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124802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1707124138]
1707124803
德国与中国：历史中的相遇 六 郭实腊与中国
1707124804
1707124805
2011年10月26日
1707124806
1707124807
上个星期三下课以后，有一个学生跟我见面，提了好多的问题。这位同学总愿意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怎么翻译中国作品，这让我觉得奇怪，澳大利亚能够代表德国吗？对他来说，澳大利亚是西方的一部分，德国也是西方的一部分，所以可以从澳大利亚来看德国。但是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今年5月份去澳大利亚开会，从德国出发必须先乘13个小时飞机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再飞6个小时才到澳大利亚。这说明澳大利亚与中国比较的话，离德国更远。所以对我们来说，中国近，澳大利亚却不近。另外，这位同学提出来的所有问题与我们的历史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在澳大利亚汉学中，他们比较少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因而认为我们西方人有问题，我们努力不够。但是我说过，在德国，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文学方面，只要有什么优秀的著作，肯定至少会有一个译本，也可能会有几个译本。比方说《道德经》在德国有一百几十种译本，而《论语》也有不少译本。所以，我想再提醒你们，所谓的统一的“西方”概念，是有问题的，是根本不存在的。
1707124808
1707124809
今天我想结合《郭实腊与东亚基督教：处在文化间的传教士》一书54，给你们介绍一位德国来华的传教士，也想提醒你们，不一定非要从帝国主义来看传教士，我们也不一定非要以为帝国主义和传教士是分不开的。我今天给你们介绍的德国人叫Karl Gützlaff（1803—1851），这个姓在德语中很少见。郭实腊于1803年生于今波兰境内的佩日采（德文：Pyritz，波兰文：Pyrzyce），1851年在香港去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墓还在，在香港坟场（Hong Kong Cemetery），也就是所谓的跑马地坟场。由于埋葬于此坟场的多是基督教信徒及西洋人士，香港人又称这块墓地为“红毛坟场”。郭实腊的中国名字据说是当时厦门一家姓郭的大户给起的，这个家族接受他做他们的儿子。郭实腊如何能够在厦门找到一个姓郭的家族，要求作为他们的儿子而受到抚养呢？这些问题我们并不清楚，不过这个厦门的郭姓家族真正地帮助了他。当我们看郭实腊的照片的时候，一眼就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新教的牧师。但是他跟利玛窦不一样，他到了中国以后，他就穿了中式的服装，这本书里也收录了一张这样的照片。书上是这么写的，但我却觉得，这一服装很可能有一点中式衣服的样子，但不一定是真正的中式服装：如果我们看他的帽子的话，会觉得太奇怪，上衣也不是中式的，但裤子可以算中国式的。我不太清楚他为什么要穿成这个样子，还是你们觉得19世纪中国人的服饰就是如此？我只是好奇，也许你们会知道得比我多些。
1707124810
1707124811
附录 6.1
1707124812
1707124813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中文名：郭实腊，一作郭士立、郭实猎。中文译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居茨拉夫。普鲁士来华新教传教士。1831年初搭帆船由暹罗前往中国，在澳门一面行医，一面传教。1832年他陪同英国东印度公司商业间谍林赛乘坐“阿美士德伯爵号”商船北上，远达朝鲜、日本。9月返回澳门。同年10月，他乘鸦片商查顿的商船“气精号”（Sylph）再次北上，到达东北牛庄（今营口）。根据这三次旅行，写成《1831—1833年在中国沿海三次航行记》一书。其后翻译《圣经》，出版《保罗言行录》（1837）等。1840年鸦片战争中，他担任英军司令官的翻译和向导，以及英军占领下的定海知县、镇江知府，并参与起草《南京条约》。1843年在香港开埠之后，担任首任香港总督亨利·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1789—1856）的中文秘书及抚华道。1851年在香港去世。
1707124814
1707124815
编这本书的是两位德国学者，赖因哈特·卓尔纳（Reinhard Zöllner，1961—）是位历史学家、日本学家，自2008年起在波恩大学任日本学教授；而从2008年任职于英国拉夫堡大学的孔正滔（Thoralf Klein，1967—）教授曾经在波恩、广州和弗莱堡学习过历史、政治学和汉学，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可以说是亚洲历史学家。作序者威尔弗里德·莎尔劳（Wilfried Scharlau，1934—2004）55是一位比较有名的记者，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郭实腊，非常有意思，但是莎尔劳已经去世了，所以这里面只能找到他的序，没有别的。这本书是在波恩的郊区圣·奥古斯丁（Sankt Augustin）出版的。圣·奥古斯丁有一座天主教修会圣言会（拉丁文：Societas Verbi Divini/SVD）的修道院，圣言会除了在鲁南等地传教之外，后来也在中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建立了代牧区和监牧区。