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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四部分 华夏边缘的延续与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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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形成后，各个朝代的国力或强或弱，政治上或分或合，但是“中国人”一直在努力维持此边缘。华夏边缘的维持，除了以武力驱逐、羁縻，或以婚媾与贸易安定边缘人群之外，主要便是借着历史记忆。汉代之后，中国人在历史记忆上强调华夏抵抗外夷的战争，纪念征伐边缘人群的民族英雄，并特别记得边缘人群的奇风异俗。凡此种种，无非是以强调这些边缘人群的“异质性”来忽略华夏内部之歧异，并以共同的受难记忆（对外患的记忆）来凝聚华夏认同。因此，历代中国正史都在强调北方可汗的南侵必须被阻止，南方与西南蛮夷的叛乱应被抚平，而分裂的中国终须统一。在另一方面，华夏也为华夏边缘人群建构许多历史与神话，以此或表述他们心中边缘人群劣质、落后的他者形象，或以此将边缘异族想象为华夏支裔。这样的“历史”也在华夏边缘人群中被争论、修饰或被接受。华夏边缘的维持与华夏的统一实为一体两面。如果我们将“中国人”或华夏比喻为一个木桶，华夏边缘就像是紧紧将所有木片（代表不同地区的华夏）合拢在一起的铁箍；铁箍一断，木桶就散了。这便是为何在历史上，中原帝国常不惜代价来维持此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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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国族主义概念下，以及在近代殖民帝国主义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及其边缘之资源利益的刺激下，合传统华夏与其边缘人群为一邦的国族蓝图逐渐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形成。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此时中国需要一个实质的国族边界（national border），而非一异化的族群边缘（ethnic frontier）。因华夏边缘人群一直被华夏认为与自身有长久的血统、文化与历史关联，因此他们都成为包容于一新的“中华民族”之中。从此，许多华夏边缘人群由“四裔蛮夷”成为中国境内“少数民族”，自此华夏与其边缘合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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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第十二章 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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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中叶以来西力东渐之影响下，近代中国发生所谓“千古未有之大变局”；此变局之一便是华夏边缘再造，及因此产生的新的中国与中华民族。无可否认的，由中原帝国到民国缔造，除了许多内部体制的改变与国民概念之建立外，最大的变化便在传统中原帝国的边缘。这变化是，旧帝国的边藩、属部、部落与土司之民，以及由于汉化及土著化所造成的广大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人群，在经由一番学术调查研究、分类与政治安排后，被识别而成为一个个的少数民族。如此，传统华夏边缘之“蛮夷”成为“少数民族”，与今为“汉族”的华夏共同构成中华民族。这便是我所称的近代“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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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华夏边缘再造，与当时西方传来的“民族主义”（natioanalism）概念有相当深的关联。民族主义下的“民族”概念与包括“民族学”的近代社会科学，造就近代许多“民族”及相关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全球性的民族化与国族化潮流。当时的民族学（ethnology），主要包含语言学、考古学与体质学，主要在于探索人类民族起源、分化及迁移过程，厘清各民族的文化特质以及其在人类文明演化史中的地位。也就是说，民族学一方面以人群之体质、文化、语言特征作为民族分类标准，并以此进行人群迁移与文化传播的历史溯源（传播论观点）；另一方面，建立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谱系，衡量一民族在此谱系中的位置（演化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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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民族主义与此民族学的兴起有密切关联。体质学与体质测量被用来建立、维护一个个的纯种民族。配合考古学、语言学与民族学研究，由核心到边缘的民族或文化传播过程，或由野蛮蒙眛到文明的进化过程被建构出来。许多学术研究与学术争论，或为了强调本民族的优越，或为了诠释边远人群的落后以合理化殖民统治。因此这种民族学也是“经世致用”之学；经世致用的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学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法则运用到人类社会演化中。民族（或国族）被视为一个个的生物体，演化程度高的民族被认为有掌握运用全球资源的权力。生物的栖地（habitat）概念被转移为国族之生态区理想，这也是后来希特勒之“生存空间”（lebensraum）的思想来源。欧美列强由19世纪末起，便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支持下，借此民族学探勘、调查与研究各地物产民情，以作为殖民施政及经济文化侵略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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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时代背景下，接受“民族主义”与相关“民族”概念洗礼的晚清中国知识分子，忧心西方列强势力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的扩张，极力呼吁民族团结及唤醒国魂。在早期革命派人士“排满”兴汉之民族意识下，这个国族曾指的是传统“中国”概念中受四方蛮夷包围的“汉族”，也就是华夏。在较能包容满族的立宪派知识分子心目中，此国族则包含满、蒙等族。(1)后来在欧美列强积极营谋他们在西藏、蒙古、东北与西南边区利益的情况下，合“华夏”（核心）与“四裔蛮夷”（边缘）而为“中华民族”的国族概念，逐渐成为晚清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国族蓝图。在此国族蓝图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书写国族历史（或民族史），另一方面重新认识及描述国族边缘人群，也就是过去的华夏边缘人群；这两者都需借重西方的民族学与其他学科，因而由此产生的知识深受西方学术新知影响。