他人所谅解和接受的。当时就有人对伍子胥的鞭尸事件提出批评和质疑。可兴头上的伍子胥哪里听得进去，反而用“日暮途穷”可以“倒行逆施”的理由为自己进行辩解。这无疑是强辞夺理，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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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伍子胥这样果决刚毅的个性，与同样刚愎自用的吴王夫差凑合在一起，双方的隔阂与冲突乃是可想而知的。俗话说“一根桩上拴不得两只叫驴”，伍子胥如何能与夫差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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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的是，伍子胥是阖闾的同辈人，在夫差当朝中是典型的前朝元老。对于夫差，他恐怕是会以子侄视之，扮演的是“亚父”的角色。而事实上，“亚父”的角色是最不容易扮演的。尤其是在很有主见和才干的子侄跟前，你若是真的把“亚父”当作一回事，喜欢端起架子倚老卖老，指指点点，那么，受后辈的冷落，甚至恚恨实在是迟早的事情。如项羽对待范增，这中间固然有陈平的离间计因素，可是如果双方没有芥蒂，这样的小儿科手法又何尝能够得逞？其他像韩遂之于马超，高颎之于杨广，杨宇霆之于张学良，关系的破裂都可以归结于这种“亚父”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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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与夫差的关系似乎也有相似之处，夫差尊重伍子胥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伍子胥可以自说自话，我行我素。夫差毕竟是成人，又打了像夫椒之战这样的特大型胜仗，正踌躇满志，不可一世。可是伍子胥偏偏倚仗自己的功勋与资格，要对夫差的北上争霸计划说三道四，评长说短，要求夫差像孩子一样听信顺从他伍子胥的意见。这当然会让夫差感到很是没有面子。夫差心中的恼怒与抵触是可想而知的。他只是碍于情面，没有马上发作而已。如果说，伍子胥发表意见前，夫差还游离于南下或北上的两难选择，那么，经伍子胥一激，他此时恐怕反而真的下了决心：就不听你的唠叨，你越是主张南下灭越，那我就越不信这个邪，偏偏要北上中原，与齐、晋等大国周旋一番。我就是要看看在吴国究竟是谁做主人，谁说话算数。这样一来二去，伍子胥自然被边缘化了，甚至连生命都处于危殆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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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伍子胥性格上稍稍圆滑一些，他让自己南下灭越的主张，借其他人之口说出来，他不做出头椽子，或者干脆正话反说，故意去奉迎夫差的北征计划，搞不好倒很有可能会使夫差临事而惧，变得犹豫疑惑起来，以至于最终放弃这种战略上明显存在漏洞的选择。可“亚父”型的伍子胥迫不及待地掺和了进来，便使得事情愈发复杂化，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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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子胥将儿子托付给齐国鲍氏抚养，更使得他的死期迅速到来。“狡兔三窟”，伍子胥自我保护，给自己找个退路本无可厚非。可是在君臣关系已十分微妙的情况下，他再这么做，却等于是横生枝节，火上浇油。这件事使夫差坐实了对伍子胥建议灭越、反对伐齐动机的怀疑。在夫差看来，伍子胥这么做，是“不忠”“怀有贰志”用心的大暴露。更何况伍子胥的“窟”是营造在即将征伐的敌手地盘上，实在是“是可忍，孰不可忍”。谁知伍子胥聪明一世，竟会如此懵懂一时。他死在属镂剑下，的确是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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