1933年，圣言会从本笃会手中接管了北平辅仁大学，这所天主教大学是现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台北还有辅仁大学。因为这个教会的大部分人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也就是1949年以前，在中国做过传教士，所以他们那里上了年岁的神父都会中文，也有研究中国宗教、历史、文化的传统。另外，他们也将原来在辅仁大学的图书馆运了过去，建立了一个汉学研究所。在汉学学术界圣言会之所以有名，是因为他们出版一本很有名的汉学学术刊物Monumenta Serica（中文名字叫《华裔学志》），Serica是“中国”，而Monumenta是“纪念碑”“标志性的文化遗产”。“华裔学志”研究所还有自己的出版社——斯太尔出版社（Verlag Steyl），组织、出版重要的汉学方面的丛书。由于他们本身的教会背景，他们特别喜欢介绍和再思考18、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思想和学术。实际上，传教士的观点是宗教的、神学的，或者说天主教的，所以他们的观点跟普通的汉学家的观点不一样。比方说如果有美国历史学家，他们对传教士会表示强烈的批判，但如果他们在斯太尔出版社出版自己的书，观点可能会客观一些。我看记者莎尔劳写的序时，吃了一惊。他的看法是不是有道理我不敢说，但是他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中国学者看郭实腊的时候肯定会说他代表当时的德国，或是国际的帝国主义，所以从他那里来看帝国主义和传教士是分不开的。这么说当然有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所以莎尔劳说，一个从19世纪普鲁士国来的传教士能够让整个世界关注到中国和中国文化是很奇怪的。另外，这个于1803年在波莫瑞（Pommern）——原来是德国东部的一个州，现在属于波兰——出生的传教士，可谓先驱者，作为新教传教士，他穿着水手的衣服，非法来到中国。他为什么是非法到中国呢？因为他想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现状。莎尔劳这么说，我想是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呢？不少受到后殖民主义影响的学者常常会批判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只是文本上的了解，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一般来说，这些学者不会继续思考为什么会这样。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到鸦片战争以前，外国人一般不能随便到中国来。如果到了中国，他们应该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留下来，不能随意离开，也可能他们居住的地方外面会有负责监视他们的人。作为西方人，在“文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随便外出，即便是从北京去天津，我们也应该先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可以去。而我们到了目的地之后的第一要务是什么呢？就是到公安局去，告诉他们我们到了。离开天津以前，我们也应该到公安局去，告诉他们我们现在要回北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根本没办法按照自己的爱好或是兴趣去看中国。那么在这类情况之下，一位汉学家真的能够了解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但的确有很多困难。我等一会儿会多说说郭实腊，因为他会中文，敢到处跑。所以他能了解到不少对英国商人来说非常重要的消息。莎尔劳是这么说的——而不是这本书里其他学者的观点，郭实腊帮助英国商人在1842年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另外，郭实腊的中文非常好，得益于他特别努力地学习这门语言，他把《圣经》翻译成了中文，并且这个译本影响到了太平天国。所以，莎尔劳指出，中国的革命和郭实腊也有关系，但具体有什么关系，好像这本书并没有说得太清楚。
1707124816
1707124817
1707124818
1707124819
1707124820
6.1 身着中式服装的郭实腊（左图）及《郭实腊与东亚基督教：处在文化间的传教士》书影（右图）
1707124821
1707124822
郭实腊的敌人非常之多，不单单是中国学者会批判他或是咒骂他，在当时的英国、德国，也有人觉得这个郭实腊是非常有问题的。比方说，一个英国人叫他骗子，说他欺骗人。另外一个人则说他精神有问题。这些我就不多说了，接下来我继续介绍莎尔劳的思路。有一句话，是郭实腊在1838年说的，如果从德文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意是：“我应该到中国去传教，中国应该知道《圣经》里面的福音，因为我自己觉得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地方，所以我应该给他们带去《圣经》之光，无论用什么方法我都会完成我的使命。”他这么说有一点可怕，因为等会儿你们也会知道他甚至可以和卖鸦片的商人合作。但是郭实腊的历史背景异常复杂，而一般的学者常常不会考虑到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无论如何，到现在，比较客观的学者都会说他是一个“文化中介者”（Culture Broker），或说“（熟悉两边情况的）中间人”（Go-between），这两个短语的意思都一样：因为有他，所以国外能够多了解中国；因为有他，所以中国也能够多了解国外。郭实腊的著作非常多，他用德文、英文、荷兰文和中文写作，也有日文的著作，而这些在19世纪是非常有影响的。他专门写过一部中国历史的书56，还有很多其他的书。那他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Culture Broker呢？