在历史方面，刘师培所著的《中国民族志》与蒋智由的《中国人种考》，代表这些早期中国国族建构之著作。在这两本著作中，刘师培之作发表于1905年，代表以“汉族”为主的国族历史建构。同时在这两本著作中，我们皆可见著作者以音韵、体质、民族特质等来比附穿凿其说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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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国家概念进入中国并被实践而造成政治现实的过程中，一些与之相呼应的学科如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等，也随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安特生（J. G. Andersson）的甘肃彩陶文化研究，魏登瑞（J. F. Weidenreich）的北京人研究，以及1928—1937年中国考古学者的安阳发掘，都经常被用来论证中华民族之形成与其起源问题。在此时代，许多个人与机构都曾以学术贡献于国族及其边缘建构，在此我无法一一详述。以下我只以由国民政府创立，代表当时最先进、典范学术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之研究为例，说明学术与华夏边缘再造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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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华夏边缘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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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28年成立于中山大学。这是中国新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里程碑。然而在那个时代，无可避免地它也在国族主义下滋长，并贡献于中国国族建构。主要缘由是，当时流入中国的新学术，如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考古学与历史学，多少皆与“民族”概念声气相通。中国近代新史学开创者梁启超，曾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揭示历史研究的要旨，如说明“中国民族成立发展之迹”“历史上曾活动于中国境内者几何族”“中国民族所产文化以何为基本”等。(2)显然，梁氏心目中之历史研究主要便是“民族史”；此说明了“历史”在国族建构中的重要性。中国民族学研究先驱黄文山，在其《民族学与中国民族研究》一文中，也曾说明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为“我国社会演进之阶段，古文化之原型，民族迁徙之路线”；不仅如此，他认为一切社会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考古学之发展，皆为解答这些问题。(3)由此皆可知，那一时代的人文社会科学与国族主义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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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民族”概念下，一民族被认为是有共同语言、体质（血统）、文化，而在历史中延续的人群。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被用来考察民族之范畴与民族间的区分，历史学则被用来追溯“过去”，以说明此民族范畴与区分的由来。“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之初的内部三个主要分支部门，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也反映此旨趣。历史、语言、考古与民族学，在中国国族建构中不只是塑造、凝聚国族而已，它们还被用来探索国族内部的各民族区分。当时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便是，透过调查语言、体质、文化之异同，来探求中国国族中究竟有多少“民族”，各民族间的区分界线何在，并由考古与历史学来说明导致这些民族之存在与区分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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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语言研究所”创立者傅斯年先生之名言“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代表该所成立之初一种新的研究精神，也就是对所谓“新材料”“新方法”的重视。(4)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究竟这些早期研究者在找些什么？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什么力量驱使他们从事这些“寻找”？我们由傅斯年在1928年所写《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可见一斑。他在该文中写道：“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第一步想沿京汉路……第二步是洛阳一带”；“广州的四方是最富于语言学和人类学的材料的”。(5)于是，一些人员被派遣到华北，在“历史学”所建立的“过去”架构下，以“考古学”寻找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源头。后来他们缔造闻名世界的安阳殷墟发掘，并对于龙山文化、彩陶文化、北京人等考古普遍知识的产生有相当贡献。另一组人员被派至中国西南与南部，以“语言学”与“民族学”寻找国族边缘；后来他们所得语言、文化和体质材料，也有助于“中华民族”与“中国少数民族”的建构与识别。可以说在国族主义下，当时许多学者都在从事两种探索——国族的“起源”与“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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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新方法”并非用于所有田野，“新材料”也非得之于所有的地方；往何处找，以何种“新方法”寻找，是有区分的。历史学与考古学主要被用在中原地区，以找寻国族与国族内各民族之“起源”；(6)民族学和语言学则多被用在南方，来寻找国族与各民族之“边缘”。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国族核心与边缘观念，使得他们以选择性的“新方法”“新材料”，来建构描述国族所需的语言、历史、考古与民族文化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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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寻找”的动力，我们由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中可略见端倪。