这个Broker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词，这里用到了英文中的动词break（开辟、打开），可以把Broker看成一个打开中国文化大门的人。那他为什么会那么成功呢？首先，他的中文非常好，这是所有人都承认的。他和利玛窦一样可以用中文写作。其次，他知道中国文化的体系和英国、德国的文化体系不一样。此外，无论是在中国还是英国还是德国，他到处受到他人的信任。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是——无论是对外国，还是中国学者——郭实腊在中国建立了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会。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有机会去香港道风山，参观道风山那里的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你们会发现那里有些协会代表中国式的基督教。如果有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天主教、新教的话，也会有一个德国式的、瑞士式的，或是瑞典式的基督教吗？我自己觉得非常奇怪。但是有学者认为，因为郭实腊，所以中国有了自己的基督教、自己的新教、自己的天主教。
1707124823
1707124824
1707124825
1707124826
1707124827
6.2 《华裔学志》总第60期（2012，左图）及华裔学志研究所主编的“华裔学志”丛书系列其中一册——《古代中国的名家》（2013，右图）书影
1707124828
1707124829
郭实腊出身于工人家庭，他父亲是做皮带的工匠。有一次普鲁士国的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1770—1840）访问波莫瑞州的时候，年轻的郭实腊为国王陛下朗诵了一首歌颂他的诗，令国王感动不已。威廉三世于是帮助郭实腊去了柏林。1821年郭实腊在柏林上了教会学校。让我感到非常奇怪的是，在柏林的那个新教教会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德国人，而是英国人和荷兰人。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大家知道，当时的普鲁士还是一个很穷的小国，根本没办法跟富庶的中国相比。普鲁士没有船，所以他们没办法派传教士去中国传教。而作为老牌帝国主义的英国和荷兰，虽然地盘不大，无法和中国比，但是从海军等来看，是强大的国家。所以普鲁士政府在柏林培养了大批英国人和荷兰人，因为英国和荷兰的船只很多，这些学生学成后可以代表普鲁士去亚洲进行传教活动。郭实腊离开这所学校后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我不清楚，这本书也没有讲。我估计他离开学校之后应该念了大学，可能学了语言。无论如何，郭实腊于1830年去了泰国（当时称作“暹罗”）首都曼谷。他到了泰国以后，在那里做什么呢？他到中国人那里去了，到唐人街向华侨传教。他为什么这样做，书中没有交代。
1707124830
1707124831
1707124832
1707124833
1707124834
6.3 香港道风山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左图）及道风山的标志性建筑物十字架（右图）
1707124835
1707124836
郭实腊在48年短暂的一生中结过三次婚，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任英国太太在1831年生孩子的时候去世了，然后1834年他和第二个英国太太结婚了，但是她也去世了，最后他又和第三位英国太太结了婚。我为什么提到这一点呢？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跟他结婚的三位英国女士都很有钱。因为有了资金的保障，所以郭实腊成了一位自由的传教士，他不属于任何教会。他想去什么地方都不用听领导的话，他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他在中国时，大部分时间住在澳门。19世纪30年代，他四次从澳门出发来侦察中国的海岸。1838年他出版了一本有意思的书，叫China Opened，可以翻译为《中国被打开了大门》57。有好多人批判他，因为除了他，别人都认为中国没有打开过门，相反地还把自己的大门关闭了。那郭实腊为什么能够写这样一本书呢？因为他根本不管到了大陆后能不能到处乱跑，他想去什么地方就去什么地方。他的侦察旅行有一个固定的背景，即作为英国商人的翻译，他要帮助商人和中国人进行交流。从1834年开始，郭实腊帮助英国观察中国的情况，然后向他们报告他在中国大陆的所见所闻。他也在大陆发展中国特务，要他们帮他的忙。因为他不反对在运鸦片的船上进行传教活动，所以不少人到现在还会提到这一点。我应该这么说，如果有人，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学者只要提到传教士，他们总会把鸦片和《圣经》联系起来，说有一个传教士，他在一艘携带鸦片的船上发给中国人《圣经》。他们这么说当然也是有其道理的。但是，郭实腊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在1844年建立一个中国人的组织，他希望能够培养中国自己的牧师。他发展了一套自己的传教理论，因为他要求中国能够早一点听到福音，而如果只有外国人在中国传教的话，中国人又特别多，中国人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听到福音。所以郭实腊要求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牧师。他安葬在香港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墓地——香港坟场里，他的墓碑上写着“中国人的使徒”（Apostel der Chinesen）。但是因为他的敌人太多，所以后来有人把他的墓志改成了“the first Lutheran missionary to China”（在中国的第一位路德宗传教士）。