在本书第一讲之始，他写道：“四十多年以前，我初入中学读书，当我知道自己生于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国度里时，常觉欢欣莫似。”接着，他提及20世纪初中国启蒙运动者，对中国古史要求“拿证据来”的怀疑之风。他说：“这种找寻证据的运动对传统的治学方法，无疑的是一种打击……近代中国考古学就是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产生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为中国“五千年悠久历史”找寻证据，的确是近代中国考古学者“寻找过去”的基本动力。李济因此提出，近代中国考古学家之工作主要回答两类问题：“其一是有关中华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是为有关中国文化的性质及其成长。”(7)如此更可见国族主义如何为当时的学术探索提供动力与方向。李济的体质学亦如此。体质人类学者王道还，在研究李济的人类学研究志向与特色时曾指出，“李济一生的学术，可以用民族史三字概括，体质人类学只不过是治民族史的工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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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历史语言研究所”之著名历史、考古与民族学者之学术名作，如傅斯年之《夷夏东西说》，芮逸夫的《中国民族的构成》(9)以及李济《中国文明的开始》，由某一角度来说，多少都反映着“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族主义之结合；这些名作，也强化了中国国族内涵与其内部区分。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中最后亟呼：“我们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此也强烈反映借“科学方法”以实践国族认同之旨趣。(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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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边缘之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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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者之使命，不只是建立中国自身的新学术传统，以凝聚国族及刻画国族边缘，更面对着西方与日本学者在中国从事之“学术调查研究”中所包藏的政治与资源野心，特别是对中国周边地区。民族主义盛行并传播于全球的时代，也是一个“边疆”争夺的时代；过去模糊的旧帝国“边疆”，在资源争夺中逐渐被各个民族与国族之明确“边界”切割、划分。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法国、英国调查者走入中国西南边疆，在此他们常宣称“发现”当地非汉族群为“以色列人的后裔”或“印欧民族”。如20世纪20年代初，英籍传教士陶伦士（Thomas Torrance）在岷江上游地区传播基督教。他将本地羌民宗教视为一神教，又认为如此高等之宗教必然来自西方，所以羌民应是古以色列人的后裔。在这样的文化偏见与宗教进化论之下，一切羌民文化在他眼中都成了以色列文化之遗留。(11)虽然这些学者未必有政治野心，但如此文化中心主义下的历史文化想象，常催动扩张主义者的政治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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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许多日本调查者也走入满、蒙，并宣称日本大和民族与这些北亚游牧人群有密切的民族文化关联。多少受到这些学术研究影响，20世纪20至30年代日本提出“满、蒙在中国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论。傅斯年等学者乃急促写成并出版《东北史纲》一书，辩证“满洲”乃中国之东北，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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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觉到西人与日人对中国边疆研究背后的政治兴趣，中国知识分子也积极在国族边疆地区进行民族学调查工作。此时，东北有凌纯声，东南有何联奎、徐益裳、黄文山，台湾有林惠祥；更多学者在西南地区作民族调查，如丁文江、丁骕、杨成志、凌纯声、芮逸夫、费孝通、徐益裳、庞新民、胡鉴民、庄学本等。他们对西方民族学所知深浅不一，在他们的著作中或混杂着明清以来汉人士大夫之边疆游历书写，或应用清代乾嘉之学的声韵、训诂。无论如何，一种新的民族志写作逐渐产生。其主要关怀是，首先，历史渊源，特别是边疆民族与汉族的历史族源关系。借着历史地理学、古地名与族名的声韵训诂，以及考古文化与当代少数民族文化间的关联或相似因素，学者建立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间的长远历史和血缘、文化关联。这是以“历史”来根基化（primordializing）民族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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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民族分类。学者由语言、文化、体质所显示的民族系统分类，来强调中华民族中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的特性。这是以语言、体质、文化分类来系统化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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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文化与风俗描述。学者描述边疆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态、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社会组织等。这是在中华民族中分别各少数民族的文化特性，以典范化各个民族，并区别何者较为进步或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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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新的民族志书写中，学者也表现其民族主义下的现实关怀；他们或仍承袭清代安边、治边之策论书写，或讨论如何以汉文明造一五族混合之新民族（同化论），或论述民族平等，以及如何扶持“弱小、落后”民族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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