1707124837
1707124838
1707124839
1707124840
1707124841
6.4 普鲁士国国王威廉三世
1707124842
1707124843
那为什么说郭实腊是违法的呢？你们应该知道，从1639年在日本、1725年在中国、1801年在韩国、1825年在越南开始，外国的传教士不能把《圣经》发给那里的中国人。中国不允许传教士在中国传教，也不允许外国商人在中国做买卖。这样，外国商人和传教士就有了共同点，亦即希望中国可以开放，以便于商人做买卖，传教士传教。这也是他们之所以常常合作的原因。那么，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坏的吗？如果从今天的价值观来判断，做买卖并没有什么不好，因为货物的交换谁都需要。没有买卖，中国不能够富起来。那传教呢？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人强迫别人做基督教徒的话，我觉得传教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大问题。传教士不可能拥有自己的船只，这也是郭实腊为什么要与商人合作的一个原因——因为商人都拥有船只。德国学者认为，郭实腊对中国人的态度是平等的，他觉得中国人和外国人是平等的。在这点上，他是进步的。当然，我们也应该批判地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德文有一个固定的说法：无论你做什么，无论你选择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目的是对的，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因此，郭实腊也给欧洲人报告说自己不喜欢亚洲发生战争，不喜欢英国人跟中国人打仗。但是他没有别的办法，必须当英国人的翻译，要不然无法完成传教的任务。从1989年开始，德国允许我们德国学者、历史学家、知识分子还有作家们思考苏联的历史。原来西德是一个受到中国“文革”、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影响的小国。但是1989年民主德国和苏联解体之后，我们认为应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是什么的问题。此外，苏联慢慢开始开放档案，也逐渐有人敢说——以前我们所了解的苏联历史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很少人敢说，大部分人保持沉默——我们说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1878—1953）与郭实腊一样，为了获得一个真正的、纯粹的社会主义，什么手段都使用过。当时的苏联，无论是犹太人，还是中国人，还是自己人，只要不够纯粹，斯大林都置他们于死地，或是送他们进监狱。斯大林的政策是一个恐怖政策，现在德国有很多关于他和那个时代的书。当时也发生过人吃人的现象，有很多历史档案和文献为证。
1707124844
1707124845
1707124846
1707124847
1707124848
6.5 《中国被打开了大门》书影（左图）及郭实腊之墓（右图）
1707124849
1707124850
《南京条约》——如你们所知——于1842年签订。这个条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活动，但其范围基本上限定在固定的城市里，比如南京。如果离开固定的地方、深入内地的话，还会有判死刑的危险。因为郭实腊觉得自己和中国人一样，他觉得中国人跟他并没什么区别，所以他因此也受到他的外国同行或同事的批评。郭实腊有好多特点，他好像不属于任何国家，也不属于任何民族，他不代表当时的普鲁士国——当时还没有德国，德国当时可能分裂成了150个小国。那么，郭实腊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我下面还会专门讲，他发明了很多现代中文的词汇，这些词汇一直到现在，中国人仍在使用。可以说，传教士帮助中国人丰富了中文词汇。比方说，我们今天用的中文中近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一词，就是由传教士创造出来的，原来我们以为来自日语，其实不然。58这是他为什么重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他对太平天国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太平天国用他翻成中文的《圣经》来创作他们自己的《圣经》。此外，有些中文词，他赋予了它们新的意义，比如“基督教”——以往，现在。再有就是，他音译了一些地名、人名等，到现在我们还在用：德国北部的海港城市Hamburg的中文译名“汉堡”就是郭实腊首次翻译的。我曾提到过，这座非常漂亮的大城市与中国有四百年之久的友谊，因为汉堡是一个港口城市。除了“汉堡”之外，诸如“以色列”“犹太人”等专名，还有基督教中的名词如“恩典”等，都是他发明的。另外，他使用了一些中文词，但是从内容看，改变了它们原有的含义。比如，《圣经》里有logos，这是什么意思呢？很难说。一般来说，我们把logos翻成英文的word（词）。《新约》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太初有词，然后词变成肉身。59那郭实腊是如何翻译logos呢？他把它翻译成了“道”，这是非常有意思的。60所以“道”不仅有中国哲学的传统内涵，从此以后也还有了欧洲神学的意思。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1814—1864）是郭实腊弟子的学生，他在香港曾跟随老师一起学习郭实腊翻成中文的《圣经》。
1707124851